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2月6日,美伊代表在阿曼首都馬斯喀特重新坐到談判桌前。這是雙方在中斷半年多后罕見的直接接觸,外界原本期待這一舉動至少能為持續緊張的中東局勢降溫。然而幾乎在同一時間,美國“林肯”號航空母艦打擊群已進入對伊朗實施打擊的作戰陣位,艦艇攜帶的450枚“戰斧”巡航導彈,成為談判背景中最醒目的注腳。對話與火力同步推進,這種高度矛盾的畫面本身,已足以說明當前局勢的真實狀態:談判并非為了妥協,而更像是在戰爭陰影下的一次壓力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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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面看,美伊雙方似乎在為外交重啟釋放信號;從實質看,軍事動作卻在不斷壓縮談判的回旋空間。美國并未因談判而放緩兵力部署,反而持續向中東集結艦艇、戰機和防空系統,這種節奏本身就傳遞出清晰信息——談判只是選項之一,而非唯一選項。正如俄羅斯學者所言,這并不是恢復正常關系的嘗試,而更像一次“叫暫停”,檢驗在全面對抗到來之前,是否還存在哪怕極其有限的操作空間。
理解這一博弈,必須回到談判發生的現實背景。伊朗國內在1月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社會壓力與安全焦慮交織疊加,外部環境隨之急劇惡化。伊朗當局將抗議的外溢因素指向美國和以色列,而華盛頓方面則判斷,這是一個可以進一步施壓的窗口期。在這種判斷下,美國選擇了“邊談邊壓”的策略:對外展示愿意對話的姿態,對內與盟友強調強硬立場,對伊朗則以實打實的軍事部署制造緊迫感。
美國的這一選擇,并非完全出于自身意愿。波斯灣阿拉伯國家在其中扮演了關鍵卻矛盾的角色。一方面,它們高度依賴美國的安全保護,對伊朗戰略擴張始終保持警惕;另一方面,它們同樣清楚,一旦美伊爆發直接軍事沖突,最先被波及的恰恰是本地區。正因如此,這些國家強烈要求華盛頓至少開啟談判,以避免局勢徹底失控。阿曼談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地區壓力的產物,而非美伊關系自然緩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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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于,談判本身并未被賦予達成協議的使命。美國同意赴阿曼,卻并未承諾任何實質性妥協,更沒有為新協議預留政治空間。對華盛頓而言,這輪接觸的核心目標并非解決分歧,而是評估伊朗在高壓環境下的承受極限,試圖將戰略性失敗的成本轉嫁給對方。伊朗則恰恰相反,希望通過外交姿態換取緩和時間,避免局勢在國內外雙重壓力下迅速滑向不可控方向。
這種目標錯位,使得談判從一開始就注定脆弱。當一方把對話視為工具,另一方把對話視為出口,談判桌便很難成為真正的緩沖器。與此同時,美軍航母進入打擊陣位,使得軍事選項不再停留在威脅層面,而是進入隨時可執行的狀態。450枚“戰斧”巡航導彈并非象征性數字,它意味著一旦決策被觸發,打擊將是高強度、系統性的,目標直指伊朗關鍵基礎設施和軍事能力。
對伊朗而言,這種態勢構成了典型的戰略困局。讓步,意味著在內政高度敏感的時刻承認外部壓力的有效性;不讓步,則可能為對方制造動武的借口。在國內抗議尚未完全平息、經濟承壓持續加重的情況下,任何一次外部軍事沖擊,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正因如此,伊朗在談判中的立場顯得謹慎而克制,卻又難以做出實質性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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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談判+軍事集結”的模式,正在重塑中東安全格局的運行邏輯。它削弱了外交作為緩沖機制的可信度,也提高了誤判的概率。當軍事力量始終處于高度戒備狀態,任何意外事件、任何誤讀信號,都可能被迅速放大,推動局勢滑向沖突。歷史已經反復證明,在這種高度緊繃的環境中,戰爭往往并非源于深思熟慮的決策,而是來自連續的小概率事件疊加。
站在更長時間軸上看,這場博弈的真正風險,并不只在于美伊是否直接開戰,而在于中東是否由此進入一個更加不穩定的周期。當談判被工具化,當軍事威懾被常態化,地區安全將不再依賴規則與共識,而取決于誰能承受更大的壓力、制造更大的恐懼。航母駛入打擊陣地的那一刻,談判的意義便已被重新定義——它不再是通向和平的橋梁,而更像是在懸崖邊緣短暫延緩墜落的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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