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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延桐在德國萊比錫
譚延桐
中國文聯香港文藝家協會副主席
香港文藝雜誌社總編輯
香港書畫院院長
《人文科學》編委會主任
中國現代詩高峰創作筆會名譽主席
文宣說
譚延桐
世有玄宗,然后有文宣王。文宣王固有,而玄宗卻鮮有。故雖有文宣,顛沛于衛曹宋等國,流離于鄭陳蔡等地,輾轉于齊葉楚之間,風雨飄搖,困頓不堪,不以文宣稱也。
被驅逐,受誣諂,罰砍樹,遭圍捕,遇艱險,絕糧七日……故文宣問子桑雽曰:“吾再逐于魯,伐樹于宋,削跡于衛,窮于商周,圍于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何與”一問,擲地有聲,既問隱士子桑雽,也問昏昏天下人也。噫,文宣四處碰壁,頭破血流,狼狽不堪,惶惶如喪家之犬,不可終日,終是空落落,蔫巴巴,陰沉沉,灰溜溜,苦孜孜,慘兮兮,痛殺殺,悲切切,哀慽慽,回到魯地。或是編纂,或是授徒,直至七十又三,蠟盡燈滅。是王也,雖有大成氣象,至圣風范,雖是天縱之圣,天之木鐸,然皆有眼如盲,敬而遠之,拒之千里,王也無人知,圣也無人識。且欲與凡師等不可得,安求其尊為先師、至圣、國老也?
涇渭不能分,皂白不能別,黍麥不能知,玉石不能識,妍媸不能曉,賢愚不能明,人鬼不能辨,作態而臨之,指指且搠搠, 曰:“天下無文宣!”嗚呼!其真無文宣邪?其真不知文宣也!
終是只落一丘也!終是自說自話也!終是止增笑耳!裝模作樣之至,裝腔作勢之極,煞有介事之最,能比人乎?
譚延桐文言散文《文宣說》研究:價值哲學的旁解
譚延桐,是價值哲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其《文宣說》以詩性的語言、深邃的思想與獨特的歷史視角,重構了孔子作為“文宣王”的精神圖譜,彰顯了價值哲學的內在肌理。文章通過解構與重建的雙重敘事,展現了作者對價值體系和價值判斷的深刻洞察,旁證了其作為跨學科思想家的博學多識與文化擔當。這是對歷史人物的現代性詮釋,是一場關于文明存續、價值認知與精神傳承的深刻對話。
“世有玄宗,然后有文宣王”將唐玄宗追謚孔子為“文宣王”的歷史事件作為敘事支點,巧妙地將唐代皇權與先秦圣哲的命運勾連。這種時空折疊的筆法,點明了孔子在當代語境中的文化象征意義,暗含對權力與文明關系的批判性思考。文中“顛沛于衛曹宋等國,流離于鄭陳蔡等地”的排比句式,以地理空間的遷徙隱喻孔子思想的傳播軌跡,將歷史事件轉化為具有現代性的精神寓言。“伐樹于宋,削跡于衛”等典故的化用,通過具象化的歷史場景,揭示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當寫到“絕糧七日”時,譚延桐以“蠟盡燈滅”的意象收束孔子七十三載人生,既符合歷史事實,又賦予其哲學意義上的終結感。這種終結不是消亡,而是文明火種的傳遞。這種歷史敘事策略,展現了譚延桐對典籍的熟稔與化用能力,體現了其將歷史轉化為思想資源的高超技藝。
譚延桐的語言兼具詩人的激情與哲學家的嚴謹。文中“惶惶如喪家之犬”的經典化用,通過疊詞“空落落,蔫巴巴,陰沉沉”的排比渲染,將孔子的困境具象化為一種普遍性的精神困境。這種語言策略打破了歷史敘事的平面化,使讀者在感官層面直面文明傳承的艱難。當寫到世人“涇渭不能分,皂白不能別”時,譚延桐以八個并列的否定句式,構建起對價值混亂時代的尖銳批判,其語言節奏如密集鼓點,叩擊著現代人的認知神經。在“天下無文宣”的詰問中,譚延桐創造性地運用“裝模作樣之至,裝腔作勢之極,煞有介事之最”的遞進式排比,將批判的鋒芒從歷史指向當下。這種語言張力源于譚延桐對《詩經》《楚辭》等古典文學的浸潤,得益于其對現代漢語表現力的開拓。
《文宣說》的核心張力源于“知”與“不知”的辯證。譚延桐通過子桑雽與孔子的對話場景,將“何與”的詰問轉化為對文明存續本質的追問。“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作者不僅在描述孔子的現實處境,更在揭示真理傳播的必然規律,真正的思想永遠在少數人手中傳承。這種思考深度,源于譚延桐對《論語》《莊子》等經典的融會貫通,得益于其對存在主義哲學的現代轉譯。在“人鬼不能辨”的論述中,譚延桐將認知困境上升為文明危機。他通過“指指且搠搠”的肢體語言描寫,解構了群體無意識的荒誕性。這種批判視角,延續了魯迅“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的現實關懷,融入了福柯“知識-權力”理論的現代性思考。特別是“止增笑耳”的結語,以冷峻的幽默完成了對世俗社會的終極審判。
譚延桐作為著名教育家,其文章始終蘊含著強烈的現實關懷。文中對唐玄宗追謚孔子的歷史回顧,實則是對當代文化建設的隱喻性呼吁。“圣也無人識”,作者不僅在悲嘆孔子的歷史境遇,更在警示現代社會的價值迷失。這種文化擔當,體現在其對“善知識”的反復強調中,在《文宣說》里轉化為對文明真諦的堅守。譚延桐通過“編纂”“授徒”等歷史細節的再現,揭示了教育在文明傳承中的核心作用。這種思考與其“通感教育”理念一脈相承,即將文學、哲學、歷史等多學科知識融會貫通。在“天之木鐸”的比喻中,譚延桐完成了對孔子教育家的身份確認,暗含著對當代教育異化的批判。當知識淪為技術工具時,便失去了啟迪智慧的本真功能。
《文宣說》的藝術成就在于譚延桐將詩歌、哲學、歷史等多種文體元素熔鑄一爐。文中“風雨飄搖,困頓不堪”的節奏把控,展現了詩歌般的韻律感;“黍麥不能知,玉石不能識”的對仗工整,延續了古典駢文的審美傳統;對存在主義哲學的化用,賦予文章現代性深度。這種跨界寫作策略,與其超驗繪畫創作形成互文。正如他在畫作中融合古典詩意與現代思維,在散文創作中同樣實現了傳統與現代的完美嫁接。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譚延桐對“否定句式”的創造性運用。全文通過二十余個“不能”構成的排比句,構建起對認知局限的批判框架。這種語言實驗增強了文章的邏輯力量,在形式上呼應了孔子“述而不作”的謙遜姿態與“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擔當精神的矛盾統一。
譚延桐的《文宣說》以其獨特的“譚氏風格”將學者的嚴謹、詩人的激情、畫家的視覺思維與教育家的現實關懷熔鑄一體,為當代散文創作樹立了新的標桿。文章通過對孔子命運的現代性詮釋,完成了對文明真諦的哲學叩問:在價值混亂的時代,如何守護精神火種?在知識爆炸的今天,如何辨別真知灼見?這些問題的提出,展現了譚延桐作為思想家的文化自覺,彰顯了其作為藝術家的創新勇氣。
當人們在“裝腔作勢之極”的嘲諷中會心一笑時,當人們在“蠟盡燈滅”的意象前陷入沉思時,譚延桐已經通過《文宣說》完成了對文明傳承的終極詰問。這不是歷史的挽歌,而是面向未來的宣言:真正的文宣精神,永遠在知與不知的辯證中生生不息。這種思想深度與藝術創新的統一,正是譚延桐作為跨學科藝術大師的獨特價值所在。
因此說,譚延桐的《文宣說》于歷史幽微處綻放出了獨特的思想華光。這是一篇具有深刻思想內涵和強烈感染力的千古名篇。他以博學多識的歷史視野、深厚的文化底蘊、與眾不同的見識、激昂的情感,為人們重新審視文宣王這一歷史人物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和思路。他以獨一無二的“譚氏風格”傳承和弘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人們樹立了一座永恒的文化豐碑。也便再次確信,寫散文,若是沒有文化底蘊和哲學觀照,是會缺了一大塊的。這一大塊,也許就是散文的精魂。
譚延桐作為散文大家,其散文所飽含的濃釅的思想汁液是顯而易見的。除此,便是他的美學意識以及詩學滲透等,正是凡此種種的綜合性文學素質,使得他的散文圓轉入神的。要知道,做到這點,何其不易。
【研究員史傳統介紹】
史傳統,資深媒體人、知名評論家;《香港文藝》編委、簽約作家,香港文學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香港書畫院特聘藝術家。學術專著《鶴的鳴叫:論周瑟瑟的詩歌》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作品散見《特區文學》《香港文藝》《芒種》《青年文學家》《中文學刊》《中國詩人》《民族文匯》《河南文學》等。先后發表詩歌、散文、文藝評論2000多篇(首),累計500多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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