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慶施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馬達同志坦言：他的這個優點不能否定

1949年5月27日凌晨，上海還籠罩在細雨里，守在總工會大樓天臺的柯慶施遠眺黃浦江，陳毅一句“城市交給人民了”讓他緊握手杖。當天下午，他被任命為市軍管會副主任，從此與這座東方大城結下十六年的深緣。這片江海交匯之地，既見證了他的魄力，也留下爭議。

回溯時間軸，柯慶施1902年10月生于江蘇鹽城，1919年五四風潮初露頭角后，他在南通師范學校接觸馬克思主義。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一位同班同學晚年回憶，冬季列寧墓吊唁時，柯慶施一連站了兩小時，回來凍得直抖，卻只是嘟囔一句：“記住他的樣子，就知道該怎么干。”這種把個人好惡埋進業務里的性格，此后屢屢顯現。

1927年春，他以25歲之齡被派往安徽負責省委工作，旋即進入白色恐怖。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柯慶施調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與張瀾、沈鈞儒等進步人士頻繁打交道，練出復雜局面中抓主線的本事。1947年11月，根據華北局決定，他赴石家莊任首任市長。那是我黨接管的第一座大城市，交通、糧食、警備樣樣捆在一起。僅半年，石門道路恢復九成通行，市場糧價穩定在戰前水平，這讓中央注意到他的“城市經驗”。

1954年7月，陳毅進京擔任副總理，上海市委“一把手”空缺。毛澤東欽點柯慶施“到最復雜的地方管事”。從此，柯與上海融合：他白天跑企業，晚上琢磨文件；在淮海中路狹窄的小樓里，燈常亮到凌晨。秘書說他一周總有兩夜睡在長沙發上。那幾年，上海輕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8.6%，糧油供應票據制度初步成型。數字冷冰冰，卻映射出柯慶施務實的一面。

不可回避的是，他極擅揣摩中央意圖。有人私下議論：“柯老做事，先看主席講話哪幾個段落加重語氣。”他也并不掩飾，“跟著主席，差不了。”正因如此，他對干部隊伍調整常顯得雷厲風行。張春橋便是在1954年底被他“截胡”留下。原本，《人民日報》急需副總編輯，人事調令已下，行李也裝好了。柯慶施卻一句“上海還有更要緊的活”讓張春橋留在了黃浦江畔。兩人逐漸密切，后來江青多次南下，往往在柯家或市委招待所坐談到深夜。

1963年2月的一晚，柯慶施安排張春橋與江青第一次單獨長談，自此埋下日后“四人幫”同城發軔的種子。后人據此推測：若柯未早逝，局面或許會多出一位“骨干”。然而推測終歸是推測，至少在1965年4月之前，柯慶施并未卷入迫害同志的案件，這一點在檔案里有據可查。

與政治手腕并行的，是他近乎克制的生活習慣。市委老干部馬達回憶，1962年春節前夕，某局長提著兩只金華火腿上門拜年，一腳跨進客廳，柯慶施抬頭便喝道：“放回去！干部家的門不是送禮的門！”對方紅著臉退了出去。馬達在旁邊愣神，柯隨手翻頁繼續看文件，只留下一句：“清白一點，好過年。”短短十幾個字，道出他的底線。馬達晚年感慨：“他在別處可以一言堂，可在錢物上分毫不取。”

舞會風氣曾在五十年代中后期悄然興起。上海是時尚之都，周末跳舞幾成潮流。柯慶施看了三次，就下死命令限制。理由寫在給市委辦公廳的批示里：“沉迷燈紅酒綠，革命理想就會褪色。”不少干部暗地里嘟囔太苛刻，但誰也不敢公開頂撞。結果是一年不到，市區各大舞廳的公職人員驟減，取而代之的是周末調查研究、現場辦公的“運動”。

在工作方法上，柯慶施最大的特點是“快、準、硬”。他喜歡邊走邊談，帶著秘書和處長直接下到車間。路上只要聽到路邊老人抱怨米價，他回頭一句：“明天匯報。”第二天下午，物價局的人就在市政府小禮堂把圖表排了一地。效率驚人，也難免獨斷。一旦他認定方向，極少折返。1957年落實“勞動立功競賽”方案，幾位分管副市長提出緩行，他揮手：“說再多沒用，干！”結果事成，但也留下干部意見無法順暢表達的隱患。

1965年4月10日，柯慶施因消化道大出血入住成都中南鐵路局療養院，六天后病逝，享年62歲。在當時16位國務院副總理中，他序位第六。追悼會規格頗高：劉少奇主持，林彪出席，大廳中央掛著鄧小平題寫的挽詞。上海、江蘇、安徽同步降半旗，工人俱樂部里自發的黑紗橫幅寫著“柯公不朽”。然而冷靜的政治觀察者已經注意到，張春橋在此后半年內坐上《解放日報》掌門，繼而進入中央文革小組。離“文革”全面爆發，僅一步之遙。

1978年，中共中央在整理“歷史遺留問題”時，有人建議把柯慶施與康生等人并案審查。鄧小平當場發言：“此事暫緩，先查有具體證據的。”檔案盒就此留在了角落。三十多年過去，各類回憶錄陸續出版，既揭開柯慶施早年歷險，也放大他與“四人幫”微妙關系。爭議愈演愈烈，卻始終定論難下。

至于馬達那句話——“他的這個優點不能否定”——多次被引用。廉潔，或許是讓舊同僚們仍愿意為他分說的關鍵。即便政治取向、決策風格可以商榷，留給后人的賬簿上，那一欄寫著：無奢侈，無私產，無家人借勢。褒貶參半的姓名，終究因這筆清白得以醒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