他兩任搭檔都出事，職務晉升快，從營長到師長1年：三仗升四級

1948年10月30日，黑山以西的寒風裹著泥沙撲向戰壕，敵我兩軍的機槍聲此起彼伏。第10縱28師的指揮所里燈光昏暗，一位將領按住紗布包裹的右眼，聲音低沉卻極有力道：“陣地，就是命。”參謀長愣了一下，立刻點頭。說這句話的正是賀慶積，一個常年把生死壓在刀尖上的人。

他在紅軍時期已是師長，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部隊改編，番號變了，資歷也要讓位給建制，他先干副團長，再做團長。很多人心里堵得慌，他卻笑說：“跟誰干不是干？山頭要緊。”結果，他的團一戰攻下河曲以北高地，二戰闖進雁門關外圍，三戰奪得靈丘東南陣地，連續三仗，番號沒換，軍銜卻從營長、團長一直跳到師長。老首長劉轉連搖頭感嘆：“三仗升四級，這小子命硬！”

戰場當然不會一直順風。在陜甘寧時期，他的搭檔接連出事。先是團政委樂尚連深夜叛逃，把行軍路線拱手送給敵軍；后是師政委湯祥豐在河曲突然失聯，幾天后確認投敵。兩次變故發生時，賀慶積都在火線上，他沒時間多想，只能咬牙頂住。但一回到延安，他還是憋不住問首長：“是不是我問題大？”王震拍拍他肩膀：“硬骨頭的鋒芒，軟骨頭消受不起。”

1946年3月，東北形勢驟變，部隊缺人。東滿軍區副司令的任命電報剛送到，他卻請戰：“副司令離火線太遠，給個旅帶吧。”組織被他的脾氣弄得哭笑不得，只好批了。隨后，他帶著第3旅撲進四平街，穿巷戰、鉆屋戰，步槍、刺刀一路撕扯。長春戰斗時，他沖在最前，流彈擊碎鏡片，右眼徹底失明。醫生建議轉業，他睡了一夜，拄著拐杖回到作戰室，“走不了了，就趴著指揮。”四個月后，繃帶拆下，他重新站在出發線上。

遼沈戰役爆發，黑山防線是鎖喉要道。敵軍廖耀湘新6軍、新1軍從錦州方向猛插，意在撕開口子救援。賀慶積把師部設在一條廢棄排水溝，“敵人想過去，得從咱尸堆上踏過去”。10月27日至30日，28師陣地換了三次手，都被他重新奪回。追擊展開，他判斷敵軍軍部潛在五里堡，當晚分出一個加強團包抄。次日清晨，繳槍的人群里出現一位少將軍裝的俘虜，這就是王牌新6軍軍長李鴻。當時有人替他慶功，他笑得像孩子：“少說英雄，陣地沒丟才算數。”

論勛績，他本可再上一階。1955年授銜時，授少將，三枚一級勛章掛胸前。王震看名單，皺眉直言“低了”。賀慶積聽見，笑道：“說真的，打了半輩子仗，讓我回去種地都甘心，牌子大小不當回事。”這話一點不虛偽，他在湖南老家時就是放牛娃，早年逃荒到四川，靠扛木料混日子。1933年參加紅六軍團，不到兩年成了師長，拿槍的日子遠比拿鋤頭順手。

值得一提的是，賀慶積的脾氣向來“沖”。紅軍時期，他不愛寫戰報，只在紙上涂倆字：“打贏。”三十年后，他給軍校聽課學員留的一句話依舊簡短：“上陣，必須敢。”這種行事風格讓人又怕又敬，卻也正合那個時代對猛將的期待：不懼犧牲，敢啃硬骨頭。

有人統計過他的負傷記錄：大小12次，最重的眼傷，一般人要報病退，他卻硬撐；腿部兩處貫通傷，取子彈之后不到十天就上陣。醫生直搖頭，他只回答一句：“戰機不等人。”這股狠勁，與其說來自血性，不如說是對勝利的執拗。東北戰場剛起步時，裝備差到極點，他帶一個連進撫松縣搶占日偽遺留庫房，槍管都生銹了；半年后，他能用繳獲的美械把部隊武裝得像“外國軍”。有人問訣竅，他笑道：“打就行，打了就有。”

兩個搭檔的叛逃像針一樣扎在心頭，可他從沒借口推脫責任。后來他總結：“部隊最怕兩樣東西，槍慢，心散。心散了，比槍慢更危險。”這種體會并非紙上談兵，而是無數緊要關頭捅出的教訓。1946年四平街反復拉鋸，情報混亂，一時找不到團政委，有士兵慌了。他把紅旗插到墻頭，大喊：“旗在，人就在！”短短一句把潰兵逼回陣地。戰后有人回憶：“那聲吼，把耳膜都震麻。”

抗戰、解放戰爭一路走來，從皖南、太行到松遼平原，山地、城市、平原戰他統統摸過門道。兵變？叛逃？照樣頂住。正因為此，才有三仗升四級的傳奇，也有黑山阻擊王牌的硬氣。對年長的老兵而言，賀慶積的經歷是一把鋒利的指北針——指向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立足陣地，死戰到底，這才配叫“猛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