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張之洞：63歲生了個兒子樂開花，長大后兒子卻成著名漢奸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里槍聲大作。辛亥風雷震耳欲聾，城外張家老宅卻靜得出奇，小小的張仁蠡擠在窗前，被乳母死死拉住，不讓他去看那一片硝煙。誰也想不到，眼前這個怯生生的孩子，數十年后會走向截然相反的舞臺。

張仁蠡出生在1909年的冬夜。那時，六十三歲的張之洞已是兩江總督、體弱多病，卻依舊挑燈批折。聽到喜訊，他磕磕絆絆走到內宅，顫聲說了句：“老天垂憐，我張家后繼有人。”滿院的燈籠一下子都亮得通紅，他的笑意也像火光一樣旺。然而，老人沒能陪這孩子太久——1911年秋天，他在北京含恨病逝，年僅兩歲的仁蠡從此失了最重要的引路人。

張家子嗣眾多，家學本應深厚，可父親留下的規矩很快被時代的狂潮沖散。幾位兄長各有志向，有的留洋，有的經商，忙得顧不上最小的弟弟。張仁蠡像一株被風吹得東倒西歪的芽苗，表面仍披著名門公子的外衣，內心卻空落得很。

有意思的是，和他最親近的并非叔伯，而是四哥張仁樂。仁樂比他整整大十八歲，正趕上清末留日熱潮，年輕時在東京學政治。回國后，仁樂逢人便念叨“日本才是東方強國”，“學它，中國才有出路”。在家常飯桌上，他指著報紙對弟弟說：“看，他們憲法、鐵路、兵工廠樣樣領先。”稚氣未脫的仁蠡聽得兩眼放光，點頭如搗蒜。

張之洞生前留下的家書，裝在紅木匣里，字字談家國大義。可在少年仁蠡眼里，那些古意盎然的格言抵不過哥哥口中的“富強之道”。他追隨仁樂，頻繁往返上海、天津，結識一批“新派”人物，聽他們推崇“大東亞共榮”的藍圖。少年人的好勝心被勾起，也想抓住那看似快捷的階梯。

1927年，十九歲的張仁蠡踏上橫濱碼頭，正式開啟留日生涯。彼時的昭和新政洶涌，東京街頭充斥軍國旗號，青年學生被動員去“報效天皇”。他在課堂上聽教授講“大和民族的使命”，激情澎湃；在社交場合結識日本政客，言語投機，很快被視作“理想的中國菁英”。

回國后，他加入汪精衛集團。1938年，日軍鐵蹄南下，漢口失守，偽“華中臨時政務委員會”倉促成立。年僅二十九歲的張仁蠡，因操一口流利日語，被直接提拔為“湖北省政務委員會參議”，主管民政和宣傳。他在就職儀式上對日軍顧問鞠躬行禮，臺下有同窗小聲嘀咕：“老張家祖宗地下有知，也得氣得翻身。”他裝作沒聽見，只盯著肩章的亮色。

為了取悅上司，他干了幾樁驚世駭俗的事。其一，要求湖北省各機構掛起日章旗，連早操也得朝東鞠躬；其二，把“通用國語”課時削減一半，改為學日語、唱《君之代》。這一刀下去，多少師生敢怒不敢言，卻又無處告狀。張仁蠡的回憶錄里寫道：“時代在變，步子慢了就會被淘汰。”這句話后來成了他受審時的呈堂證供。

武漢會戰失敗后，日軍在華腹地的統治進入緊繃狀態。張仁蠡深得特務機關賞識，兼任“情報總動員委員”，定期供出抗日人士名單。一次秘密會議上，他拍拍胸口向日方主官保證：“只要給我權，我讓江漢兩岸安靜下來。”對方回敬一句蹩腳的中文：“張君，好好干。”這八個字像火漆，牢牢封死了他的退路。

1945年8月15日，東京廣播電臺傳出天皇終戰詔書。漢口城一片混亂，偽機關旗幟被匆忙收起，官員四處逃命。張仁蠡也想跑，卻被部下悄悄勸住：“局長，外面亂，等等再說。”他猶豫整整一天，還是沒能踏出城門。幾日后，國民政府派軍警入城，漢奸名冊攤在桌面，排在前列的正是張仁蠡。

審訊從1946年春持續到夏。記錄員一頁頁翻他的簽呈、電報，證據堆得像小山。面對法官，他反復辯解：“局勢所逼，我也是愛國，只是方式不同。”一句話未畢，聽審席上爆出冷笑。庭外群眾圍得水泄不通，有老兵怒吼：“這樣的家伙，還談愛國？”那一吼震得屋梁都抖。

因戰后局勢紊亂，案子拖到1949年未決。1949年10月，新政府在北京宣布成立。處理漢奸，成為新政權必須完成的清障工作。1950年春，華中軍事法庭重新啟動張仁蠡案。厚厚的卷宗里新增兩項罪狀：協助日軍掠奪糧食八十萬石，推行日化教育四十五所學校。鐵證如山，辯護再無意義。

1951年3月，武漢晴川門外設刑場。行刑前，法警例行問他有無遺言。張仁蠡搖頭，眼神空洞。劊子手拉下黑布，子彈撕破黎明的霧氣，五十華里的長江水面回蕩回聲。那一年，他四十二歲。張家老宅的燈早已熄滅多年，只有祠堂里的祖譜靜靜記錄：張仁蠡，生于宣統元年，卒于一九五一年，罪名——漢奸。

外人或許替張之洞嘆息：辛勞半生，洋務自強，臨終卻留下如此孽子。可若細究其中因果，父愛缺席、兄長誤導、時代洪流、個人私欲，無一不是推手。有人說他是環境的犧牲品，也有人斥他冷血無恥。無論立場如何，事實擺在那里——當民族命運與個人前途相撞，他選擇了后者。歷史給出的回饋，從來不缺鐵面。

張仁蠡的結局也印證了晚清士大夫家族“第二代困境”的老戲碼。清季名臣多有詩書門第，卻常因早歿或政潮起伏，無力把傳統的責任感完整傳遞。子弟們在新舊交替間，或沉淪鴉片，或擁抱異端；能如父輩那樣堅守者，再難得見。張家悲劇并非孤例，而是那場巨大崩塌中的縮影。

值得一提的是，張之洞生前極力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肯定自強，卻從未懷疑國家根本。遺憾的是，兒子們只記住了“西學為用”，忘了“中學為體”。教育失衡，加之家族監督的斷裂，讓仁蠡的道德界線一點點被磨平。等到狼真來了，他已分不清敵我。

史料顯示，張仁蠡案了結后，尚有三十余名偽政權骨干被押送審理，多被判處死刑或無期。那段薄滿塵灰的檔案，如今躺在湖北省檔案館的暗柜里，仍在等待更多學者去翻檢。紙頁泛黃，字跡卻透出冰冷——每一份供狀，都是一段人生的倒影，也是民族災難的注腳。

對于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人來說，張仁蠡事件最具刺痛感的一點，是他背后“家學—留學—賣國”這條看似荒謬卻真實發生的鏈條。學西學并非原罪，重洋亦屬人之常情，關鍵在于底線何在。如果骨子里的家國之念被逐漸剔除，剩下的只有功名利祿，那么當強權拋來一根繩索，再薄的利益也會變成勒住脖頸的枷鎖。

史書無法給個人靈魂判決，人心卻會。張之洞墓前碑文寫著“扶清興漢”，字跡雄健。每當后人行經黃鶴樓畔，若想起他那最小的兒子，大概都會心生黯然：同一門庭，竟走出如此迥異的兩條路。有人奮力推石上山，有人甘當山下奴仆。歲月流水，卻始終在替人們記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