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有百萬大軍，太子造反，皇帝詔你勤王，你是否遵命？

1643年仲春，大雪未盡，遼東邊軍大帳里傳來急報：京城內宮燈火通宵，太子借宿衛起兵，自稱“監國”，皇帝連夜下詔，命握有百萬甲士的寧遠王即刻進京平亂。史書為后人留下的不過短短數行，可那一刻營帳中的空氣卻重得像鎧甲。參將低聲問：“殿下已起兵，主上急詔我等勤王，如何是好？”多年的征戰并未讓寧遠王的眉頭舒展半分，他知道，自己已被推到刀刃上。

古代軍權與皇權的糾纏，從周公到乾隆，從藩王到總督，故事套路看似重復，卻從未失去火藥味。帝國最深的頑疾正在于此：父子君臣共處一座金色囚籠，愛恨責權混作一團。太子身份注定矛盾，他要受制于皇帝，又必須在群雄環伺的東宮樹立威望。皇帝則盯著繼承人羽翼漸豐，既欣慰又恐懼，欣慰的是江山后繼有人，恐懼的是自己的老去和權杖旁落。于是，一紙薄詔，把重兵在握的外藩或武將拉進父子二人之間的生死賭局。

多想一步：若寧遠王此刻閉門不出，假裝軍情路遠、天寒難行，京師可能轉眼易主。新皇少不得清算那位“不救駕”的封疆大吏，百萬大軍也會被分拆。坐山觀虎斗，看似穩妥，實則兩邊都欠了情面，等于把頭置于刀口。古今中外，那些“按兵不動”的諸侯，下場往往最慘。哪怕手握重兵，也頂不住兩代新舊皇帝車輪式削藩。

再換條路：揮師勤王。兵行三千里，旌旗一到京畿，太子暫時無力匹敵。勤王成功，皇帝欣喜若狂，自然重賞。然而照例，賞賜過后便是猜忌。在皇帝眼里，大軍駐蹕京畿，與虎臥榻。削兵、換將、調防迫在眉睫。要保全自身，必須在入城前就提出具體軍餉、封地、甚至太子冊立建議，將利益白紙黑字固定，讓皇帝在群臣面前當眾應允。如此雖可延緩猜忌，卻絕難根除。

還有第三條選項，扶助太子。東宮起兵，多半事出有因：或皇權長久壓制，或朝堂朋黨傾軋。百萬大軍若南下附逆，勝算不小。太子若即位，新朝用人之際最缺可靠臂膀，一封“靖難功臣”的誥命足以讓寧遠王坐鎮軍機二十年。風險是太子若敗，全族皆亡。此舉堪比賭博，把幾十年打下的根基壓在一朝成敗上。

評估三策，關鍵在出身。若寧遠王是皇子，哪怕只是藩邸諸多庶出之一，血統天然把他與皇室綁在同一條船。幫父皇擊退太子，名為“恪守孝道”，但也等于把自己推到儲位前沿。父皇年邁，新太子必自諸王中遴選。那一步只需順水而行。假若寧遠王是外姓勛臣，情勢翻轉。既無繼承可能，又難以消除皇帝根深蒂固的疑心，站隊太子反倒能借未來的新政謀得久遠安穩。

有意思的是，歷史里確有類似抉擇。明初藩王強兵環京，朱棣靖難前，寧王、谷王皆按兵不動，結果被永樂朝削藩入京；而擁兵江北的齊王則被迅速瓦解兵權。再看清末新軍，袁世凱在1900年收到“勤王”諭旨，陽奉陰違，保住了小站練兵，也埋下日后翻盤的伏筆。人心與刀兵的計算，穿越數百年依舊清晰。

決定朝向之前，尚須評估軍中士氣。百萬士卒依將不依詔。倘若主帥猶豫，軍心潰散，哪邊都撐不起。將領若不是汲汲皇位，最明智的做法是先宣示“護駕”立場，以道義穩住兵心，再視戰局發展、皇太子實力與朝廷氣數，靈活調整。聽來圓滑，卻最接近古代權謀現實。

“兵在手，不動則已，一動便是生死。”幕僚低聲提醒。寧遠王心知，任何選擇都繞不過“猜忌”二字。忠誠可以昭告天下，卻無法消解帝王夜半難眠的陰影；背叛或能得新君青眼，卻也要用一生去償還危險的信任。

有人或許會說，當個徹底理想的周生辰，以天下蒼生為懷，不計得失。但周生辰的結局昭示了另一個殘酷：權力的齒輪不會因為個人操守而停止。七十萬兵馬鎮不住人心的多疑，何況百萬人？

從兵法角度再看，進退之間還有折中之策：分兵。主力押后，先遣五萬精騎響應圣命，表態忠誠；本部大軍按防區徐行，既給朝廷一個“在路上”，也留余地觀察態勢。若京師形勢逆轉，可隨時調頭，至少保自身不陷絕境。此策聽似滑頭，卻最符合“將為君隱”的古訓，也避免了瞬間綁死在任何一端。

結果怎樣？史冊可能寫成一句：“寧遠王擁兵觀變，終得以保境自全。”亦或“寧遠王勤王有功，旋被徙藩削兵”。無論史官如何落筆，當事人的抉擇都離不開對利害與情理的衡量。百萬甲兵固然威風，卻是一把雙刃。握得太緊，割傷的往往是自己；放得太松，又不足以自保。

因此，那封催促的急詔并非簡單選擇題，而是一面鏡子，把皇室父子裂痕、藩鎮權力困局、將帥自保之道一口氣照個通透。讀到此處，若置身寧遠王的位置，不妨靜下心來，掂量軍糧、士氣、恩怨、猜忌與前途，再想一想：揮下那第一道軍令，究竟向誰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