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臺灣U2飛行員因思親劫機直飛廣州，后來結局怎樣？

1986年5月3日清晨，一架載滿進口食品的波音747貨機從曼谷升空，目的地本該是臺北。機長王錫爵卻把目光牢牢鎖在儀表盤左下角，那里的航向指針正指向北方——廣州。

這不是一次普通的夜航。四十八歲的王錫爵深知，只要輕輕撥動操縱桿，就可能告別在臺灣扎根多年的生活，也可能把自己推向“叛逃者”的境地。可在他胸口翻涌的，是自1949年離川而去后再未圓滿的親情。

故事得從三十七年前說起。1949年春，他還是四川遂寧一個剛滿二十的國民黨航空學校學生。隨著己方兵敗，大批航空學員被要求連夜登船撤退臺灣，只有一句“走吧”，再無轉圜。那一天，他沒能和父母告別，心口像被撕開一道縫。

抵臺后，王錫爵先在岡山基地完成學業，旋即被挑入與美國中情局合作的“黑貓中隊”。這支部隊專飛U-2高空偵察機，時速高、升限高，卻也常被地空導彈擊落。八年間，十二名戰友葬身長空，王錫爵九死一生，硬是湊夠了飛行十架次的退役門檻。

1977年退下戰斗序列，他轉投中華航空，駕駛客機穿梭于東京、香港、洛杉磯。薪水豐厚，家中愛妻賢淑，兩個孩子漸漸長大，街坊眼里那是一張光鮮的人生履歷。然而，每逢夜深，老人家是否尚在人世的疑問，總讓他在駕駛艙燈光里出神。

1982年，大陸發布“臺灣同胞探親辦法”；隔著海峽的親情給了他新的念頭。臺灣卻仍在實行“三不”，軍人更被嚴禁申請赴陸。王錫爵心知，合法道路行不通，只能另辟蹊徑。于是，他主動申請改飛貨運——只有三名機組，飛機又能直飛香港，風險最小。

1984年，他借香港轉機之便，用朋友的名義給遂寧寄出一封掛號信。數月后弟弟回函，告知高堂八十三歲，行動已大不如前。這張薄薄的信紙，讓他連夜失眠。第二年，兄弟幾人偷偷在九龍碰面，老父親卻因身體原因沒能同行。那一握手，一句話——“哥，爹盼你”——讓返鄉的計劃全面啟動。

籌備用了將近一年。飛行計劃、油量預算、進近航線，他做了無數張備忘卡，全都鎖進隨身小包里。怕牽連家人，他只字未提。唯一知情的是自己日漸花白的鬢角。

再次回到1986年5月3日。飛機穿越南海上空，香港管制區在雷達上漸近。王錫爵借口“反劫機演練”讓副駕駛董光興把雙手鎖進椅背。機械師邱明志剛從貨艙上來，正被這突兀的場面驚得愣在艙門口。王錫爵平聲說道：“我要去廣州，保你們平安返臺。”

空中改航不過片刻。地面指揮得知機組“特殊狀況”，急忙聯系白云機場。13時26分，波音747穩穩落地。艙門打開，熱浪拂面，王錫爵踏上停機坪的那一刻，眼眶通紅，“我回來了”五個字幾乎嘶啞。機場值班人員見狀，才意識到這是一場不同尋常的“迫降”。

當天下午，廣東省有關部門緊急善后。對兩名無辜的董、邱，兩岸均不愿節外生枝。于是民航系統提議：飛機、貨物及兩名機組可由香港交接，完全按照商業規則辦理。臺灣方面幾度推拒，最終還是默認這一折中方案。翌日清晨，原機組與貨機經深圳飛返香港，再轉送臺北。

王錫爵留在廣州，隨即飛往北京。民航總局安排他擔任華北管理局副局長，既是禮遇，也寄望他以多年美式高空偵察與民航經驗，參與培訓年輕機師。與此同時，四川老家傳來消息，父親病體欠安，但精神尚佳。六月下旬，王家兄弟攙著老人抵京，三十七載骨肉分離，終在首都機場的貴賓室里畫上圓圈。

“我沒想當英雄，只想當兒子。”多年后，他對朋友說這句話。劫機一事在1990年代才漸漸解密，其時臺北社會已出現“老兵返鄉潮”，學者們追溯源頭，常把1986年的那次航向改變視作催化劑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王錫爵并未就此“隱退”。他參與了早期京港、京澳包機方案的論證，提出多條安全飛行建議；在兩岸航空直航初見端倪時，他已年近花甲，仍堅持上機執教，為初任機師講解高空偵察機的氧加壓服裝如何在萬米缺氧中挽救生命。

晚年他移居成都，偶爾飛往加拿大看望子女。街坊鄰里只知道這位頭發花白的老人曾是飛行員，卻很少有人曉得，他曾在兩岸最寒冷的年代，用一架飛機撕開一道返鄉的窗口。

王錫爵逝世前，對朋友留下的最后一句話是：“機頭要對準家的方向。”那年，他八十七歲。被歲月吹散的親情終能歸位，而歷史冊頁上，留下的是一名老飛行員憑借膽識與技術，為“回家”二字寫下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