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超市，開到宇宙盡頭

來源：滾動播報

　　新周刊 作者：馮葉 編輯：盧枕

　　你幾乎可以在地球任何一個角落找到中國超市。這個“角落”，可以是舊金山灣區的拐角，或者柬埔寨首都金邊的華人聚集區。

　　有時，“角落”偏僻到人們難以想象。比如，在中文互聯網上幾乎隱形的濱海薩凡納，一座位于加勒比海島國牙買加的海濱城市。為數不多的公開資料里，它被描述為“搶劫、偷盜、謀殺和涉毒等犯罪活動頻發”的危險區域，即便如此，數家中國超市依然在此扎根。

　　李明達曾在濱海薩凡納的中超合伙九年，被問起遠赴牙買加的契機時，他很篤定，“這都不用多問，99%在國外干超市的中國人，都是被親戚朋友帶過去的”。

　　環球旅行者阿軻有著類似的觀察。根據他的經驗，在東南亞和拉美，做超市生意的華人尤其多。以阿根廷為例，公開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阿根廷一共有10788家華人超市，在其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每兩三個街區就能看到一家中國超市。

　　這種分布背后有著復雜的歷史原因，阿軻的觀察是，“敢去這里的人，大多都是去投奔親緣網絡。最早一批去東南亞和拉美的移民，多數都是以打工為目的，有的甚至是在清末被‘賣豬仔’過去的。而去發達國家的移民，更多帶著學習技能或接受教育的目的。”換句話說，家庭網絡和社會階層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移民的目的地與動機。

　　華人開超市的故事模版通常相似：A先被親戚B帶過去，在B的超市中打工，攢下錢后，A再另開一家，或盤下B的店鋪，逐步擴張。就這樣，中超以點分布，呈線狀散射到了世界的各個角落。阿軻甚至在亞馬遜雨林中看到過經營超市的華商。

　　在發達市場，中超多如牛毛，成熟的格局催生出了如99大華超市般的連鎖巨頭。但在新興市場，最常見的，便是由家庭、夫妻或個人經營的小型中超。相比熱鬧、主流的出海故事，這些個體戶顯得更為草莽、粗礪，他們構成了出海的另一面，也見證了更為野蠻的斗爭。

　　“你問我小偷的畫像，我畫不出來”

　　有一陣子，李明達覺得新招來的員工還不錯。她是牙買加當地人，做事麻利、周到，歸她整理的鞋架總是井井有條。

　　李明達的超市營業區不算小，約有三百平米，倉庫則有五百平，這意味著保持全店整潔并不輕松。除了理貨、銷售外，員工需要輪流做衛生，新來的這位總是很勤快，“至少給我的印象是這樣”。

　　轉折很快發生。那一周剛好輪到她打掃，倒垃圾的時候，李明達在店內注意到她提了一只箱子出門，“看上去還挺新的”。他不言語，徑直走向二樓的監控間觀察。

　　她沒有走向垃圾桶，而是繞到了店外市集的攤主那兒。李明達即刻下樓，發現箱子里裝著超市售賣的吹風機。他迅速冷靜下來，熟練地報了警，依照慣例用偷一罰十處理，這位“勤勞周到”的員工隨即被開除。

　　這顯然不是李明達第一次遇到偷竊，比起員工監守自盜，顧客偷東西的情況更多。在牙買加，小偷沒有固定特征，不分性別和年齡，“你問我小偷的畫像，我畫不出來”，但有時，小孩比大人偷得更為頻繁。偷的品類也不固定，什么好偷就偷什么，比如順手就能折起來放入口袋的內衣、內褲。

　　與當地經濟及受教育水平相關，李明達提到，除了旅游業和傳統農業外，牙買加的經濟仍要依賴毒品、槍支等灰產。偷竊只是再常見不過的小罪，當地人甚至不會視其為罪名——被抓到的小偷往往理直氣壯，堅稱“我偷到的，就是上帝給我的！”只有在見到警察后，才會乖乖認錯、賠錢。

　　時間久了，李明達心中竟生出一絲復雜的憐憫。牙買加一度有“無父之國”的稱號，人們毫無節制地生兒育女，但過于開放、混亂的男女關系，使得很多孩子生下來就沒有父親。偷竊成了人們的生存方式。

　　“確實太落后，太窮了。”李明達嘆氣，“偷點東西嘛，那也沒有多少錢。哪怕像沃爾瑪這些大超市，每天被偷的東西也很多。你看優衣庫，每個月要被偷一萬多塊錢的衣服。都很常見。”到現在，李明達也沒有收到那筆吹風機的罰款。

　　阿根廷華人林蕾遇到的情況更為驚險。林蕾的家人在阿根廷東部沿海城市拉普拉塔經營著兩家超市，單店面積均一百五十平米，她空閑時便會去店里幫忙。拉普拉塔曾被當地媒體列為“阿根廷最不安全的城市”之一，暴力事件和入室搶劫頻繁發生。林蕾家人的兩家超市分別位于市中心和貧民區，后者遭受偷盜的次數更為頻繁，“大概是一周一次”。為了保障店鋪日常運營，他們還特意為這家店雇了保安。

　　但保安總有休息的時候，危險便在縫隙中滋生。在某個周日，持槍的歹徒闖進了超市，他將槍口對準收銀員，威脅其清空收銀機，交出所有財物。最好的辦法就是照做。“命比較重要”，林蕾的父母時常強調，因為扳機隨時會被扣下。幸運的話，歹徒拿到錢后便直接離開，無人受到傷害。

　　林蕾認為，作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省會，拉普拉塔畢竟是歷史文化名城，“日常治安沒有新聞里說得那么糟糕”。但整體經濟下行的時候，持槍搶劫發生的頻率會升高。

　　據美聯社報道，2023年——即現任總統哈韋爾·米萊的當選年，阿根廷年通脹率飆升至211.4%，達到了自1991年后的最高水平。大選期間，無法預判未來的民眾大規模拋售資產，政府為了穩住民意，則狂撒補貼，貨幣貶值和通脹被進一步加劇。

　　“貨品漲價的速度非常快，一天變一個樣。一件商品周一的價格還是400比索，第二天就變成800比索了，成倍增加。”林蕾描述道。

　　系統的混亂是暴力事件的導火索，“這種（持槍搶劫）一年內就能遇到一兩次，偷東西就更不用說了”。其他開超市的親戚也無法幸免，她還聽聞，另一位在超市工作的親戚甚至遭遇了槍戰，“大腿中彈，血都止不住”，最后被緊急送醫。

　　更進一步說，系統既可以造成威脅，也可以成為威脅本身。有其他在發展中國家的華商透露，她們還會面臨相關部門上門要錢的情況，“來了就找店鋪里的問題，找各種理由罰款。挑不出毛病的話，就直接讓人請喝咖啡。”但超市畢竟在他們的地盤里，沒有人敢不掏錢。

　　長年累月下來，華商圈形成了默認規則：首先是必須低調，絕不主動惹事；其次，如果麻煩找上門，能花錢平事最好。人們信奉“千金難買安心”的道理。

　　把門打開做生意

　　去牙買加之前，李明達的親戚給他打了多次預防針：“你要做好心理準備，這邊比較辛苦、無聊。”

　　不過，李明達并沒有仔細想象過牙買加的生活。彼時他剛離開校園，對新的生活并不滿意，迷茫感日益增長。“不如出去闖一闖吧。”他主動聯系了在濱海薩凡納開超市的家人。

　　比起未知的未來，當下一成不變、令人生厭的環境更為可怕。人的遷徙并非全為了尋找更優的資源，有時，只是為了解決當下的困境。懷著這樣想法的人，并非只有李明達一個。

　　做出在柬埔寨開超市的決定，小豬只用了兩周。他對開店的時間節點倒背如流：2019年10月29日，他從浙江老家動身，去金邊考察，11月15號便接手了一家超市，并付下盤店錢。11月16號，他已經站在收銀臺后開始結賬了。

　　這種果斷并非源于沖動。去柬埔寨之前，小豬在國內開過室內設計公司，但收支只能勉強打平，直白一點說，“投入了精力、時間，但沒有任何回報”。出于好心，小豬還擔保過朋友的欠款，對方沒能還上錢，在已有的房貸、車貸基礎上，他的債務又疊加了幾十萬，“已經有點走投無路了”。

　　在柬埔寨開超市成了小豬的人生拐點。六年時間里，小豬將超市從最初的兩間店面擴成了五間，多出來的三間門店，是收購隔壁超市得來的。

　　在海外華人的主要營生里，超市的經營門檻并不高。早期的中國移民常靠“三把刀”生活，分別是菜刀、剪刀和剃刀，至少需要廚藝、皮革布藝及理發里的一項技能。但開超市不需要，它只要求一筆原始啟動資金，“甚至不需要太動腦子，就稍微勤快一點，把門打開做生意。”李明達描述道。

　　小豬的經驗是，把小事做好，“其他的都是天意”。保證沒有商品過期是必要的，“有的中超連礦泉水都能過期一年”。叮囑員工后，小豬會定期抽查貨架，如果沒有過期產品，員工會在當月得到10美金獎勵。

　　有人的地方就有需求。作為全球海外華人最集中的區域，在東南亞，中國超市只需服務好當地華人，就能有穩定的客流。小豬的超市位于金邊金寶城，是當地中國人聚集的區域之一，其售賣的商品大多是耳熟能詳的國貨。逢年過節，小豬也會在朋友圈吆喝著賣禮盒。一位客人來過兩三次后，小豬就能記住他的名字，再見到則會熱情招呼對方“某總”。

　　而在距離遙遠的牙買加、阿根廷等拉美國家，中國超市的受眾通常是當地人，物美價廉且豐富的中國商品總能快速打開市場，也頗受當地人歡迎。

　　“最賺錢的季節就是圣誕季”，李明達說，牙買加人喜歡在圣誕前將家居布紡全部換新，包括四件套、窗簾、地板革等，色彩鮮艷的款式尤其火爆，他們會大批量從國內源頭工廠進貨。在阿根廷，與球星相關的產品——比如印著梅西頭像的義烏產馬克杯，則供不應求，“總有顧客過來問什么時候來補貨。”林蕾回憶。

　　另一方面，中國豐富的供應鏈及日益便利的跨境貿易，也讓開超市的華人具備更多貨源優勢。

　　小豬的老家位于浙江麗水，是著名的“商超之鄉”，僅從事海外零售生意的麗水人就有超六萬名。小豬的高中同學就在柬埔寨從事批發生意，在當地拿貨的時效性極強，“早上下單，下午就可以送過來”。而基于地理位置鄰近的優勢，從國內拿貨也很方便，只要批發商將貨運至指定倉庫，跨國貨代就會將貨直送到超市門口。如果走陸運，最快一周時間就能收貨。

　　在商業領域，超市是典型的“Boring Business”，其交易方式傳統、商業模式固定。它看上去單調乏味，也無法造就暴富的神話——以李明達為例，其所在的超市每月利潤平均約十萬元人民幣。但不可否認，這是一門穩健的小生意，足以讓華人在發展中國家過上體面的生活。對背井離鄉的人而言，穩定本身就是最大的價值。

　　最小單元的出海

　　每天9點開門，最遲18：30下班，日日如此。在牙買加時，李明達幾乎沒有本地朋友和社交生活，他的生活軌跡被壓縮在超市的空間內。至于工作內容，“訂貨、進出貨、分配工作任務……什么都要干”。他習慣了這種無聊，很少抱怨，空閑的時候就讀書、打游戲，在牙買加時，他讀完了整本《紅樓夢》。

　　林蕾也認為家人的工作很單調。她的父親會在起床后立刻查看批發商報價，和不同公司的業務員斡旋。接著，還得看倉庫存貨量有多少、近期有沒有賣得好的爆款、核對有哪些新品要上，并接收新到的貨物，再次清點。阿根廷的員工敢于請假，他就得完成更多工作，“很辛苦啊，有些親戚在這邊會交到當地朋友，但我家人只是不停地干活。”

　　想融入當地，就需克服語言、文化的差異，但大多數華商都沒有這個愿望。傳統超市通常由顧客自助選購，互動性并不強，許多老板在當地生活了十多年后，也只習得了交易時要用的簡單詞匯。

　　阿軻解釋，以南美為例，比起“落地生根”，他見到的部分華商更希望“落葉歸根”：“（他們）賺了錢后要回老家退休，現在努力也是為了給下一代買房子、鋪路。也有抱怨辛苦的，但還是會這樣做。”

　　華商的社交對象通常局限在當地的華人圈中，他們會形成組織、共享資源。如紐約唐人街、北京望京的韓國城一般，社會學學者將其稱為“聚居區族裔經濟”，強調其有高度聚集性、一定的組織完備性。

　　2017年，阿根廷的中國移民就已超過18萬人，其中福建移民約15萬人。林蕾家人所在的福建同鄉群里，就會時常分享“哪家批發商的報價比較低”等信息，有老板新招了員工，他還會在群里進行背景調查，詢問“這個員工之前有沒有在其他地方工作過？他為什么會辭職？”如果有人要開新超市，還需經過群里成員的同意，“確定選址不會影響到別人的生意”。

　　不過，這樣的社交網絡更像一張漁網，只有家人、同鄉才能靠近中心，有過零星交集的其他華人則處于邊緣。阿軻認為，整體而言，海外華商的競爭大于合作，“合作僅限于有親緣關系的，其他競爭會很激烈”。

　　“最簡單的就是價格戰，你賣一塊，我賣五毛。再嚴重一些，還涉及黑幫斗爭。”阿軻回想起在智利首都圣地亞哥批發區的經歷，他剛邁步進一家服裝店，老板就用十足警惕的眼神將其掃視了一遍，直到其表明身份，對方才放下心來，“她擔心我是過去偷版的”。

　　在人生地不熟的新興市場，陌生人常常意味著更大的風險。除了早前在國內就結識的老友外，小豬坦言，在柬埔寨時，“并沒有交什么真正的朋友”。柬埔寨的華人背景錯綜復雜，江湖上還流傳著“中國人只騙中國人”的傳說。

　　小豬有過親身體會：一位顧客曾在線上下單一百袋大米，并千叮萬囑“必須要老板送貨”，但由于當天事務繁忙，小豬只能推托讓工人代勞，對方得知后，訂單很快被取消。第二天晚上，小豬從朋友口中聽說，另一位超市老板遭遇了幾乎相同的情境。

　　不同的是，他親自送了貨，最終遭遇綁架。

　　出于對信任和安全感的需要，大多華商只是游離于當地人與華人之間，以懸浮的狀態生活。社會學學者鄔一帆在研究智利批發區的聚居區族裔經濟后給出總結，“不以服務本族裔群體為主要功能，也不以扎根當地社會為終極目的”，這句話同樣可用于形容其他新興市場的華商。

　　孤獨和無聊無法回避，但好在是暫時的。2024年初，李明達在牙買加工作九年攢下的積蓄，回到國內做生意，“還是戀家，如果繼續在外面待下去，年齡就一直增長，可能更難回來發展了。”小豬則找了兩位知根知底的親友作為合伙人，共同經營超市，他有了更多回國休息的時間。

　　伴隨全球化進程的加速，海外中超市場的競爭正從同鄉內部轉向更為廣闊、殘酷的維度，經營之路愈發崎嶇。

　　以柬埔寨為例，小豬剛到金邊時，其超市周邊兩百米只有四到五家中國超市，如今已經多了十來家。他多次思考過“要不要把店賣了”，最終還是選擇與人合伙，以分散風險。

　　阿軻發現，在連鎖巨頭的擠壓下，“傳統的小超市確實都快開不下去了，連鎖超市的批發價更便宜，貨品更全”，許多老板開始尋求轉型，做游戲機廳、兒童樂園等，或是去更偏遠的地方開店，以躲避競爭，比如亞馬遜雨林內。

　　另一方面，人們出海的方式也在快速迭代。如今，人們熱衷于談論跨境電商、新能源和互聯網出海，如超市般傳統的外貿模式，被定義為“出海2.0”，這種“只輸出產品，不重視品牌價值”的生意，已經在主流話語體系中被邊緣化——連同辛勤耕耘的華商一起，他們終將被飛速運轉的時代敘事拋在身后。

　　不可否認的是，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超老板依然是全球化過程中無法忽視的角色。他們承擔了將中國商品帶入市場的責任，形成了廣袤而自發的“草根全球化”布局，完成了最小單元的出海。于是，通過遍布街角的貨架，全球消費者得以了解中國產品及文化。換言之，當下品牌出海的敘事，正站立在其所夯實的基礎上。

　　個體很難意識到自身在時代中扮演的角色。更多時候，他們只是站在柜臺之后。

　　阿軻曾遇見過一位老板。對方在圣保羅經營超市，每日只在店面和住處來回，兩點一線。他幾乎很少走出批發區，也從未旅游過，這樣的生活過了十余年。唯有一次，因為放假，導致無法開門營業，他終于決定去一趟海灘。那是他第一次看見圣保羅州漫長的海岸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