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輿論場極具爭議的標志性人物,胡錫進對國內問題和國際問題的評判分析給人截然不同的印象,對國內問題的分析能貼合現實肌理,給出的判斷大體靠譜,而在國際問題的預測上卻時常出現偏差甚至翻車。并非個人能力的短板,實則是胡錫進評判國際問題的底層邏輯所致:立場永遠優先于事實,媚俗與唯上是核心準則,平衡術與話術包裝是核心手段。其國際評論大都不是基于客觀的地緣政治分析,而是服務于“政治正確”的安全訴求與流量收割的現實目的,這也造就了他“永遠騎墻、永遠正確”的獨特輿論形象。
一、唯上為綱:以官方立場為絕對紅線,一切解讀服務于政治正確
這是胡錫進評判國際事務的核心底層邏輯,也是其言論的根本出發點。深耕體制內媒體數十年的經歷,讓他深諳輿論表達的“紅線”與“安全區”,官方定調是其所有國際評論的唯一準繩,事實與邏輯都必須為立場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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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國際評論體系里,不存在獨立的價值判斷,只有對官方立場的即時響應與柔性解讀。面對中美博弈、俄烏沖突、巴以爭端等國際熱點,他的觀點永遠不會偏離國家外交基調半步:官方強硬時,他便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用“中國不吃這一套”“必須反擊霸權”等激昂話術強化立場;官方主張對話時,他立刻切換口徑,大談“理性克制”“共贏大局”,將外交策略解讀為“大國智慧”。這種“唯上”不是簡單的照搬照抄,而是將生硬的官方話語,轉化為更接地氣的民間表達,充當官方立場與普通民眾之間的“翻譯者”。
更典型的特征是立場的即時轉向,毫無理論包袱。當某一國際事件的官方定調發生變化,他能毫不猶豫地推翻自己此前的觀點,且從不做任何解釋。佩洛西竄臺事件初期,他高調喊出“擊落專機”的激進言論,迎合民間的憤怒情緒;當官方推出軍事演訓、外交反制的理性應對策略后,他立刻改口,強調“冷靜克制才是大國格局”,將此前的激進主張悄然抹去。這種“見風使舵”的背后,是“唯上”的核心準則:不求觀點一致,但求永遠貼合官方立場,政治正確遠勝于邏輯自洽。
同時,他的“唯上”還體現在對國際事件的選擇性解讀上。對于西方的負面事件,如美國的種族歧視、歐洲的難民危機,他會無限放大,將其歸結為“西方制度的根本性缺陷”;對于中國與他國的合作,他會刻意拔高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實踐”;而對于可能引發爭議的國際議題,他則用模糊的話術一帶而過,絕不觸碰官方尚未表態的敏感點,始終將自己置于絕對安全的輿論地帶。
二、媚俗為本:精準拿捏民間情緒,用流量思維收割輿論關注
如果說“唯上”是胡錫進國際評論的生存底線,那么“媚俗”就是其獲取輿論影響力的核心手段。他精準洞悉民間大眾的情緒痛點,將國際事務解讀與民眾的樸素愛國情懷、民族自豪感深度綁定,用情緒化的表達替代理性分析,用大眾喜聞樂見的話術制造共鳴,本質上是一場精準的流量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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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用民族主義情緒撬動大眾共鳴。面對西方的霸權行徑、國際輿論的雙重標準,他總能精準捕捉民眾的不滿情緒,用直白、犀利的口語化表達“替民發聲”。談及美國的單邊制裁,他怒斥“美國不是上帝,無權對他國指手畫腳”;談及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提升,他高呼“中國的聲音終于被世界聽見”。這些言論沒有復雜的地緣政治分析,也沒有專業的國際關系理論支撐,卻能精準擊中普通民眾的民族情感,成為其獲取粉絲與關注度的核心密碼。
其二,用“折中化”表達迎合不同群體。他深諳民間輿論的多元性,在國際評論中刻意采用“雖然…但是…”的萬能句式,試圖討好所有群體。批評美國霸權時,會加上“但美國的科技實力仍值得正視”;肯定中國外交成果時,會補充“但我們仍需認清差距”。這種看似客觀的“平衡表達”,實則是典型的媚俗:既滿足了民族主義者的情感需求,又讓理性派覺得“并非極端”,最終實現“左右都不得罪,左右都能吸引”的流量效果。
其三,用“老胡”人設拉近與大眾的距離。他刻意弱化自己前《環球時報》總編輯的體制身份,以“老胡”這一親民形象自居,在國際評論中加入“我覺得”“坦率講”等口語化詞匯,營造出“一個有溫度的資深媒體人”的假象。這種人設包裝,讓其充滿官方色彩的言論褪去生硬感,更容易被普通民眾接受,本質上是一種媚俗的人設營銷,讓其在傳遞官方立場的同時,牢牢占據民間輿論的流量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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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話術偽裝:以平衡術為外衣,用模糊化表達掩蓋思想空洞
在“唯上”與“媚俗”的核心準則之外,胡錫進評判國際事務的另一大底層邏輯,是用精湛的話術與平衡術,為自己的言論披上“客觀中立”的外衣,掩蓋其思想內核的空洞與立場的投機性。他的國際評論看似內容豐富,實則是用話術堆砌替代深度分析,用平衡姿態規避所有風險。
(一)永遠的騎墻:在兩極之間找“中間地帶”
胡錫進被網友戲稱“騎墻大師”,這一特征在國際評論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面對任何國際爭端,他都不會明確站隊,而是永遠站在“中間地帶”,大談“雙方都有合理訴求”“沖突沒有贏家”。俄烏沖突中,他既批評北約東擴的霸權本質,又強調“俄羅斯的行動應兼顧國際法”;巴以爭端里,他既同情巴勒斯坦民眾的苦難,又認可以色列的安全關切。這種看似公允的平衡,實則是無立場的投機:既不會因站隊引發官方不滿,也不會因觀點極端得罪某一群體,最終實現“兩邊都不得罪,出事能抽身”的安全效果。
(二)模糊化表達:說車轱轆話,看似啥都講,實則啥都沒說
這是其國際評論最鮮明的特征,也是他規避風險的核心手段。面對復雜的國際議題,他從不給出具體的分析、明確的預判,而是用大量的套話、空話進行“繞圈式解讀”。分析中美關系的未來,他只會說“中美關系將在競爭與合作中前行”;預判俄烏沖突的走向,他稱“局勢充滿變數,和平需要多方努力”。這些言論永遠正確,卻毫無實際價值,看似覆蓋了所有可能性,實則是對問題的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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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模糊化表達的本質,是拒絕承擔任何觀點責任:既不會因錯誤預判被打臉,也不會因明確立場惹麻煩。正如網友的評價:“老胡的文章,讀完之后感覺啥都知道了,又感覺啥都沒記住”,其背后是思想的空洞,只能用話術的堆砌來掩蓋對國際事務缺乏深度研究的事實。
(三)偷換概念:將地緣博弈轉化為情緒對立,回避核心問題
在解讀國際事務時,胡錫進擅長將復雜的地緣政治、經濟利益博弈,偷換為簡單的“善惡對立”“民族尊嚴”問題,用情緒替代理性,回避事件的核心矛盾。分析中美貿易戰,他不談全球產業鏈重構、貨幣霸權之爭等核心問題,而是將其簡化為“美國打壓中國發展,中國必須捍衛自身利益”的民族對立;解讀北約的擴張,他不提歐洲安全架構的失衡,而是歸結為“西方對俄羅斯的圍堵,是霸權主義的體現”。
這種偷換概念的話術,迎合了大眾“非黑即白”的樸素認知,卻徹底消解了國際事務的復雜性。其目的不是讓民眾理解國際事件的本質,而是通過制造簡單的情緒對立,強化民眾的身份認同,進而鞏固自己的輿論影響力。
四、邏輯本質:體制化生存的精致利己主義,無獨立的國際觀
縱觀胡錫進評判國際事務的所有言論,其底層邏輯的本質,是體制內媒體人精致利己主義的生存法則。他的所有國際評論,既不是基于專業的國際關系素養,也不是基于對世界和平的價值追求,而是一場精準的“風險對沖”:唯上,是為了守住體制內的生存底線;媚俗,是為了獲取民間的流量紅利;平衡術,是為了規避所有可能的輿論風險。
他就像中國輿論場的一臺“精密儀器”,精準計算著每一句國際評論的“政治安全系數”與“流量收益”,卻唯獨缺少媒體人應有的獨立思考與求真精神。在他的世界里,國際事務不是需要客觀分析的議題,而是可以隨意解讀的“素材”,服務于自己的人設與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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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如此,他的國際評論始終處于“兩頭挨罵”的尷尬境地:官方覺得其言論過于激進,容易引發外交被動;民間理性派認為其觀點膚淺,缺乏專業深度;極端民族主義者則覺得其立場搖擺,不夠強硬。而這恰恰是他想要的結果,這種“爭議性”讓他始終占據輿論焦點,成為中國輿論場一個獨特的現象級存在。
說到底,胡錫進的國際評論邏輯,是特定輿論環境下的產物,他的成功,恰恰折射出部分體制內媒體人在“立場”與“真相”、“生存”與“理想”之間的無奈與投機。
所以,胡錫進的國內評論,大家不妨看看,算是增加了一個看問題的新視角。至于國際問題,還不如看“壹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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