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趙小飛——一個女人的非洲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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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女人，在非洲把命運一寸一寸掰直。非洲的清晨，總是來得很突然。天還沒完全亮，熱氣已經從地面翻涌上來。鐵皮屋頂在日出前就開始升溫，風吹過時，帶著塵土和草木的氣味。你會意識到，這不是一個可以“慢慢適應”的地方——它要求你立刻站穩。

2014年，趙小飛第一次站在南蘇丹的土地上。出了飛機場就是一片荒原，那一年，她二十八歲，她來自遼寧，是一名護士。國內的工資三千多人民幣，在老家不算體面，也不算活不下去。但在南蘇丹，她能拿到一萬二。這個差距，足以讓一個普通人改道。她不是沒想過風險，只是那時的她更清楚：如果什么都不做，人生的上限已經寫好了。她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南蘇丹給她的第一課，是環境。不是風景，是生存。熾熱、混亂、基礎設施近乎為零。醫療條件簡陋，水電不穩定，夜晚的槍聲像隨機響起的雷。這里沒有“安全感”這個詞，只有“今天還在”的僥幸。她的扎針技術好，很快受到領導重用，她性格偏硬，偏直，像個男人。有次遇到搶劫，那人用AK47槍指著她的頭，她沒有尖叫，也沒有下意識后退。后來她說，那不是不怕，是來不及反應。人在極端環境里，會迅速學會把恐懼折疊起來。

2015年，南蘇丹內戰爆發。城市開始碎裂，秩序消失得比語言還快。那一年，中國維和部隊犧牲了四名戰士。她認識他們，曾在同一片土地上擦肩而過，說過話，甚至開過玩笑。當死亡不再是新聞，而是熟人，你才會明白“戰爭”兩個字的重量。那一刻，她知道，這里不能再待了。她離開南蘇丹，輾轉來到肯尼亞。

內羅畢的天空更藍，街道更有秩序，看起來“像一個國家”。這里四季如春，風景秀麗，馬賽馬拉等國家公園世界文明，東非大裂谷貫穿其中，安博塞利的大象在乞力馬扎羅山腳徜徉，她很快愛上了這個和平安穩的國家。但外來者的處境，并不會因為首都而變得溫柔。她進了工廠上班，重新回到“打工者”的位置。幾個月后，她發現工資一再拖欠。不是一次，是反復。老板的表情從敷衍到不耐煩，最后干脆不再解釋。她后來想想很可笑，工資三千五百人民幣，只是暫時找一個歇腳的地方。這是她第一次如此直觀地看見人性的邊界——當對方意識到你沒有更多籌碼時，尊重會迅速消失。她沒有糾纏太久。在非洲，等待，往往是最昂貴的選擇。

她開始自己做生意。第一步，是美甲店。小小一間門面，租金卻不低。旺季時，女人們排隊做指甲，淡季時，一整天只有風從門口吹進來。她坐在店里，看著影子在地面慢慢移動，時間被拉得又長又鈍。為了活下去，她開始“順手”賣衣服、箱包。那時候生意還是好做的，國內成本五十塊的女士包，在肯尼亞能賣三百，由于她為人熱情大方，很多當地人找她買衣服和包，她也能抓住當地女人的喜好，積少成多，慢慢收入多了起來。不是戰略轉型，是被逼出來的靈活。生意人的體面，在現金流面前，總是最先被犧牲的。

后來，她接觸到牛皮生意。非洲的牛皮厚、硬、粗糙，像這片大陸本身。她把貨運到印尼，一單一單地做，一個柜也有十萬人民幣利潤，日子充足也真實。她腦子靈活，在肯尼亞收購牛黃，然后再想辦法運回中國，掙了不少錢，但是疫情期間被人吞了一百多萬人民幣的貨，再后來就沒有做了。那幾年，她還在旺季當導游，頂著烈日帶團，講路線、講動物、講故事，也講自己早已重復過無數遍的人生。最多的時候，她一個人帶136人的游學團，打破了旅游業記錄。慢慢地，她開始理解非洲的節奏，慢，不等于安全；自由，往往意味著沒有兜底。

然后，疫情來了。航班停飛，港口堆滿貨柜，貿易鏈條突然斷裂。多年積累的經驗，一夜之間失效。游客也沒有了，她站在空蕩的街頭，第一次真切地感到“無路可走”。也是在那時，她決定做磚廠。做實業，是一條更重、更慢、更孤獨的路。就像學英語，一切從頭開始，從最開始的完全不懂，到現在能夠流利交流，這就是生活的積累，是不斷催著的進步。

她找合伙人，卻再次被現實敲了一記悶棍——被騙了四十多萬人民幣。錢給了對方缺沒有發機器，地買了卻沒有轉到她的名下，甚至于對方惡人先告狀，把她告上了法庭，這官司一打就是四年，各種心力交瘁讓她痛不欲生。那一刻，她也動搖過，但只是一瞬。她選擇繼續。

她重新找地，談合同，進設備。磚廠在荒地上立起來，像一座孤零零的據點。她一個女人，住在廠里，和機器、塵土、賬本為伴。白天是噪音，夜里是蟲鳴和遠處不明來路的摩托聲。有人說：“這不是女人干的活。”她沒反駁。在非洲，“是不是女人該干”從來不重要，“是不是還能活”才重要。

去磚廠的一天，她又一次被槍指著頭搶劫。她的項鏈手機電腦都被搶了，劫匪甚至問她是哪里人，她說是中國人，劫匪竟然說了句“sorry"，那一刻，她沒有英雄感，只有一種冷到骨頭里的清醒——原來命，一直只是被現實暫時放過。可能當地人都覺得她很有錢，畢竟一個中國女人總是自己開車，開的還是V8，那以后她學會了低調，學會了隱入塵埃。不過她還是堅持自己開車，只因為她被司機偷怕了，也被保姆偷怕了，她在磚廠硬撐了三年。

三年里，她學會了防人、用人、管賬、修設備，也學會了一個人在深夜和恐懼共處。三年后，磚廠終于開始穩定盈利。機器轟鳴的聲音，不再刺耳，而像一種確認——確認她沒有白熬。

疫情結束，世界慢慢重啟。她把磚廠交給信得過的人打理，自己重新回到旅游行業。在大裂谷旁，她開了服務區和餐館。落日像火一樣鋪滿草原，游客在拍照，她在后廚翻鍋。在聯合國附近，她做起了民宿。接人、送人、換床單、算水電，日子再次回到流動狀態。

（民宿）

夜深的時候，她會想中國。想遼寧的雪，想冬天刺骨的冷，想那種不需要隨時提防的安全感。也想那些已經回不去的自己。十二年過去，她沒有成為傳奇。只是一次次在“完了”的邊緣，把生活拉了回來。

非洲最殘酷的地方，不是貧窮，而是它會反復考驗你對人性的判斷。而趙小飛，用十二年，把一條普通女人的人生，硬生生走成了一條不退場的路。有時候，她看看鏡中自己，知道青春已經遠去，她的妹妹經常勸她回國，父母也總是為她擔心，但是她有一種信念，既然選擇闖蕩，就只管風雨兼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