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即使過去了幾十年，每當聶榮臻元帥回憶起1944年10月的那個秋天，嘴邊總是掛著“罕見”和“慘重”這兩個沉甸甸的詞。
就在那個月，華北根據地挨了狠狠一刀，疼到了骨頭里。
八百多人的隊伍掉進了包圍圈，最后能喘著氣跑出來的，只有一百二十來號人。
四百三十多位戰友把命留在了那里，還有一百五十多人成了俘虜。
可最讓人心里絞著疼的，不僅僅是傷亡數字，而是這些人是誰。
這倒下的不是普通的大頭兵，那是特委、地委、縣委三級機關的頂梁柱。
說得直白點，這一仗打下來，冀熱邊特委的精英班底，差點被連根拔起。
把日歷翻回到那一天，你會覺得這事兒透著一股子邪勁：那是1944年啊。
那會兒的小日本，已經是秋后的螞蚱，蹦跶不了幾天了。
他們在太平洋上被打得找不著北，在國內戰場也是只有招架之功。
按常理，這該是八路軍痛打落水狗的好時候，怎么偏偏在自家大門口，栽了這么大一個跟頭？
后來不少人說這是命不好——趕上了漫天大霧，碰上了漢奸告密，撞上了意外遭遇。
話是這么說，這些因素確實都有。
可要是把時間軸拉長，一層層剝開這層血淋淋的傷疤，你會發現，所謂的運氣不好，不過是最后壓死駱駝的那根草。
真正的病根，在于一筆賬從頭就算岔了。
鏡頭切回到1944年9月。
為了落實中央關于“減租減息”的指示，順便布置配合東北大反攻的任務，冀熱邊特委決定攢個局，開個大會。
地點定在了河北豐潤縣的何家營。
巧的是，特委社會部也想借著這個機會，把下面三級的社會部長和公安局長都叫過來，開個聯席會。
這兩個大會湊在一塊堆兒，光是來開會的干部就超過了五百人。
再加上負責保衛工作的冀熱邊第四地委書記丁振軍帶的一個連，還有特務連連長劉景余帶的一個連，林林總總加起來，這就是八百人的大陣仗。
放在抗戰剛開始那會兒，誰敢這么玩命？
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大手筆”。
可到了1944年，大伙兒腦子里那根緊繃的弦，松了。
這里頭有個典型的僥幸心理：鬼子不行了，肯定不敢出窩了。
于是，這個本該絕密的會議，竟然從9月底一直開到了10月中旬。
半個月啊。
八百多人扎堆，還是在緊挨著淪陷區的豐潤縣，這跟向敵人發射信號彈有什么區別？
不出所料，鬼子的情報網嗅到了味道。
沒過多久，風聲傳回來了：日軍正在豐潤、灤縣、遷安這幾個地方調兵遣將。
第一條路：立馬散伙，化整為零，鉆進山溝溝里徹底貓起來。
這是最穩妥的，但也意味著會議得黃，工作布置不下去。
第二條路：挪個窩，換個地方接著開。
他把會場從何家營挪到了幾公里外的楊家鋪。
幾公里。
對于那會兒坐著汽車、騎著洋馬的日軍來說，也就是一腳油門的事兒。
這跟他的老底子有關。
他是唐山市工委書記出身，那是搞地下黨和工人運動的老手。
他的斗爭經驗，更多是城市里的隱蔽周旋，而不是山地游擊戰的生存法則。
在他潛意識里，換個地方、避避風頭也許就過去了。
他沒意識到，正規軍的鐵壁合圍跟警察抓人，那完全是兩碼事。
這一回，他把日軍的集結，看得太輕了。
這次盯上他們的，可不是什么散兵游勇，是日軍獨立混成第八旅團，足足三千多號人。
而且這回鬼子學精了，知道偽軍里頭全是八路軍的眼線，這次行動壓根沒通知偽軍，全是日本兵親自操刀。
就在大伙兒以為換個地方就萬事大吉的時候，簍子捅出來了。
第四地委書記丁振軍派出的一個偵察班長，送情報的路上跟日軍撞了個滿懷。
這下壞了，日軍不光確認了有大魚，連魚在哪兒都摸得一清二楚。
一張無形的大網，靜悄悄地罩向了楊家鋪。
10月16日傍晚，楊家鋪起了大霧。
三個村子呈品字形，互為犄角，看著挺穩當。
老百姓一看大部隊來了，心里那個踏實，也都早早回家睡覺了，沒再額外安排放哨的。
這是一種能要人命的“虛假安全感”。
10月17日天剛蒙蒙亮，夏莊子的哨兵耳朵一豎，聽到了不對勁。
濃霧里，大隊人馬的腳步聲、馬蹄聲越來越響，那是根本藏不住的動靜。
丁振軍反應極快，當場下令鳴槍報警。
槍聲一響，三個村子全炸了鍋。
通訊員跑回來報告：霧太大看不清，感覺敵人也就幾百號人。
幾百人？
咱們手里有三百多條槍，還有幾百個干部，依托村子守一下，等援兵來，完全能打。
但這筆賬，他又算錯了。
這時候再想跑，門都沒有了。
日軍已經把這里圍成了鐵桶。
幾位指揮員拿出了最后的血性。
丁振軍帶著人往馬蹄山沖，軍分區衛生部部長王少奇往氈帽山沖，呂光帶人往西城山沖。
那是極其悲壯的“同志們跟我上”。
但在絕對的兵力和火力面前，這種沖鋒更像是一種絕唱。
各個制高點和路口，早就架好了鬼子的機槍。
火舌瘋狂吞吐，我們的同志成片成片地倒下。
特務連連長劉景余是本地人，閉著眼都知道路怎么走。
他帶著一幫人，硬是從死人堆里殺出了一條血路，沖出了包圍圈。
只要他腳下不停，這條命就算保住了。
可他沒走。
確認戰友安全后，劉景余做了一個違背生存本能的決定——折回去。
首長還在里面，大部隊還在里面。
但這世上哪有那么多奇跡。
日軍的包圍圈越縮越小，子彈密得潑水不進。
突圍的路上，劉景余中彈，倒在了血泊中。
這場仗，一直打到了下午四點。
當槍聲稀疏下來，楊家鋪的土地已經被鮮血喂飽了。
這一串名字，代表了當時冀熱邊地區最核心的領導力量。
四百多名英烈長眠于此，包括冀東軍區聯絡部部長任遠在內的一百五十多人被俘。
聶榮臻元帥聽到這個信兒的時候，當場眼淚就下來了。
打那以后幾十年，他無數次提起楊家鋪，嘴里反復念叨著一個詞：警惕。
回過頭看，這場悲劇本來有無數次機會可以避開。
要是會議別開這么久；
要是發現敵情時果斷遠走高飛，而不是只挪幾公里；
要是駐扎時多放幾個流動哨；
要是第一聲槍響時選擇立馬分散跑路而不是死守…
可惜啊，歷史沒有如果。
楊家鋪之戰用最慘烈的方式給后人上了一課：在戰爭年代，任何時候你覺得“差不多了”、“應該沒事了”，那往往就是死神敲門的時候。
哪怕那是1944年，哪怕勝利的曙光已經露頭了。
輕視敵人的代價，我們要用四百多顆精英的頭顱來償還。
這筆學費，太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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