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調：烏克蘭民眾拒領土換和平比例從82%降至52%

2026年2月2日，基輔國際社會學研究所（KIIS）發布的最新民調，如同一記重錘擊碎了外界對烏克蘭社會“鐵板一塊”的固有認知。數據顯示，堅決拒絕“領土換和平”的烏克蘭民眾比例，已從2022年5月沖突初期的82%驟降至52%，而40%的受訪者明確表示，在獲得可靠國際安全保障的前提下，愿意放棄頓巴斯地區主權以換取戰爭終結。這一橫跨四年的民意劇變，并非簡單的立場動搖，而是近四年戰火煎熬下，烏克蘭民眾在國家主權與個體生存之間做出的血淚抉擇，折射出戰爭長期化對社會意志的深刻重塑。

沖突初期的烏克蘭，曾是“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抗爭象征。2022年5月，戰火燃起不足三個月，82%的民眾以近乎決絕的姿態反對任何領土讓步，“誓死捍衛每一寸土地”的口號成為凝聚全國的精神旗幟。彼時，速勝的希望尚未破滅，西方援助的洪流源源不斷，民族主義情緒在炮火中被推向頂峰，領土完整成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

但時間是最殘酷的消耗者。隨著戰爭進入第四個年頭，戰線陷入膠著，速勝幻想徹底破滅，民意開始沿著“現實軸線”緩慢但堅定地偏轉。2025年3月，反對領土讓步的比例已降至50%，39%的民眾開始接受“部分領土換和平”的可能性；同年6月，這一比例維持在52%對38%的微妙平衡；直至2026年2月，40%的民眾明確站到“有條件妥協”陣營，民意分裂的裂痕已然顯現。

支撐這一轉變的，是戰爭對烏克蘭社會的全方位碾壓。經濟上，國家財政淪為“戰爭機器的附庸”，2026年預算赤字高達1.9萬億格里夫納，占GDP的18.5%，國防支出吞噬了58.6%的總預算，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倒退數十年。民生層面，全國近50%的電力設施在空襲中被毀，冬季停電停暖成為常態，頓巴斯地區的居民坦言：“我們不再討論如何贏，而是討論如何在戰爭中活下來”。更沉重的是生命代價——持續的征兵與傷亡，讓18-25歲的年輕群體陷入普遍焦慮，他們作為戰爭的潛在主力軍，對“領土完整”的執念遠低于對生存的渴望，成為“妥協派”的核心力量。

當抽象的主權概念與具象的生存困境正面碰撞，理想主義的火焰逐漸被現實澆滅。頓巴斯舞蹈工作室老板克里斯蒂娜·尤爾琴科的話道出了多數人的心聲：“對我而言，和平是首要的。如果放棄頓巴斯后一定不會再有戰爭，我愿意離開”。這種心態的轉變，本質是人性在極端環境下的本能選擇——當戰火成為日常，和平便從遙遠的理想，變成了最迫切的生存需求。

民意的轉向并非無條件的“投降”，而是帶著剛性前提的務實權衡。民調顯示，支持“領土換和平”的40%受訪者中，90%以上將“獲得強有力的國際安全保障”列為核心前提，這一比例遠超單純的領土訴求。他們渴望的和平，不是屈辱的停火，而是能避免再次陷入戰爭的“可持續安全”。

這些安全訴求具體而明確：52%的受訪者要求西方持續提供資金與武器供應，48%希望盟友承諾“俄羅斯再次進攻時直接軍事干預”，44%呼吁國際社會對烏克蘭領空和海域實施常態化巡邏。這種對外部保障的極度依賴，源于烏克蘭民眾對自身國防能力的清醒認知——經過四年消耗，國家軍事潛力已近極限，僅憑一己之力難以長期對抗俄羅斯，必須將安全命脈與西方綁定。

但現實卻給這種訴求蒙上了陰影。美國特朗普政府上臺后，多次向澤連斯基政府施壓，要求其以“放棄頓巴斯”換取長期安全保障，將烏克蘭的領土主權作為博弈籌碼。而歐洲盟友的態度同樣曖昧，盡管部分國家承諾停火后駐軍，但“是否愿意為烏克蘭與俄羅斯正面沖突”仍是未知數，俄羅斯更是明確將“西方在烏駐軍”列為紅線，聲稱將視為“合法打擊目標”。外部支持的不確定性，讓烏克蘭民眾的“妥協條件”淪為難以兌現的奢望，也使得“領土換和平”始終停留在“理論可能”層面。

這種矛盾心態，讓烏克蘭社會陷入“既渴望和平，又恐懼妥協”的兩難。民調顯示，高達90%的受訪者支持對俄羅斯領土進行打擊，其中80%主張“不限于軍事目標”，88%認為俄羅斯襲擊能源設施是“蓄意逼迫投降”的戰爭罪行。一邊是對和平的迫切渴望，一邊是對俄羅斯的深刻敵意，這種撕裂的情緒，正是戰爭長期化在民眾心理上留下的創傷印記。

52%的“堅決反對”與40%的“有條件支持”，背后是烏克蘭社會日益鮮明的分裂線——地域差異與年齡分層，正在重塑民眾對戰爭與和平的認知。

地域上，直面戰火的區域展現出更強的抵抗意志。基輔市59%的民眾反對領土妥協，西部地區這一比例為57%，這些區域既是政治中心，也是俄軍空襲的重點目標，民眾對戰爭的痛感更直接，主權意識也更強烈。而受戰火影響相對較小的中部、南部地區，反對妥協的比例降至49%左右，更傾向于接受“以領土換安寧”的方案。東部頓巴斯地區的態度則更為復雜，50%的民眾反對放棄領土，39%表示可接受妥協，長期的拉鋸戰讓當地民眾既眷戀故土，又不堪其擾，陷入兩難抉擇。

年齡維度的分化同樣顯著。60歲以上的老年群體，經歷過蘇聯解體后的動蕩，對國家主權有著更深的執念，抵抗情緒也更為堅決樂觀；而18-25歲的年輕一代，作為征兵的主要對象，既要面對戰場的生死考驗，又要承受經濟衰退帶來的未來迷茫，對“持久戰”的沮喪感更為強烈，成為“妥協派”的核心力量。這種年齡鴻溝背后，是“歷史記憶”與“現實生存”的碰撞——老一輩堅守的是國家存續的尊嚴，年輕一代更關注個體生命的價值。

社會分裂的加劇，讓澤連斯基政府陷入執政困境。作為靠“捍衛領土完整”贏得民意的領導人，他若同意領土妥協，不僅違背烏克蘭憲法中“禁止領土割讓”的明確規定，更可能從“國家英雄”跌落為“領土出賣者”，徹底喪失執政合法性；但若堅持“不惜一切代價收復失地”，又將面臨戰斗人員枯竭、民眾厭戰情緒蔓延的風險，甚至可能引發社會動蕩。這種“進退維谷”的處境，讓烏克蘭政府的談判立場始終搖擺不定。

烏克蘭民意的轉向，離不開外部環境的深刻影響。隨著戰爭持續，西方社會的“援烏疲勞”日益凸顯，直接動搖了烏克蘭民眾的抵抗信心。德國民調顯示，45%的受訪者希望減少對烏財政援助，而支持增加援助的僅占20%；法國37%的民眾反對進一步援烏，3萬億歐元的公共債務讓政府難以維持此前的援助規模。

歐洲民眾的不滿并非無的放矢。能源價格暴漲、生活成本飆升，讓普通家庭不堪重負，而政府卻將巨額資金投入遙遠的戰爭，這種“本國民生承壓、外援無度”的反差，催生了強烈的抵觸情緒。更嚴重的是“戰略疲勞”——大量援助投入后，戰場局勢仍無突破，烏克蘭的腐敗丑聞更讓歐洲納稅人質疑“援助是否用在刀刃上”，信任裂痕持續擴大。這種民意變化已傳導至政治層面，德國選擇黨等反對援烏的政黨支持率飆升，歐盟內部對烏政策的分歧日益公開化，斯洛伐克甚至直接刪除了歐盟草案中“用俄資產援助烏克蘭”的條款。

美國的態度則更為直接。特朗普政府明確將“推動俄烏和談”作為政策目標，多次向澤連斯基施壓，要求其接受“放棄頓巴斯”的條件。這種“盟友逼宮”讓烏克蘭民眾意識到，外部支持并非“無限續航”，若失去西方援助，僅憑自身實力難以支撐戰爭，“趁還有籌碼時妥協”的想法逐漸蔓延。民調中43%的受訪者預測戰爭將持續至2027年甚至更久，正是這種悲觀預期的直接體現。

從82%到52%的民意跳水，是烏克蘭民眾在戰爭泥潭中做出的痛苦抉擇。它既不是對國家的背叛，也不是對和平的盲目渴望，而是理想主義向現實主義的無奈低頭——當領土完整的口號無法溫暖寒冷的冬夜，當主權尊嚴的堅守難以挽回逝去的生命，普通民眾自然會將目光投向更實際的生存需求。

但這場民意轉變并未讓烏克蘭社會走向“投降”。52%的民眾仍堅守領土完整的底線，40%的妥協派也附帶了嚴苛的安全條件，這意味著任何涉及領土讓步的和平協議，都將面臨巨大的社會阻力。澤連斯基政府的兩難處境，西方援助的不確定性，俄羅斯的強硬立場，共同構成了和平之路的三重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