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銀行界的恐慌時刻:高市早苗若勝選,經濟崩潰倒計時啟動

文|趙趙 編輯|趙趙

2月8日,當日本選民在投票站做出選擇時,東京金融圈正在經歷一場集體性的屏息凝神。

不是因為期待,而是因為恐懼。國際金融市場正在給高市早苗貼上一個致命標簽——"日本版特拉斯",那個在2022年僅上任45天就因政策引發英國金融崩盤而黯然下臺的前首相。

野村綜合研究所研究員木內登英的警告更加赤裸:"日本政府面臨引發資產全面拋售潮的風險,股市、債市、日元三重下跌,甚至可能導致資本外逃。"

這不是危言聳聽的預測,而是基于冰冷數字的推演——263%的政府債務占GDP比,122.3萬億日元創紀錄的年度預算,以及日元匯率可能自1986年以來首次跌破180大關。

當一個國家的財政懸崖近在咫尺,當國際金融巨鱷準備獵殺這個世界第四大經濟體時,高市早苗的"政治豪賭"究竟是拯救日本的最后一搏,還是加速崩潰的致命毒藥?

要理解日本銀行界為何如此恐慌,必須先搞清楚高市早苗到底要做什么。

她的經濟學邏輯很簡單:大規模財政擴張+極度寬松貨幣政策+政府主導產業投資,這套被稱為"高市經濟學"的組合拳本質上是"安倍經濟學"的加強版。

問題在于,安倍晉三2012年接手的是一個深陷通縮和增長停滯的日本,他的任務是"創造通脹預期"來激活經濟。

而高市早苗面臨的則是一個通脹壓力已經顯現、經濟增長出現結構性瓶頸的日本,她的任務應該是"管理現實通脹"并尋找新的增長動力,同時還要應對遠比安倍時期更加沉重的政府債務風險。

用錯誤的藥方治療完全不同的病癥,結果往往是災難性的。

更要命的是,高市為了推行這套政策,居然在執政僅三個月就強行解散眾議院提前大選,導致2026財年預算案無法按計劃在3月底前通過,政府可能需要編制臨時預算維持運轉。

這種為了政治野心而犧牲經濟穩定的做法,已經讓市場失去了基本的信任。

數字會說話,而且說的是最殘酷的真話。

122.3萬億日元的年度預算創下日本歷史新高,比2025年度增加了6.3%,這個數字看似只是一個預算案,實際上是一枚定時炸彈。

日本政府債務余額占GDP比例已經高達263%,遠超2009-2010年希臘主權債務危機時期的水平。

在這個高度脆弱的財政基礎上,高市政府還選擇繼續擴大財政支出規模,這種行為在國際金融市場看來簡直是自殺式沖鋒。

大和資本市場歐洲區研究主管克里斯·西克拉納直言不諱:"這場提前大選讓投資者更加明確地意識到,日本的公共財政狀況難以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更嚴重的是,高市的財政擴張計劃沒有明確的財源支撐。

預算案中包括社保費用39.1萬億日元、防衛費提前達到GDP的2%、食品消費稅減免或廢除,這些都是吞金巨獸,錢從哪里來?答案只有一個:發行更多國債。

問題是,日本央行已經在2024年開始縮減購債規模,壽險公司、銀行類機構及海外投資者對日債的需求也邊際回落,誰來買這些國債?

如果沒人買,國債收益率就會飆升,政府融資成本就會暴漲,財政壓力就會進一步惡化,這就是典型的債務螺旋式崩潰。

更糟糕的是,高市的貨幣政策立場讓這個惡性循環雪上加霜。

與其他競選人主張逐步加息的立場不同,高市在2025年總裁選舉中明確反對加息,雖然她上臺后對此避而不談,但市場已經解讀出了信號——她主張寬松貨幣政策,可能對日本央行加息造成干擾。

這種"大財政+寬松貨幣"的組合必然要求日元在一定程度上持續貶值,而這正是國際金融市場最擔心的"特拉斯時刻"的前兆。

所謂"特拉斯時刻"是指政府推行缺乏財源支撐的大規模財政擴張,導致市場喪失信心,進而引發債券、匯率、股票三殺的金融崩盤。

Simplex Asset Management駐東京基金經理千葉宣伸的預測讓人不寒而栗:"若高市早苗在大選中大勝且執意擴大刺激計劃,日元兌美元匯率可能會自1986年以來首次跌至180關口。"

180日元兌1美元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日元貶值超過20%,意味著輸入性通脹將進一步加劇,意味著日本海外投資能力被嚴重削弱,意味著資本外逃可能成為現實。

時間因素正在讓這個危機變得更加緊迫。

高市在1月23日強行解散眾議院,導致預算審議中斷,而新國會最早要到3月才能運作。

留給審議總額122.3萬億日元預算的時間極為緊迫,如果4月1日前預算不能通過,日本將陷入"臨時預算"的尷尬。

臨時預算的功能高度克制,主要用于公務員工資、基本行政運轉、已有法定支出的最低履行,無法支持食品消費稅減免等大規模新政。

這意味著高市對選民承諾的"大選大禮包"將面臨延期甚至落空的風險,而這種"政治失信"一旦發生,將進一步打擊市場信心。

更可怕的是,在缺乏新財源、預算高度緊張的情況下,高市試圖提前實現2%防衛費目標的計劃,也將面臨黨內穩健派和財務官僚通過"分期兌現、結構調整"等立法技術進行的漸進化"閹割"。

屆時,高市政權將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對外無法兌現承諾導致支持率暴跌,對內無法推進政策導致執政基礎動搖,而金融市場則會抓住這個時機發動攻擊,引發真正的崩盤。

國際金融巨鱷已經嗅到了血腥味。野村綜合研究所、大和資本市場、Simplex Asset Management這些機構不約而同地發出警告,不是因為他們關心日本經濟,而是因為他們看到了做空日本資產的巨大機會。

當一個國家的政府債務高達GDP的263%,當一個首相為了政治私利而犧牲經濟穩定,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陷入無解的矛盾時,這就是金融市場夢寐以求的"獵物"。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索羅斯狙擊泰銖只用了幾個月就讓泰國經濟崩潰;2010年希臘債務危機時,國際投機資本的攻擊讓希臘債務占GDP比從120%飆升到180%;現在,日本的債務占GDP比已經是263%,遠超任何曾經爆發主權債務危機的國家。

一旦市場對日本財政可持續性的懷疑演變成恐慌性拋售,后果將是災難性的。

更諷刺的是,高市早苗自己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危險的嚴重性。

她在記者會上自信滿滿地說:"我們相信這份預算草案在財政紀律與實現強勁經濟之間取得了平衡,同時確保了財政可持續性。"

但市場用腳投票——即便日本國債收益率飆升至歷史高位這一情況在通常情況下本應支撐日元匯率,日元依舊一路走弱。

這種"日債收益率與日元匯率相關性消失"的反常現象,恰恰說明市場已經不再相信日本政府的財政紀律和經濟前景。

當投資者開始用"拋售"而非"觀望"來表達態度時,崩潰往往已經進入倒計時。

西班牙經濟學家阿莉西亞·加西亞-埃雷羅的評價更加直接:"日本政府的舉措如同賭徒在輸局中加倍下注。"

問題的核心在于,高市早苗推出的政策根本沒有觸及日本經濟的真正病灶。

日本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清晰可見:產業路線選擇失誤削弱了國際競爭力,比如在新能源汽車上押注氫燃料卻錯失鋰離子電池這一國際主流機遇;少子化老齡化問題突出,65歲以上人口占比近三成,不僅導致勞動力短缺,也制約消費市場擴容;社保開支攀升導致財政資金捉襟見肘;更要命的是,高市政府將施政重心置于修憲擴軍、挑動鄰國關系,在外交上四面樹敵,嚴重惡化了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

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教授劉江永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前日本財政分配矛盾凸顯,民眾迫切期盼改善民生、減輕稅負,而高市早苗政府卻在修憲擴武路上越走越遠,這將嚴重擠壓社會資源、抑制經濟增長潛力。"

特別是高市涉及臺灣問題的言論導致中日關系急劇降溫,引發中國赴日航班取消、旅游規模縮減,中方對日本實施軍民兩用物資的出口限制,這些外交失誤在經濟層面的反噬效果將在入春后集中顯現。

最可怕的不是高市的政策本身,而是她為推行這些政策而采取的政治手段。

為了獲得"總統式"的授權、繞過黨內大佬的制衡,她以犧牲自民黨整體的政黨形象和城市選民支持為代價,拋棄了合作二十余年的公明黨,對深陷黑金丑聞的原安倍派議員進行"全員特赦",萩生田光一、西村康稔等40余名涉案政客重獲黨內推薦資格。

這實質上是將"黑金派閥"改造成了"高市近衛軍",試圖通過挑動鄰國矛盾、制造安保焦慮,將民意導向激進的民粹主義,從而對沖公眾對"黑金政治"的憤怒。

這種以民粹主義煽動來掩蓋經濟無能、以政治冒險來轉移內部矛盾的做法,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好結果。

1990年代阿根廷總統梅內姆的民粹主義經濟政策最終導致2001年的債務違約和經濟崩潰;2022年英國首相特拉斯的激進財政政策引發金融市場恐慌,上任45天就被迫辭職。

歷史不會重復,但總會押韻,而高市早苗正在譜寫的,很可能是一首通向崩潰的挽歌。

當美伊代表團在阿曼談判核問題時,當全世界目光聚焦在中東局勢時,日本這個世界第四大經濟體正在悄然滑向一個前所未有的危險境地。

2月8日的投票結果或許會決定高市早苗的政治命運,但更重要的是,它將決定日本經濟能否避免一場可能比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更加慘烈的崩盤。

日本銀行界的恐慌不是杞人憂天,而是基于冰冷數字和歷史教訓的理性判斷。

當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把政治野心凌駕于經濟穩定之上,當民粹主義煽動取代理性政策制定,當財政紀律被肆意踐踏,災難往往就在不遠處。

日元匯率的震蕩、國債收益率的飆升、國際投資者的撤離,這些都是危機來臨前的征兆。

問題不是崩潰會不會發生,而是它會在什么時候以什么方式發生。

高市早苗或許能在2月8日贏得選舉,但她能贏得與金融市場的對決嗎?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只是日本選民還有機會改寫這個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