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回溯到1990年6月1日,地點是臺北圓山大飯店。
這一天,張學良迎來了他九十歲的大壽。
這也是他被關了整整五十四年后,頭一回在這么大的場面下露臉。
臺北政壇那些有頭有臉的人物基本全到了,像孫運璇、郝柏村、陳立夫、李國鼎這些人,一個個都擠在祝壽的人堆里。
聞訊趕來的記者們自然像打了雞血一樣。
長槍短炮瞬間把人圍了個水泄不通,問題像連珠炮似的拋過來。
這里面,有個最刁鉆、也是大伙兒最想知道答案的問題蹦了出來:
“張將軍,回首這輩子,您心里最佩服的人到底是誰?”
照理說,這種場合也就是走個過場,說點漂亮話——既然身在臺灣,提蔣介石最穩妥;或者提孫中山,那是絕對的政治正確。
可誰知道,老爺子嘴里吐出來的答案,讓在場的人下巴都快掉地上了。
他報出了三個名字。
這三個名字,不多不少,正好畫出了他大半輩子的心路軌跡,也把當年那個把天捅了個窟窿的決定,解釋得清清楚楚。
頭一個名字,就是他爹,張作霖。
這可不光是兒子捧老子的場,更多的是對那種“生存本領”的認可。
咱們看看張作霖是干啥出身的?
綠林響馬。
那是經歷過甲午海戰,眼瞅著清朝大廈忽喇喇似傾,然后在亂世里憑著幾條破槍起家,一路摸爬滾打成了“東北王”,最后甚至坐上了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的寶座。
張學良服他爹啥?
服就在那夾縫里求生存的手段。
面對日本人步步緊逼,老帥的姿態那叫一個絕。
日本人的錢,他照拿;日本人的軍火,他照買;可一旦涉及到主權這個硬骨頭,他嘴閉得比誰都嚴。
日本人想在東北多占點便宜,張作霖就在那兒打太極,軟硬都不吃。
這種在刀尖上跳舞的平衡術,玩到1928年6月,算是玩砸了。
在皇姑屯的三孔橋底下,日本人埋好的炸藥把這位一代梟雄送上了西天。
那會兒年輕的張學良,眼里看到的可能只有殺父之仇,可等到九十歲再回頭看,他看到的是一個從草莽堆里殺出來的狠角色,在列強環伺的死局里,死死守住家業的那股子狠勁和韌勁。
第二個名字,是周恩來。
提起周總理,張學良給出的評語既簡單又重:“這人厲害得很。”
這事兒還得從1936年4月9日說起。
地點在延安。
那時候那地界名義上還是東北軍的地盤,其實私底下早就成了兩邊秘密接觸的暗道。
張學良飛到延安,這可是他這盤大棋里走得最險的一招——私會“共匪”。
飛機落地前,張學良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可周恩來一開口,僵局立馬就打破了。
周恩來沒上來就講大道理,而是先聊“鄉情”。
他說自己小時候在東北待過,算起來也是張老帥治下的老百姓。
緊接著,話鋒一轉,聊到了教育。
倆人都受過南開張伯苓先生的教誨,這師出同門的緣分一擺出來,那層隔閡瞬間就沒了。
但這只是個熱身。
真正讓張學良五體投地的,是周恩來對局勢的剖析。
那時候東北軍是個啥處境?
老家回不去,打仗打不贏,屁股后面還有蔣介石拿著鞭子逼著剿共。
周恩來幫他算了筆細賬:要是內戰接著打,中國就是一盤散沙,日本人正好一個個收拾;只有停了內戰,槍口一致對外,東北軍才有活路,中國才有活路。
周恩來的邏輯嚴絲合縫,態度又誠懇,把戰略戰術掰開了揉碎了講。
對于當時正處在迷茫期的張學良來說,這一席話哪里是勸說,簡直就是救命的“藥方”。
從客套的寒暄到推心置腹的推演,這次會面成了張學良這輩子最重要的拐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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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名字,也是他最敬佩的人,是毛主席。
這事兒更有意思。
張學良活了一輩子,其實壓根就沒見過毛主席本人。
他對毛主席的佩服,純粹是“打”出來的。
1935年,蔣介石下了死命令,讓張學良帶著裝備精良的東北軍去陜甘寧剿滅紅軍。
那時候紅軍缺吃少穿,剛走完長征,看著就像是一推就倒的架勢。
結果咋樣?
東北軍三個師,整整三個師的兵力,被紅軍一口吃得干干凈凈,連骨頭渣都沒剩。
換個草包將軍,可能早就忙著甩鍋或者是罵娘了。
但張學良心里那筆賬算得門兒清:我的槍比你好,人比你多,后勤比你強,憑啥輸得這么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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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開始滿世界找答案。
他找來紅軍的書,特別是毛主席的著作,那是沒日沒夜地讀。
讀著讀著,他恍然大悟。
紅軍贏的不是手里那幾條破槍,贏的是組織,是信仰,是那套能把底層大兵和老百姓都發動起來的機制。
跟人家一比,國民黨軍隊那種舊軍閥的習氣,根本就不在一個檔次上。
他后來說,毛主席是“天生的大戰略家”。
正是因為看透了這三個人的分量——老爹的骨氣、周總理的智慧、毛主席的戰略,張學良才會在1936年12月12日,干出那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那天大清早,他和楊虎城在西安把蔣介石給扣了。
這就是“西安事變”。
目的單純得很:逼蔣抗日。
事變之后,蔣介石被逼著答應了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條件。
可到了12月25日,張學良干了一件讓所有人都沒想到的事,連周恩來都措手不及:他要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
有人說這是為了講義氣,有人說這是為了贖罪。
結局大伙兒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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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輪子剛一沾地,蔣介石就翻臉了。
審判、十年有期徒刑、剝奪公權。
緊接著,就是漫無止境的軟禁。
從南京轉到奉化,從大陸轉到臺灣。
這里面有個細節,特別能說明國民黨那個體制爛到了根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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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國民黨眼瞅著就要完蛋了,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
李宗仁為了挽回局面,下令釋放張學良和楊虎城。
按規矩,總統下了令,人就該放了。
可一點用沒有。
保密局(也就是原來的軍統)根本不尿李宗仁這一壺,他們只聽那個已經“下野”的蔣介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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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通過毛人鳳,死死地把人扣著不放。
楊虎城的下場很慘,在重慶被特務下了黑手。
張學良雖然保住了一條命,但李宗仁的那張釋放令直接成了廢紙。
這就把國民黨失敗的老底給揭穿了:所謂的法制全是擺設,層級全是亂套的,所有的權力最后都掛在蔣介石一個人的喜怒哀樂上。
直到1959年,蔣介石才松了口,解除了“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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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也就是個名頭,特務還是像影子一樣跟著。
張學良的自由,是被畫了一個小圈圈的自由。
直到1990年那場壽宴,他才算真正重新活在了聚光燈下。
回頭瞅瞅,張學良佩服的那三個人:張作霖死在日本人的暗殺之下,周總理和毛主席聯手把中國的命運給翻了盤。
而張學良自己,用半個世紀的自由,為當年的那個決定買了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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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壽宴上,當他說出這三個名字的時候,在場的國民黨大員們臉上的表情,估計精彩得很。
因為這三個名字湊一塊,恰恰印證了張學良當年的判斷——只有聯合抗日,中國才有戲;而那個把他關了半輩子的政權,最后為啥會把大陸給丟了,答案其實早就寫在這三個名字里了。
信息來源:
1 沈宗艷,胡玉海.論張學良對“不抵抗”政策的“不辯”之辯J.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3(4):34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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