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劉宗智
重大歷史題材劇《太平年》正在熱播。該劇以五代十國為背景,聚焦吳越君主錢弘俶“納土歸宋”的史詩歷程。在主線人物成長軌跡之外,那些穿梭于權力更迭與命運漩渦中的配角們,同樣承載著厚重的戲劇使命。董勇飾演的“政壇不倒翁”馮道、倪大紅詮釋的權臣胡進思……這些戲份未必最多、卻各具神采的角色,何以能牢牢抓住觀眾的心?
更豐富的人性維度
在《太平年》的配角群像中,董勇飾演的馮道無疑是最特殊,也是最耐人尋味的角色。他深諳生存之道,在每一次王朝更迭的刀鋒上謹慎行走,這種“務實”近乎“圓滑”;他侍奉過包括契丹在內的不同君主,這種“適應”難免招致“投機”的質疑;他極少做出玉石俱焚的激烈抗爭,更多的是隱忍與周旋,這又容易被看作“懦弱”。然而,劇集正是通過這些看似“不完美”甚至“有爭議”的特質,展現亂世中的試圖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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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年》對馮道這一角色的深度挖掘,映射出五代十國時期知識分子的精神困境。劇中通過馮道與不同君主的互動,展現了他如何在“道”與“勢”的夾縫中尋找平衡點。繼在《繁花》中成功飾演范總后,演員董勇在《太平年》中對馮道的演繹堪稱驚艷,董勇對馮道的解讀是:“在紛亂的年代,只有太平年才可以讓老百姓男耕女織、安居樂業、生兒育女、傳承文化,才能國富民強。”
劇中其他配角也因卸下了“英雄”的包袱,得以展現更為立體的人性剖面。權臣胡進思對權力的貪婪與對舊主殘存忠誠的撕扯;石重貴從奮力抵抗到徹底幻滅的崩潰……他們可能目光短淺,可能私心深重,可能猶豫不決,可能徹底失敗,正是這種去除了“完人”枷鎖的塑造,使配角往往承載著更鮮活、更復雜的人性維度,成為觀眾理解歷史與人性的重要切口。
高光時刻張力十足
《太平年》的配角塑造之道在“精”而不在“泛”。編劇并未平均用力地平鋪每個人物的生平傳記,而是匠心獨運地將筆墨濃縮于其命運的關鍵轉折點或極具爆發力的“高光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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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晉宰相桑維翰的塑造便是典范。劇中并未詳盡敘述他如何輔佐石敬瑭建立后晉的完整過程,而是聚焦于契丹兵臨城下、國家危亡之際,他與錢弘俶那場關于“道義”的激烈辯論。最后面對張彥澤要求接管開封府衙的威脅,桑維翰端坐高堂之上,并無怯意,只是淡漠答道:“我這個開封府尹還在,你接管不了。”張彥澤追問引信、戶策與案卷,桑維翰高聲直言“砸了”“燒了”,“諸般籌謀虧暗室,一番計算總成空,桑某的路已然走完了,能以這條命堵住你和杜重威的路,也算是不虧。這條斷頭路,先帝能走通,杜重威卻走不通,你更走不通。”張彥澤氣極,提劍直刺桑維翰胸口,桑維翰毫不退縮,反而向前傾身,目眥欲裂,人物形象由此在悲壯中得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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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后晉末帝石重貴的悲劇性,也通過幾個緊密關聯的關鍵場景被刻畫得入木三分。從繼位初期廢除歲貢、意圖振作的決絕,到兵敗后大朝會上面對馮道宣布禪位與群臣倒戈時的凄惶無助,再到素衣白帳中對錢弘俶等人吐露“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你若良善,你便該死”的幻滅之言。耶律德光兵臨城下時,他那句“邯鄲旅客,一夢黃粱。朕的黃粱飯,熟了”的哀嘆,更是將個人命運的荒謬與時代洪流的殘酷交織在一起,極具感染力。
桑維翰的“死節”與石重貴的“幻滅”,都在有限的場景內,通過高度濃縮、極具沖突的對話與行動,爆發出了震撼人心的戲劇能量。這種“以點帶面”的塑造方式,讓配角不再是推進劇情的功能棋子,而是成為承載歷史重量、折射人性光輝的鮮活個體。
演技賦予角色靈魂
配角們的動人之處,不僅源于劇本的精心雕琢,更離不開演員們爐火純青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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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越國三朝老臣胡進思,便是這樣一個極具張力的權臣。作為歷經三代君王的開國元老,其樹大根深、猜忌狠辣的性格,在開場不到一分鐘的戲中便立住了。他毫不猶豫地下令斬殺將領周平,眼神冰冷,殺伐果斷,瞬間立起人物“性兇暴,多猜忌”的底色。倪大紅的表演極度內斂而充滿控制力。在多數宮廷戲中,他往往垂手靜立,僅憑鷹隼般掃視全場的目光與細微的表情變化,就傳遞出深不可測的謀算與威嚴。在錢元瓘病危的重場戲中,他背負君主沖出火場時步履焦急、神情憂懼,全然是忠臣模樣;卻在聽聞遺言之際,眼中倏忽掠過一絲難以捕捉的盤算。這一精妙的細節,將老臣內心深處忠君與權欲的復雜博弈展現得淋漓盡致,使人物超越了簡單的“奸惡”標簽,變得層次豐富、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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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一天對后晉高祖石敬瑭的詮釋同樣令人印象深刻。聽聞涇州慘狀時,他高坐龍椅,眼神渙散,一句冷漠的“此乃構陷節帥”,便將直臣交還軍法處置,帝王對權力的維護與對民瘼的漠然盡在其中。而在臨終托孤一場,他躺在病榻上氣若游絲,言語斷續卻目光緊切,將對權位的不舍、對幼子的憂懼、對身后事的無奈,細膩地交織于微弱的氣息與眼神的變化之中,演活了一位末世帝王的復雜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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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勇智飾演的吳越王錢元瓘,病榻托孤一場戲同樣將情感推向高潮。被銀針強催醒轉的他,每說一字都似耗盡氣力,偶爾發出倒吸氣的短喝聲,將肉體痛苦與精神焦慮表現得極具真實感。面對權臣與儲位難題,他眼中交織著父親的憂慮、君王的不甘與最終的妥協,極度克制的表演反而傳遞出巨大的情感張力。而這份情感的延續,在兒子錢弘佐(吳昊宸 飾)身上得到承接。吳昊宸并未使用號哭等激烈方式,而是通過通紅的眼眶、肩頭的微顫、攥緊又摩挲祖傳扳指的指尖等細微動作,將驟失至親的悲痛、突臨大位的惶恐與重任在肩的沉重,層層遞進、含蓄而有力地呈現出來,引發觀眾強烈共情。
正是這些演員“于細微處見真章”的功力,讓配角真正“活”了起來,成為攜帶歷史質感與人性溫度的生命印記。
貼近現實引發共鳴
歷史劇的魅力,不僅在于還原過去,更在于能讓當代觀眾從中看到自己,產生情感與思想的共鳴。相較于高高在上的帝王將相,《太平年》中的許多配角,其身份、處境與抉擇,往往更貼近普通人的視角,也因此更易撬動觀眾的心扉。
劇集開篇即以觸目驚心的方式,將抽象的“亂世”化為可感的具象之惡。北方軍閥糧草殆盡,竟將百姓視作“兩腳羊”。昔日的后晉帝以牽羊禮在城外跪迎契丹,風沙漫卷中他佝僂的身軀與身后飄揚的契丹旗幟形成刺眼對比。汴梁城破后,張彥澤縱兵燒殺,火光血泊中,一個伏在親人尸體上絕望痛哭的小女孩,用最純粹的悲慟,控訴著戰爭的殘酷。這些基于史料的情節,讓歷史的苦難不再是冰冷的數字或概念,而落回到一個個鮮活生命的切膚之痛中,極具震撼力。
張彥澤的形象,是亂世中人性之惡膨脹的極端典型。他為私利叛國屠民,最終眾叛親離。得勢時宴請公卿,滿朝無人赴宴;失勢后囚車游街,百姓擲石唾罵。他的下場,直觀地昭示了“失道寡助”“無德無義者終為天下所棄”的樸素道理,這既符合歷史邏輯,也契合觀眾最根本的道德情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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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如水丘昭券這樣的角色。他力圖在亂世權斗中持守秩序、踐行仁義,多次挺身穩定朝局,促進政治和解,展現了人格的操守與擔當。然而,這樣一個“理想型”人物,最終仍未能逃脫被誅殺的悲劇命運。他遇害后,“雖政敵家屬亦為之痛哭”,這寥寥一筆,賦予了冰冷歷史以溫暖的人性光輝。他的命運,讓觀眾在唏噓之余,更深刻地體會到在歷史洪流中個體堅持的艱難與可貴。
當主角們背負著詮釋歷史方向的重任時,配角們則更多地承載了歷史重壓下個體的呼吸、心跳與嘆息。這些配角們用精彩的表演讓觀眾看到,在滾滾向前的歷史車輪旁,還有無數或堅定、或踉蹌、或隨波逐流的足跡,這些足跡共同構成了歷史的深厚土壤,也讓那段遙遠的過去,變得可感、可嘆、可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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