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搞兵運工作近20年，回到部隊干副旅長，解放后軍參謀長改正師職

一九四九年九月初，黃河岸邊的夜風夾著火藥味，寧夏銀川城頭上的探照燈劃破夜空。三十多歲的戰士們在壕溝里貓腰前進，臨出發前，一位花白頭發的副旅長拍著警衛員肩膀：“娃娃，今夜打贏了，你就能在解放后的日子里睡個安穩覺。”這位語氣溫和卻不容置疑的指揮員，正是牛化東——在敵營里蹚了十九年渾水的老兵運干將。

戰后，人們驚訝地發現，這個一口陜北腔的副旅長并非新面孔。二十四年前，他還是馮玉祥部隊里“炮兵隊的趙教員”，實際上卻早已在共青團、地下黨、陜北紅軍之間奔走。他的代號多到連戰友都記不清，兵運生涯卻始終只干一件事：把“敵人的槍口掉過頭來”。

翻檢檔案，牛化東生于一九零二年，與劉志丹同鄉。他十幾歲便見慣了苛捐雜稅，也見過鄉親們如何在戰亂中流離。青年時期的他被西北軍的招兵鼓點吸引，先當慣常士卒，后經同鄉介紹，一九二五年加入共青團，一年后轉為黨員。彼時正值北伐風雷，他被派到馮玉祥麾下，隱姓埋名干起士兵運動，借軍營作掩護聯絡進步青年。那是條“走鋼絲”的路，稍有風吹草動便是殺頭，但他認準了“一槍一彈，也能救窮人”的道理。

一九二九年，他秘密調往王子元部，表面身份是排長，再后來升為營長、團長。跟他結識的同鄉賀晉年還在學兵隊端茶送水，但牛化東心里明白，這一切隨時可能化為烏有。陜北地域遼闊、交通閉塞，紅軍要靠這樣的“埋伏”才有壯大可能。可惜，此舉艱難到了極致，往往幾年埋伏卻只帶出零星火種，很多同志壯志未酬身先死。

一九三五年冬，他再度奉命，潛入鄧寶珊部十一旅。這個旅表面隸屬國民黨，實則地方武裝味道更濃。牛化東搖身一變，成了“牛副官”。在這支部隊里，他一干就是十年。有人替他掰著指頭算——整整十個寒來暑往，換了三任旅長，調防五次，軍費時斷時續，但這位“副官”始終在，悄悄織網。兵運講究“潤物無聲”，空口號不管用，他先抓班長、連長，悄悄替戰士請醫問藥，俘獲人心。抗戰爆發后，十一旅被拉到山西前線，他借抗日的大義更大膽播撒火種。

等到日本無條件投降，一九四六年春，局勢風云突變。牛化東認準時機，同旅長推心置腹數夜。酒過三巡，旅長終被打動，揮筆在起義書上簽了字。兩千余名官兵、數百匹戰馬，一齊轉入西北野戰軍建制。牛化東的“牛副官”在此刻摘掉偽裝，戴上了“副旅長”臂章。

起義后不久，他奉命駐守三邊地區，與地方反動武裝絞殺。清鄉團擅長夜襲騷擾，牛化東索性“以兵運治兵運”——先派情報員摸清頭目家底，再運用舊部關系瓦解對方。不到半年，三邊治安大定。同行者回憶，那是牛化東最得意的一役，“槍沒怎么響，人就散了”。

一九四九年春，人民解放軍西征序幕拉開，牛化東隨十九兵團橫貫隴東，大戰中寧。他手下的舊部熟悉黃河兩岸地形，加上二十年的潛伏經驗，屢出奇兵。銀川戰役前夕，他提交的情報手繪圖，準確標出守軍火力點，大大減少我軍傷亡。十一月，寧夏宣告解放，他被任命為寧夏軍區參謀長，軍銜副軍職，專責剿匪與邊防。

有意思的是，一九五三年甘肅、寧夏合并，他卻從副軍長位置“降”到銀川軍分區司令，職務變成正師級。按道理講，從副軍到正師是向下，但牛化東并未計較。他的口頭禪是：“這級別算什么，干活要緊。”四年后寧夏回族自治區恢復建制，他又升為軍區副司令，依舊是副軍職。

攀比之下，他的戰友們早已披上了將星——賀晉年、崔田民、王兆相都在一九五五年授銜。牛化東卻因長年潛伏，檔案支離，直到一九六四年才補授少將，已是六十二歲。當年一起喝過北風、穿過草鞋的老伙伴，早有人坐鎮大軍區。可是老牛見了誰都憨憨一笑：“晚點有何妨，活著就好。”

這份淡然，大概來源于他的特殊經歷。十九年灰色身份讓他對名利無甚執念，更懂得保命不易。抗戰最艱苦的歲月，他曾被憲兵隊押著游街；日軍飛機掃射時，他套著國軍軍服鉆進土溝；一次內部大清查，匆匆把黨證活埋在一棵榆樹下。若非過硬心理素質，哪有后來的“銀川一役”大放異彩。

值得一提的是，兵運工作的艱辛常被忽視。很多將領在前線沖鋒陷陣，榮譽赫赫；像牛化東這樣長期潛伏者，戰績往往藏在檔案袋。組織一旦撤走，他們不僅無功，還可能賠上一條命。因此，歷史書里寥寥幾行“從事兵運”背后，隱含著無數刀尖舔血的日子。

建國后，牛化東把主要精力放在部隊訓練和邊疆民兵建設上。他主張“兵要農，農亦兵”，積極推動駐地部隊幫群眾開渠修田。六十年代初，寧夏回民小學缺糧，他個人拿出積蓄買下一整車高粱，送到學校。掌聲沒有，批示也沒留，事情卻被幾位老學員記在心里。

一九八三年春，他在銀川住院，仍提筆修改《西北兵運回憶錄》。護士半開玩笑：“牛老，還寫呀？”老人抬頭笑道：“不寫，下輩的娃娃曉得啥叫兵運？”同年五月，他安靜離去，享年八十一歲。病房里的草黃色筆記本，扉頁只寫了四個字：“暗火不滅”。

一個在敵陣熬了二十年的老兵，最終以大校起步，以少將謝幕。他的仕途并不耀眼，卻把一生最黃金的光陰耗在最危險的崗位。對那個烽火年代而言，這樣的人，多一個算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