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江南的暑氣還未散盡。澄錫虞一帶的稻田里,穗子剛抽齊,綠沉沉地鋪到天邊。可在這片寧靜之下,暗流卻在不斷地涌動著——日寇與偽軍謀劃許久的第二期“清鄉”,像一張無形的網,正悄悄向這片土地罩下來。
根據上級指示,無錫縣漕東區大多數黨政干部已陸續撤出,只留下少數同志在原地堅持。
芮泗鄉的王彬南就是其中一個。
這位以“看風水”作掩護的地下黨員,對這里的溝溝坎坎、村村戶戶,熟得像自己的掌紋。
八月中的一天,天色剛亮透,芮埭鎮北的傅家沿村還沉浸在晨霧里。王彬南正在一戶人家商量事情,忽然聽見村口傳來雜亂的腳步聲,還夾雜著狗叫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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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頭一緊,推開窗縫朝外瞥。只見一小隊人正沿著村道散開,土黃軍裝,刺刀在晨光里泛著冷光。
是日寇,后頭還跟著幾個偽軍保安隊!
來不及多想,王彬南壓低身子從后門閃出去,沿著田埂就往東跑。東邊半里外是江家村,那里人家密,巷子多,好藏身。
他跑得不慢,可剛出傅家沿村不過三分鐘,身后就炸開一聲喊:“站住!再跑開槍了!”
王彬南頭也不回,直接加快腳步。身后直接炸開了鍋,對方不停吆喝著,狂追而來,王彬南能聽見皮靴踏在土路上的悶響,越來越近。
江家村就在眼前。
王彬南沖進村口,繼續往東奔。可剛過兩三戶人家,就聽見西頭傳來砸門聲、哭喊聲,敵人已經進村了。
再跑幾步,王彬南忽然意識到不能出村了。
村外是一片開闊稻田,跑上去就是活靶子。王彬南剎住腳步,目光急掃——左邊是一戶矮墻院子,門虛掩著。他一步跨進去,反手帶上了門。
堂屋里坐著個小姑娘,正低頭搖著紡車。紗輪嗡嗡地轉,聲音綿密又安寧。她約莫十四五歲,瘦瘦的,梳兩根辮子,聽見動靜抬起頭,眼睛里閃過一絲驚詫。
王彬南喘著氣,聲音壓得低而急:“小姑娘,我是新四軍,日本鬼子在捉我,你家能讓我躲躲嗎?”
小姑娘盯著他看。
忽然,她眼睛亮了一下——她認出來了。
去年春天,這人來過村里,拿著羅盤,說是看風水的先生。就在村口老槐樹下,他給圍坐的鄉親講過新四軍打鬼子的事,說他們專幫老百姓,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那時她擠在人群里,聽得入了神。
“你是……那個講故事的先生?”她聲音細細的。
王彬南點頭,耳朵卻豎著聽外頭的動靜。喊叫聲、踹門聲越來越近,夾雜著日寇含糊不清的嗚哇亂叫。
小姑娘站起身,有點慌。
她四下張望——家里空蕩蕩的,里屋只有一張床、一口柜,藏不住人。柴房堆滿了稻草,可敵人肯定會翻。
就在這時,門外已傳來偽軍的吆喝:“挨家搜!看誰家敢藏!”
小姑娘一咬牙,走到墻邊,摘下掛在那兒的一頂舊草帽,轉身就扣在王彬南頭上。草帽很大,遮了他半張臉。
“坐著,別動。”她說,聲音有點抖,卻又帶著一股勁兒。
王彬南會意,順手拎過墻邊一只小竹凳,坐到紡車旁邊的屋角里。他微微弓著背,讓身影陷在陰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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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坐定,門就被踹開了。
闖進來的是兩個偽軍保安隊,槍挎在肩上,帽子歪戴著。門外還站著一個日寇,握著步槍,眼神兇厲地掃進來。
偽軍先看見站在紡車旁的小姑娘。一個瘦高個兒上前一步,厲聲問:“看見新四軍沒有?”
小姑娘——鄒彩英,手指捏緊了衣角,臉上卻露出些孩子氣的茫然。她點點頭,聲音清脆:“看見的。”
“在哪兒?”另一個偽軍逼上前。
彩英抬手就往東指:“從場上跑過去了,往東邊。”
兩個偽軍對視一眼,正要轉身,目光卻掃到了屋角的王彬南。瘦高個兒一下子瞪起眼,槍口抬了起來:“他是誰?”
彩英臉色白了白,忽然小跑過去,一把抱住王彬南的胳膊,身子微微發抖。她仰起臉,帶著哭腔說:“他是我大哥阿根榮,剛從田里回來……他不是新四軍,你們別抓他……”
王彬南這時慢慢站起來,順手摘下草帽,當作扇子不緊不慢地扇著風,垂首一副老實巴交的樣子。他褲腳卷到小腿,腿上還沾著濕泥,腳上是一雙舊草鞋,鞋邊還粘著草屑。
那個日寇在門口嘰里咕嚕說了幾句,偽軍湊過去聽,又回頭打量王彬南。看他那副樣子,確實像個剛下地的莊稼人。
瘦高個兒還有些疑心,盯著王彬南問:“你叫什么?”
彩英搶著答:“他叫阿根榮,我是他妹妹彩英,爹娘走親戚去了,就我倆在家。”
她話說得快,帶著孩子氣的急迫。王彬南配合著點頭,臉上堆起憨厚的笑,還用草帽扇了扇脖子:“老總,天熱,我剛鋤完豆子回來歇歇。”
這時,門外另一個偽軍喊起來:“隊長說東頭有動靜,快追!”
屋里的兩個偽軍再不猶豫,狠狠瞪了一眼,轉身沖出門去。腳步聲雜亂地往東遠去了。
門還敞著,陽光斜斜照進來,在地上拉出一道明亮的光斑。彩英還緊緊抱著王彬南的胳膊,直到外頭的聲音徹底消失,她才松手,腿一軟,差點坐在地上。
王彬南扶住她,低聲道:“小姑娘,謝謝你。”
彩英搖搖頭,眼圈有點紅,卻咧嘴笑了:“我知道你是好人。你講的故事,我都記著呢。”
王彬南走到門邊,小心往外看。村道上空蕩蕩的,遠處還有狗叫,但追兵確實往東去了。他回身,鄭重地對彩英說:“今天這事,對誰都不要說,連爹娘也暫時別提。敵人可能還會回來。”
彩英認真點頭:“我曉得。”
王彬南不敢久留,他必須趁敵人沒反應過來,趕緊往南轉移。臨走前,他從懷里摸出一個小布包,塞到彩英手里:“這點糧票你藏著,萬一……萬一以后有事,去找芮泗鄉姓李的貨郎,就說‘風水先生托你來的’。”
彩英握緊布包,看著他彎著腰,貼著墻根快速消失在巷子拐角。
她關上門,背靠著門板,心還在撲通撲通跳。紡車靜靜立在堂屋中央,紗輪上的半截棉線輕輕晃動。她走過去,坐下,重新搖起紡車。嗡嗡聲又響起來,綿密,安穩,像什么也沒發生過。
只是墻上少了一頂草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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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日寇的“清鄉”終究沒能撲滅這片土地上的火種。王彬南安全轉移,繼續在其他地方堅持斗爭。而江家村那個上午的驚險一幕,就像無數個動蕩歲月里的浪花,悄悄淹沒在時光里。
鄒彩英后來像大多數農村姑娘一樣,嫁人,生子,過著平凡的日子。她沒對多少人提起過那個夏天的事,只是有時夜深人靜,搖起紡車,還會想起那個扣著草帽坐在屋角的人,想起自己當時發抖的手,和那份不知從哪兒冒出來的勇氣。
1962年秋,鄒彩英病故。她走時,江南的稻子又黃了,沉甸甸的穗子垂著頭,像在默哀,也像在銘記。
而那個酷暑的上午,一個十五歲女孩用一頂草帽、一句“他是我大哥”,在刺刀前護住了一個同志,也護住了一份信念。這信念很小,小得像紡車上的紗線;也很大,大得能穿過硝煙,織進歲月的布匹里,至今仍透著韌勁兒,與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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