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浙東游擊隊發現敵囚房墻縫中的烈士情報

1949年初，隨著三大戰役的勝利，國民黨軍兵敗如山倒，蔣家王朝已呈土崩瓦解之勢。蔣介石“引退”到奉化溪口，很害怕四明山革命游擊隊，便調集嫡系部隊總統府的警衛隊、青年救國團、交警第十二縱隊、“長江部隊”、浙江保安團等到奉化、鄞西、慈南一帶“保駕”。

四明山頓時烏云密布，敵軍一批批地進山清剿，鄞慈縣工委一時與各區失去了聯系，各區干部都化整為零，堅持在山村獨立作戰。

2月24、26日兩天，鄞慈縣二區的民運工作人員蕭章、朱敏和陳輝、徐角方（女）先后落入魔掌，于3月11日，在余姚鹿亭鄉中村的毛竹山里被“浙保”楊柏年部挖坑活埋。

敵人逃跑后，烏巖及附近的群眾立即組織起來，發掘烈士遺體，重新隆重安葬。4月4日，在烏巖老祠堂召開烈士追悼會，附近各村莊的群眾，翻山越嶺匯集攏來，祠堂里外擠滿了群，致悼詞時，會場上一片慟哭聲，整個烏巖村沉浸在悲憤的氣氛中。

朱敏，原名薛家德，1929年3月出生，犧牲時剛滿20歲。父親薛顯庭是上海鐵路上的小職員。他在上海育英中學讀書時，學業優秀，而且能密切聯系同學，思想進步，1945年初，未滿16歲，就被育英中學地下黨支部吸收為中共黨員。

1945年8月抗戰勝利，朱敏考入之江大學，并任黨支部委員。他在抗議昆明“12·1”慘案的示威游行等運動中表現積極。他的土木專業成績依舊很好，尤其英語很出色，大家稱他為“小博士”。

1946年之江大學遷到杭州。在成立學生自治會時，朱敏被選為總干事。因他領導同學反對國民黨當局，被校方勒令退學。他又轉到上海大夏大學。1947年底，上海黨組織先指派朱敏為政治交通員，負責與四明山地區聯系。

1948年1月，朱敏上了四明山。

當地群眾回憶，朱敏到四明山烏巖、紅嶺時，正好下大雪，山上白茫茫一片。他穿的是一件灰布長衫，頭上戴著羅宋帽，腳上穿著一雙套鞋，鞋外又縛著窘殼草鞋，這是武工隊同志幫他穿的，是為了防滑。

這一年的雪下得特別大，山上積雪很深。當別人陪他到山上“公館”歇腳時，他才知道把小草舍稱之“公館”的，是前勤慈縣特派員的朱洪山烈士。《公館小調》是革命樂觀主義的小調，朱敏也學著編了一首歌：“公館里那個暖洋洋，郎里格郎里暖洋洋……”

大雪封山，“公館“里的糧食很快吃完了。農歷三十夜，只剩下一小袋炒米粉，朱敏就從“公館”外面挖一點積雪和炒米粉拌著吃，戲稱是“白糖拌米粉蠻嶄”。

半月后，四明工委組織部長薛駒分配他到鄞慈縣辦，縣工委書記錢銘岐要他在烏巖一帶做民運工作，發給他一支土造手槍，只有3顆子彈。他對這支槍很愛惜，用紅綢包著。

朱敏很能吃苦，能與當地老百姓打成一片，逢人總是大媽大伯、阿哥阿嫂叫得很親熱。看到有山民生瘡、害紅眼病，他出錢托人到城里帶些眼藥水、消炎藥為病人治眼病、治爛腳。

他常給群眾教唱革命歌曲，自己也編些“五更調”“蓮花落”配上詞。他挨家挨戶發動山民組織“窮人翻身會”、“腳板工會”，搞減租減息，抗丁、抗糧活動；在積極分子中發展黨員，成立黨小組，把民運工作搞得有聲有色。一年過去，烏巖一帶已有許多“紅色堡壘戶”，打下很好的群眾基礎。

1949年春節過去不久，國民黨軍封鎖四明山，又逐村“清剿”，山里斷了糧。朱敏所在的巖下村村民吃了上頓沒有下頓，他甚感不安，就于2月24日晚到平橋頭去借糧。

這天夜晚，天下著雨夾小雪，漆黑一片，他打著一只燈籠走在狹窄山路上，一邊是峭壁，一邊是深溝。突然迎面來了一群“浙保”。朱敏想倒退已來不及了。敵人追了過來，朱敏拔出手槍抵抗，子彈打光了，把手槍扔掉。他腿上手上中了敵人三槍，跳到深溝中昏了過去。

敵人抓住了他，雇人抬著他走，先把他關押在石嶺村，與蕭章、陳輝關在一起。

陳輝，原名鄭鑫庚，又名辛耕，1928年5月出生，寧波人。父親鄭慶福在上海拉人力車，后在上海疏浚公司當挖泥工。母親史秀娥，煙廠工人。

陳輝兄妹5人，他是老大，從小很懂事，給他2個大餅的早餐錢，往往只買一個大餅，省下來的錢買學習用品。他勤奮好學，學習成績優良。

小學畢業后，沒有條件升學，他到五金店當學徒，因不堪老板虐待，憤而出走，又到杭州一家紙店學生意，僅一年幾個月，紙店生意太差關閉，他只好回上海。

時值抗戰淪陷時期，日軍橫行霸道，老百姓衣食無著，他父親整天拉黃包車養不活一家人。他要發奮圖強，就進入夜校學習，貪婪地借閱報刊雜志，增加知識，擴大視野。

1945年8月，陳輝通過自學，考入《觀察周刊社》當見習生。

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6月23日，陳輝參加了上海“反內戰、要和平”的游行示威。10月，他又參加了地下黨在八仙橋青年會創辦的大眾歌唱班，學唱進步歌曲，抄寫革命標語。12月7日，他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7年1月，陳輝與《觀察周刊社》職工一起為要求提高工資舉行罷工而遭開除。5月，他和顧迪一起離開上海到四明山，分配在呂明烽中隊長的三支五中隊當戰土。

此時，四明主力武裝剛建立，條件十分艱苦，他卻以苦為樂，在部隊中從難從嚴要求自己，英勇作戰。11月，陳輝被調到郭慈縣工委武陵區（二區）做民運工作，任區委組織委員。

12月25日，他和包純和、楊祥瑞一起到集仕港處決了一個地頭惡霸。1948年他又先后出色完成了在鄞西平原敵占區征糧征稅、宣傳發動群眾等工作。由于他機智勇敢，雖多次與敵人交手，都能化險為夷。

1949年2月26日上午，陳輝、徐角方等9人在莊夾岙“桃灣公館”討論如何對付敵軍的清剿時，被“浙保”楊柏年部4個連的大部兵力包圍。在分頭突圍中，陳輝丟落了近視眼鏡，跌傷了手臂，遭敵逮捕，徐角方也同時被捕。兩人都被押解到鄞西石嶺村。

蕭章，原名章德敏，小名百壽，后改名小章，也稱蕭章（肖章），1928年10月出生，上虞縣道墟鎮廟樓烏臺門人。

兄弟3人，他是老大，從小生活在農村，靠父親在寧波為親戚管理估衣店的微薄薪水維持全家生計。后來親戚考慮到章家人口多、負擔重，且為人忠厚，就把店業轉讓于他，于是章云卿才把妻兒從農村接來寧波。

抗戰勝利后，1946年秋，蕭章考入私立浙東中學高中部，在學校他負責主辦一小圖書館，說“多看書，就不會醉生夢死混日子”。他關心國家大事，追求進步，追求民主。

1948年春，他到上海考人民治新聞專科學校，積極參加“反饑餓、反內戰，要讀書、要和平”的學生運動，因引起反動爪牙注意，才不得不輟學回家，帶回大批進步書刊繼續學習。10月，他到鄞東松下漕的植本小學任教，為地下黨的外圍組織“燧火社”寫稿，刻印蠟紙、投遞傳單、刊物，還在家里設立“燧火社”讀書會聯絡點。

1949年1月19日，學校放寒假，他即與其他5個知識青年上四明山參加革命，被分配在鄞慈縣辦二區搞民運工作。

正值國民黨調重兵清剿，他又患有高度近視，組織上動員他和另幾位同志暫回城市隱蔽，并留城做工作。2月3日，他又與一批同志第二次進山，仍分配在二區工作。因敵圍剿兇猛，蕭章與其他同志都在“公館”隱蔽打埋伏。

2月24日中午，他奉命到烏巖找縣辦民運組，取得聯系后，在基本群眾家里吃了中飯，到街上買了一點黃魚鲞與一些咸菜。

當時他腰間插著一支土造木殼槍，在回區委“公館”的途中，與“浙保”便衣隊遭遇。敵人看他這副打扮，即冒充“自己人”，騙問他從哪里來，到哪里去，與誰交往。因其言語間一副兵痞流氓腔，蕭章警覺到這些不是自己人。敵人露了餡，立即動手圍捕。

蕭章一問三不響，閉口不答，敵人就把他押送到紅嶺，關了一夜，第二天轉押到石嶺，與朱敏、陳輝關押一起。

徐角方，原名徐菊英，女，嘉興人，生于1927年，幼年喪母，全家3口靠其父親辛勤勞動勉強度日。12歲時，父親不幸逝世。姐弟倆的生活全靠舅父照顧。

不料鄉間鬧災荒，舅父失業，加上因父親喪事負債，她不得不忍痛別離幼弟，給人家當養女，也做過童養媳。14歲時，她逃往上海，經親友介紹，進入上海大來棉織廠當女工。

1947年冬，她參加上海震旦大學地下學聯辦的義務夜校，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1948年2月，她積極支持他的丈夫王誠參加著名的上海申新九廠罷工斗爭。丈夫因這件事被廠方開除，更激起了她對反動政府的仇恨與反抗。9月，她與工友一起為要求增加工資與廠方斗爭，也遭廠方開除。

夫妻倆更積極地在震旦義務夜校參加各種革命活動，不料1948年7月，夜校被當局勒令停辦。夜校教師、地下黨員黃志剛仍組織大家繼續活動，為了保護自己，師生都改了名，徐菊英改名徐角方，意為爭取解放。

在黃志剛的支持下，徐角方于1948年12月離開上海到四明山參加革命。

此時，因國民黨軍圍剿游擊區，四明山軍民的生活陷入絕境。徐角方時任鄞慈縣工委二區聯絡站站長，她不辭勞苦日夜串門訪問群眾，積極借糧擠貧，解決群眾口糧問題。

1949年2月26日上午，徐角方和陳輝等人在莊夾岙“桃灣公館”開會，因一個反革命分子告密，“浙保”包圍了“公館”，徐角方不幸被捕。徐角方被單獨囚禁在石嶺林秀娥家中。朱敏、陳輝、蕭章3人囚于不遠處的另一間小屋。

落入敵手后，四人都表現出不屈不撓的大無畏英雄氣概。朱敏、陳輝、蕭章同關一室，互相勉勵，共同高唱《國際歌》，還向看守他們的“浙保”士兵宣傳形勢、講革命道理。那些被抽壯丁當兵到士兵很愛聽他們的宣傳，為他們提供筆與紙，告訴他們軍隊情況。

“浙保”營長楊柏年等反動軍官卻以嚴刑拷打、封官許愿利誘，威逼他們屈服、招供。尤其是對蕭章，以為他是個未經鍛煉的書生，容易打開缺口，竟兇殘地對他上了5次電刑。蕭章雖受盡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但始終咬緊牙關，不吐露一句。

徐角方被囚禁在石嶺林秀娥家中，敵機槍連連長于德彪見她年輕漂亮，心生邪念，要她當老婆，可免一死，還可以與他一起享福。徐角方聞言大罵，敵則以槍斃恫嚇。徐角方說：“你們揀好地方，我就跟你們去！”

徐角方置生死于度外，卻時時關心著同志的安危。當她得知朱敏、蕭章等同志經受嚴刑后身體虛弱不堪，且吃不飽飯時，不顧崗哨槍刺阻攔，捧著小飯桶沖出門，幾經交涉，把飯送進了朱敏等關押房屋。

她見到林秀娥一家人面黃肌瘦，以紫云英（草子）充饑，又把白米飯送過去，寧愿自己挨餓。林秀娥為她的安危擔驚受怕，她勸慰說：“敵人的刑罰其實并不可怕，牙齒咬一咬，昏過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要革命，確實有危險，但人總有一死，為人民利益而死是很有意義的。”

她還勸秀娥離開家庭去參加革命。秀娥剛結婚不久，與徐角方很合得來，不忍心這位好姑娘死在國民黨反動派手中，勸她從后窗逃走。徐角方卻說：“我們共產黨的隊伍是為老百姓的，如果我走了，你們人難做，不能害了你們。”

3月10日，敵人將朱敏、陳輝、蕭章、徐角方4人押往余姚鹿亭鄉中村。

11日天亮前，中村的一些群眾聽到對面毛竹山那邊有呼喊口號聲，卻沒有槍聲。天亮后敵人撤走，村民跑到山坡下，看到一堆隆起的新土，就挖開土堆，發現坑內先是亂石，下面壓著朱敏、陳輝、蕭章、徐角方4位烈士，四人手都被反綁，身上還有被刺刀捅過的窟窿，原來烈士們是被敵人先用刺刀捅再活埋的。

后來，我鄞慈縣辦同志去石嶺朱敏等人被關押過的地方察看，發現墻壁縫中有張香煙殼紙卷起來的小紙卷，展開一看，是陳輝三人于3月8日寫的一封遺書。之后，秀娥的婆婆又交來一封陳輝、朱敏、小章署名寫于3月3日的一封遺書，從筆跡看遺書是朱敏執筆的。

在3月3日的信中，他們檢討自己警惕性不高，使革命遭受了損失，講了他們在被關押中的遭遇和表現，又講了敵人軍心渙散和兵力情況，他們對勝利即將到來充滿信心。

寫3月8日一信時，他們已感受到敵人就要下毒手了，就在信上一再表示不怕犧牲，為革命犧牲是光榮的。信中還特別提到陳輝身上一些黨員、干部的表格，不幸落入敵人手中，責備自己不小心給黨造成損害，希望組織上立即通知那些黨員和同志，以免遭不測。

兩封遺書，赤誠之心躍然紙上。這就是我革命戰士無私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烈士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