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66歲擔任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丈夫是中將，兒子也是中將

1983年仲春的一個清晨，黃浦江面霧氣未散，66歲的左英登上市人大常委會的會議廳臺階，步伐穩健。會場門口的保安事后回憶：“那位左副主任，眼睛亮得很，一看就不是普通人。”人們只知道眼前這位身形瘦削的女同志醫術高超、作風干練，卻未必清楚，她的故事早從一個甲子之前就已寫下第一頁。

把時鐘撥回到1919年5月，“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呼聲在滬上街頭此起彼伏。左英就在這樣的風雷聲中出生。幼時家貧，她常跟著父親跑碼頭，耳濡目染，對世道混亂有了最初的體感。十三歲那年，她在弄堂口看見租界巡捕抽打一名挑擔的小販，回家后悶聲掉淚，自言：“總有一天得有人管管這事。”這股犟勁，日后成了她的底色。

1934年，她考進仁濟附設的護理學校。那時的女學員多半是帶著小資情調來學手藝，她卻背著幾本進步書刊，常在夜里借著走廊昏黃的燈光抄寫傳單。護士袍下藏的是救國的急切。三年后“八·一三”炮聲讓上海驟變火海，仁濟醫院轉為戰地醫院，她第一次走進臨時手術室，血與火的刺激讓她徹夜難眠，卻沒退縮。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炮火中，她結識了手臂負傷的新四軍排長劉培善。對方一邊忍痛嵌針，一邊咧嘴笑：“等打完仗，要請你喝南翔小籠。”一句玩笑，把兩個年輕人的命運悄悄系在一起。淞滬會戰結束，左英隨醫療隊輾轉安徽、江西。物資奇缺，她用柳枝削成針、把白布撕成繃帶，硬是撐起一間簡陋的救護所。每當夜色降臨，傷兵的呻吟蓋過蟲鳴，她抱著藥箱往返陣地，用沙啞的嗓子喊：“再堅持一會兒！”那股子不服輸，讓不少瀕死戰士咬牙挺過難關。

抗戰進入相持期，日軍封鎖愈發嚴密。左英服從組織安排，暗中在上海、蘇南一帶聯絡醫護骨干，為新四軍籌措藥品。幾次行動差點暴露身份，她卻淡淡地說：“若只顧自己安全，早就回城當小姐去了。”1943年，這支“白袍小分隊”擴編為新四軍第十師衛生處，她任處長，一年內訓練出兩百多名戰地護士。那批“江南小護士”后來在蘇北、淮南突破敵封鎖，救活上萬傷員，前線將士都說：“有左處長，就有生路。”

1949年春，渡江戰役打響。左英押著藥船隨渡江縱隊南下，長江夜色中，炮火把她的側臉映得發亮。抵達南京后，她顧不上休息，率隊接管中央醫院。同年秋天，她隨軍到福州，福建全境解放。海風咸濕，條件艱苦，她卻笑稱“海味好，正補血氣”。不到三年，省衛生廳制度成形、縣鄉防疫網初具雛形，霍亂被遏，瘧疾驟減，百姓口碑遠勝官樣文章。

1955年2月，劉培善被授予中將軍銜，他帶著新縫的將星回家，放下制服，沖著妻子直撓頭：“你說我這肩章沉不沉？”左英抬手拍拍：“有本事的人，肩上擔子理應重一點。”這句玩笑卻被兩個兒子記了幾十年。恰是這份軍人擔當，潛移默化成家風。長子后來在空軍成長為空降兵某部中將政委，次子在火箭軍系統同樣晉升中將。一門三將星，在軍中被當作佳話，卻沒人敢忘記那背后有位操勞一生的老母親。

60年代初，左英兼任福建醫科專科學校校長。她常帶著學生下鄉，親自劃船過溪給漁民接生。有人勸她留在省城享福，她搖頭：“醫生不沾土氣，處方就發虛。”文革動亂來襲，她被迫下放，依舊悄悄給重病號搭脈、寫處方。1978年平反，組織上派她參與衛生部規劃小組。她直言不諱：“基層太薄，城市醫院該擠擠身子，讓資源多下去一點。”許多后來的改革試點，都能找到她當年的手寫意見。

進入80年代，中央決定充實地方人大領導班子。上海是改革開放的窗口，需要既懂醫衛又熟悉群眾工作的老同志坐鎮。1983年2月，左英奉調回滬，出任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那一年，她66歲，頭發已花白，卻堅持步行上下班。她在議政會上三句話不離公共衛生：城市污水處理、郊區防疫體系、傷殘軍人福利……同僚打趣：“左副主任管的事怎么離不開病床？”她笑答：“人吃五谷，總有生老病死，醫療是底線，動不得。”

值得一提的是，擔任副主任那六年，她極少出現在社交場合。有人統計，左英全年走訪基層的天數超過二百，她的行李箱里常年放著聽診器。多次下到楊浦、寶山的棚戶區，為老人測血壓、給婦女講防疫常識，被街坊們喚作“左醫生”而非“左主任”。對她而言，頭銜只是工具，治病救人是初心，參政議政不過是在更大平臺上做同一件事。

1989年卸任后，左英謝絕高規格送別，悄悄回到簡陋公寓。記者登門，提出要寫專訪，她擺手：“年輕人值得寫的多了，我那點老黃歷，翻出來只想告訴你們一個理兒——能為百姓擋一回寒風，就莫貪一絲涼風。”報道未發，她的平淡語氣卻在案頭流傳開去。

2002年冬，劉培善因病辭世。葬禮簡單得出奇：一頂舊軍帽、一束野菊花、一只刻有軍號的皮箱。左英握著兒子們的手低聲囑咐：“別辦排場，父親最怕鋪張。”此后，她把更多時間用在幫助復轉軍人就業、資助貧困醫學生上，每月從退休金里擠出一半寄往各地。有人統計過，她晚年資助的孩子超過兩百名。

2010年春，左英在上海長逝，享年九十一歲。安葬那天，天有小雨，追悼廳里擠滿白發蒼蒼的舊部、握著拐杖的老病員，還有穿著新軍裝的青年軍官。一個曾被她救治過的老人拄著拐，站在靈前良久，只說了一句：“我們活著，她就沒白忙。”現場隨即一片默然，雨聲落在檐瓦，像是那年長江夜渡的浪花，輕輕拍岸。

過后，有軍報發表短評：左英一生，無驚人語，唯有不懈的行；無宏大宣言，唯有行醫救國的執著。對許多人而言，這樣的堅守，比任何振臂高呼都更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