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將向聯合國支付部分拖欠會費，不是良心發現，是另有盤算，藏著多邊博弈的暗潮

當地時間2月6日，一則消息打破了聯合國財政危機的僵局——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邁克·沃爾茲對外宣布，美國將在數周內向聯合國支付一筆“數額可觀”的拖欠會費首付款，以此緩解聯合國數十億美元的財政缺口。消息一出，全球輿論瞬間沸騰，有人認為這是聯合國的“救命稻草”，能暫時擺脫瀕臨崩潰的困境；也有人直言，美國從來不會做虧本買賣，這筆遲來的款項，本質上是一場包裹著“善意”外衣的政治博弈。

很少有人知道，此刻的聯合國，早已走到了財政崩潰的懸崖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1月30日致函193個成員國時，就曾發出過絕望的警告：如果會員國拖欠的會費無法及時到賬，聯合國常規預算現金預計將在2026年7月前徹底耗盡。這意味著，屆時聯合國總部可能被迫部分關停，遍布全球的維和行動、人道主義救援項目將全面中斷，數千萬依賴聯合國援助的民眾，將瞬間陷入生存危機。

而這場危機的始作俑者，正是此次宣布“松口”繳費的美國。作為聯合國的創始國，也是全球最大的出資國，美國承擔著聯合國22%的常規預算和26%的維和預算分攤責任，本該是聯合國最堅實的后盾，卻長期扮演著“欠費大戶”的角色。截至2026年初，美國累計拖欠聯合國各類會費已達46.4億美元，其中常規預算欠費約21.9億美元，維和行動經費欠費約24.08億美元，還有0.44億美元的國際法庭等附屬機構費用，這筆巨額欠款，占據了全球會員國欠費總額的95%以上。

更令人唏噓的是，美國的欠費并非偶然，而是一場持續多年的“系統性拖繳”。自2025年特朗普政府上臺后，美國幾乎停止了聯合國強制性會費的支付，不僅2024年的欠款未能結清，2025年8.2億美元的常規預算分攤款分文未付，2026年應繳的7.67億美元也遲遲沒有動靜。反觀美國的軍費開支，2025年已超過8000億美元，拖欠的46.4億美元會費，僅占其軍費的0.57%，說白了，美國并非無力支付，而是不愿支付——它早已將會費繳納，異化為實現自身外交利益的工具，通過拖欠會費施加財政壓力，迫使聯合國向其意志傾斜。

沃爾茲在宣布付款計劃時，特意強調了一個核心前提：后續款項的撥付，將以聯合國持續推進內部改革為條件。這番表態，徹底撕下了美國“善意繳費”的偽裝，也暴露了其“以繳費換改革”的真實算盤。事實上，特朗普政府上臺以來，一直主張聯合國“精簡機構、提高效率”，而所謂的“改革”，本質上是要求聯合國按照美國的意愿調整，削弱那些不符合美國利益的機構和項目，強化美國在多邊舞臺上的主導權。

具體來看，美國的“改革訴求”暗藏三大指向。其一，要求聯合國推進內部機構精簡，削減冗余開支，提高預算使用效率。近年來，美國一直抱怨聯合國機構臃腫、浪費嚴重，實則是想通過精簡機構，減少那些制約美國單邊行動的力量，讓聯合國成為更“聽話”的多邊平臺。其二，明確要求聯合國減少“反以色列偏見”，這一訴求甚至被美國國會寫入了2026年的撥款法案，法案中明確規定，將扣留10%的會費資金，直至美方證實聯合國已解決這一問題。熟悉聯合國運作的人都清楚，美國與以色列的盟友關系深厚，此舉本質上是為了維護以色列的利益，壓制聯合國內部對以色列的批評聲音。其三，推動聯合國的人道主義援助項目與美國外交政策保持一致，強化美國對援助資源的主導權，讓人道主義援助成為美國拉攏盟友、打壓對手的另一張“牌”。

要讀懂美國此次“松口”的背后邏輯，就必須看清其面臨的雙重壓力——一邊是聯合國財政崩潰帶來的連鎖反應，可能反噬美國的全球利益；另一邊是自身面臨的投票權喪失風險，以及日益加劇的國際輿論壓力。這兩大壓力，才是促使美國暫時低頭、支付部分欠款的關鍵原因。

先看投票權的風險。根據《聯合國憲章》第19條規定，凡拖欠本組織財政款項的會員國，其拖欠數目如等于或超過前兩年所應繳納之數目時，即喪失其在聯合國大會的投票權，唯一的例外是欠款因戰爭、自然災害等“不可控制之情形”，而這顯然不適用于美國。截至2026年初，美國的欠費總額早已超過前兩年的應繳數目，從法律層面來說，已經觸及了喪失聯大投票權的紅線。

歷史上，這條規則曾多次對中小國家生效，2016年，委內瑞拉等15國因欠費被暫停聯大投票權，2022年，伊朗、蘇丹等8國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但對于美國這樣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條規則的執行卻充滿了變數——美國一直通過“技術性操作”，巧妙地將欠費額度控制在紅線邊緣，從而保住自己的投票權。即便如此，隨著聯合國財政危機日益嚴峻，古特雷斯政府對美國的施壓也在不斷加大，國際社會要求執行《聯合國憲章》第19條的呼聲越來越高，美國若繼續頑固拖欠，喪失投票權的風險將徹底失控。

對于美國而言，喪失聯大投票權是絕對無法接受的底線。作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在聯合國的話語權，是其維護全球霸權的重要支撐，一旦失去投票權，將嚴重削弱其在多邊舞臺上的影響力，無法再通過聯合國主導全球議程、打壓競爭對手，甚至可能影響其在安理會的否決權行使。因此，支付部分首付款，暫時將欠費額度拉低到紅線以下，保住投票權，成為美國的必然選擇。

再看國際輿論的壓力。長期以來，美國作為聯合國最大出資國，卻常年拖欠會費，這種“只享受權利、不履行義務”的做法，早已引發全球各國的不滿和批評。眾多發展中國家多次在聯大會議上發聲，指責美國破壞聯合國財政穩定，損害多邊主義根基；歐盟、俄羅斯等大國也公開批評美國的欠費行為，認為其違背了作為聯合國創始國的責任和義務。

更重要的是，美國長期欠費的行為，已經讓其“多邊機制破壞者”的標簽深入人心，嚴重損害了其國際形象。在全球多邊主義浪潮日益高漲的今天，美國若繼續孤立自己，堅持單邊主義，終將被國際社會邊緣化。此次支付部分欠款，某種程度上也是美國的一次“形象修復”，試圖緩和國際輿論壓力，擺脫“欠費老賴”的負面標簽，重新爭取在多邊舞臺上的主導權。

除此之外，美國此次支付的首付款，其資金來源也暗藏玄機。這筆款項，來自2026年1月3日特朗普政府簽署的31億美元國際組織會費支出法案，該法案明確規定，這筆資金用于清償聯合國欠費，同時將其視為對聯合國近期改革成效的“認可”。這番操作，看似是美國對聯合國改革的支持，實則是為了給后續的“改革施壓”埋下伏筆——美國想通過這種方式，向聯合國傳遞一個信號：只有按照美國的要求推進改革，才能獲得后續的會費資金，否則，繳費計劃隨時可能中斷。

事實上，聯合國的財政危機，不僅僅是美國欠費導致的，還源于其自身財務規則的結構性缺陷。聯合國的財務規則中，存在一個被稱為“卡夫卡式怪圈”的漏洞：即便資金因會員國欠費從未實際到賬，機構仍需按規定退還“未使用”的預算款項。2026年初，聯合國就被迫退還了2.27億美元這種“根本不存在的資金”，這一操作進一步掏空了聯合國的現金儲備，讓本就嚴峻的財政危機雪上加霜。

資金短缺帶來的影響，早已在聯合國的各項工作中顯現。為了極限自救，聯合國在2026年將常規預算削減了15.1%，降至32.38億美元，同時計劃裁員近2700個崗位。紐約總部的日常運轉早已捉襟見肘，半數電梯停運、暖氣調低，非必要出差被大量取消，甚至連消防系統的升級都被迫暫停。但這些“節流”措施，根本無法阻止聯合國的“失血”，一線行動所遭受的重創，更是觸目驚心。

在維和行動領域，聯合國計劃裁撤25%的維和兵力，約1.3萬人。在馬里，用于監控恐怖組織的無人機因缺錢維修而停飛，當地的恐怖主義活動趁機抬頭，平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在剛果（金），維和士兵的輪換被迫推遲，士兵們長期超負荷執勤，戰斗力大幅下降，當地的沖突局勢也因此陷入反復；在南蘇丹，維和部隊的物資供應短缺，無法有效保護難民營的平民，各類暴力沖突頻發。

人道主義援助領域的困境更是令人揪心。世界糧食計劃署等核心援助機構的資金被大幅削減，南蘇丹難民營的糧食發放削減了30%，無數難民面臨饑餓威脅；阿富汗的女童教育項目和產婦健康服務，因資金斷裂而被迫暫停，數百萬女童失去了上學的機會，產婦的死亡率大幅上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出警告，2026年可能有200萬兒童因資金缺口無法獲得疫苗，陷入麻疹、脊髓灰質炎等傳染病的威脅之中。

正是在這樣的絕境下，美國拋出的“首付款”，才顯得格外“及時”，卻也格外“刺眼”。這筆款項，確實能暫時緩解聯合國的現金流壓力，延緩7月資金耗盡的風險，為維和行動、人道主義救援等核心項目爭取短暫的運作時間，讓那些依賴聯合國援助的民眾，能獲得一絲喘息的機會。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美國的這筆“救命錢”，從來不是無償的，它附帶的“改革條件”，可能會讓聯合國陷入更深的困境。

聯合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多邊組織，其核心價值在于公平、公正、獨立，在于維護全球和平與安全，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它不該成為任何一個國家謀取私利的工具。而美國“以繳費換改革”的做法，本質上是將自身的單邊訴求，凌駕于多邊主義原則之上，試圖通過財政壓力，綁架聯合國的改革進程，削弱聯合國的獨立性和權威性，讓聯合國成為服從美國意志的“附庸”。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的這種做法，可能會引發連鎖反應，破壞全球多邊治理的根基。作為聯合國最大的出資國，美國的一舉一動都具有示范效應，若它成功實現“以繳費換改革”，其他一些出資國可能會紛紛效仿，將會費繳納與自身的政治訴求捆綁，從而導致聯合國的改革陷入“大國主導”的困境，中小國家的利益被忽視、被損害，聯合國“會員國平等”的核心原則將被徹底架空。

與此同時，美國的行為還可能加劇全球治理的權力失衡。隨著美國不斷向聯合國施壓，要求其按照自身意愿改革，新興經濟體可能會被迫承擔更多的出資責任，卻無法獲得相應的話語權，全球治理的權力將進一步向發達國家傾斜，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議程中的參與度和影響力將被削弱，這與全球多極化發展的趨勢背道而馳，也不利于全球和平與發展的大局。

除此之外，美國此次的付款計劃，還存在諸多不確定性，聯合國的財政危機，遠未到徹底緩解的地步。沃爾茲在宣布計劃時，并未明確首期付款的具體數額，只是將其定義為“數額可觀”，而具體金額的敲定，還需要美國國內的進一步協商。更關鍵的是，后續款項與聯合國的改革進度掛鉤，若聯合國的改革未能達到美國的預期，美國很可能會再次中斷款項撥付，讓聯合國重新陷入欠費僵局。

美國國內的政治博弈，更是為這筆付款計劃增添了變數。此次用于清償欠費的31億美元資金，來自特朗普政府簽署的國際組織會費支出法案，但該法案的執行，還面臨著美國國會共和黨保守派的阻撓。共和黨保守派長期對聯合國持批評態度，反對美國向聯合國支付過多資金，他們可能會通過各種手段，拖延甚至否決款項的撥付，導致美國的付款計劃延遲或縮水。

更不容忽視的是，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外交政策，始終是影響美國對聯合國態度的核心因素。特朗普曾公開稱贊聯合國“擁有巨大潛力”，但這種“潛力”，在他眼中，本質上是聯合國能否成為聽話、高效且符合美國心意的工具。近年來，特朗普政府不僅長期拖欠聯合國會費，還掀起了一場“退群狂歡”，2026年1月，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國退出66個國際組織，其中31個是聯合國實體，如教科文組織和人權理事會，這種“退群+欠費”的組合拳，不斷掏空聯合國的資源和影響力，也讓美國與聯合國的關系陷入緊張。

更值得關注的是，特朗普政府還在試圖建立一個由其主導的“平行機構”，分流聯合國的職能。在2026年達沃斯論壇期間，特朗普力推的“和平委員會”正式啟動，19個國家簽署了章程，這個被外界稱為“特朗普版聯合國”的機構，權力高度集中，特朗普擔任“永久主席”，擁有對關鍵議程的絕對否決權，“永久席位”的要價高達十億美元，執行委員會成員多為特朗普的親信，本質上是一個由美國主導的“小圈子”，目的是用美國主導的多邊合作，替代聯合國的全球多邊治理框架，逐步邊緣化聯合國的角色。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此次支付部分拖欠會費，更像是一種“緩兵之計”——它既想規避喪失投票權的風險，修復自身的國際形象，又想通過“以繳費換改革”的方式，進一步掌控聯合國的改革進程，同時為自己主導的“平行機構”爭取時間。對于聯合國而言，這筆款項是“救命錢”，卻也是一把“雙刃劍”，接受美國的改革條件，可能會喪失獨立性；拒絕美國的條件，又可能面臨后續款項中斷，再次陷入財政崩潰的絕境，陷入兩難之中。

事實上，聯合國的改革，確實是大勢所趨。隨著全球多極化趨勢的深入發展，聯合國的機構設置、運作模式、預算分配等方面，確實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改革的目的，應該是提升聯合國的履職能力，更好地維護全球和平與發展，更好地體現全體會員國的共同利益，而不是服從某個國家的單邊意志。

國際社會應該警惕美國“繳費政治化”的傾向，共同推動聯合國在公平、公正、獨立的框架下完成改革。作為聯合國的會員國，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都應該履行自己的義務，按時足額繳納會費，這是維護聯合國正常運轉的基礎，也是踐行多邊主義的具體體現。大國更應該承擔起自己的責任，以身作則，尊重聯合國的獨立性和權威性，推動聯合國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不是將其作為謀取自身私利的工具。

回望聯合國的發展歷程，它曾在維護全球和平、緩解地區沖突、開展人道主義援助、推動全球發展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從二戰后重建，到應對全球疫情，再到緩解氣候變化，聯合國始終是全球多邊主義的核心平臺，是各國凝聚共識、攜手合作的重要載體。如今，聯合國面臨的財政危機，不僅是一場財務危機，更是一場對多邊主義的考驗。

美國此次松口支付部分拖欠會費，是多邊機制與單邊訴求博弈的縮影。短期來看，這筆款項能為聯合國注入一絲生機，緩解財政崩潰的風險，讓那些依賴聯合國援助的民眾獲得暫時的希望；但長期來看，美國將繳費與改革捆綁的做法，可能會侵蝕聯合國的獨立性和權威性，破壞全球多邊治理的根基，為全球和平與發展埋下隱患。

未來，聯合國能否擺脫財政困境，關鍵不在于美國是否支付后續款項，而在于能否堅守自身的核心價值，在大國博弈中保持獨立，推動改革朝著符合全體會員國共同利益的方向發展；在于國際社會能否凝聚共識，共同抵制單邊主義，踐行多邊主義，支持聯合國的工作。畢竟，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全球性的挑戰，需要各國攜手合作、共同應對，而聯合國，正是這種合作的核心平臺。

我們有理由相信，多邊主義的光芒，終將穿透單邊主義的陰霾。聯合國作為全球多邊主義的核心，歷經風雨，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只要全體會員國能夠堅守初心、攜手同心，共同維護聯合國的權威性和獨立性，共同推動聯合國改革完善，就一定能夠讓聯合國在新時代發揮更大的作用，為全球和平與發展，書寫更加美好的篇章。而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超級大國，若能放下霸權執念，真正履行自己的國際義務，尊重多邊主義，尊重各國主權和利益，也必將在全球治理中，贏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這才是大國應有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