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定格在1872年臘月二十六。
大理這座古城,這時候連呼吸都帶著血腥氣。
往外看,清軍把城圍得那是水泄不通,連只鳥都飛不出去;往里瞧,米缸早見底了。
他沒去拿刀,也沒去整兵,而是讓人備了一碗特殊的“湯”——孔雀膽。
穿戴整齊,那是他那身顯眼的“總統兵馬大元帥”行頭,仰脖子一口悶了毒藥,然后坐上轎子,晃晃悠悠出了城,直奔清軍大營去“投降”。
這完全是在拿命換命。
他盤算著,用自己這顆腦袋,給城里那幾萬老百姓換張活命的通行證。
也就是這一把,他輸了個精光。
緊接著,大理城的城門被撞開,隨之而來的,是一場讓人頭皮發麻的清洗。
可要是把目光放長遠點,你會發現,這場打了十八年的拉鋸戰,說白了就是一場關于“怎么選”的生死局。
要把日歷翻回1866年,不管橫看豎看,劉岳昭接到的活兒,那就是去送人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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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銜是好聽,可劉岳昭心里那把算盤一撥拉,全是虧本買賣。
咱們瞅瞅當時的云南是個啥光景?
再看看劉岳昭手里的底牌?
湘軍滿打滿算七千人。
哪怕后來拼了老命招兵買馬,連一萬的整天數都沒湊齊。
領著不到一萬的外地兵,去跟三十萬熟門熟路、民風強悍的本地回軍硬碰硬?
這就不是螳螂擋車了,純屬是老壽星吃砒霜——嫌命長。
換個愣頭青,沒準腦子一熱為了皇恩浩蕩就沖進去了。
但劉岳昭是老油條,擺在他面前的這道選擇題太要命:去,還是不去?
打,還是不打?
他眼珠一轉,選了個偏門:磨洋工。
劉岳昭給上面回話,理由找得那叫一個溜:貴州那邊的苗民還沒安頓好,我這心里不踏實,走不開啊。
這一磨蹭就是整整兩年。
一直拖到1868年,朝廷那邊實在坐不住了,直接給他扣了個云貴總督的高帽,那意思很明白:這回必須得動身了。
官位升了,躲是躲不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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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了云南地界,劉岳昭又得面對第二個大難題:這仗,到底該咋打?
硬拼肯定是找死,那點家底填進去連個響都聽不見。
劉岳昭敏銳地嗅到了云南戰場的一個特殊味道——這地方不缺賣命的打手,缺的是能“鎮場子”的大佬。
當時的棋盤上蹲著兩只猛虎:
一只是岑毓英帶的“滇軍”,正宗的地頭蛇,打仗猛,但在朝廷沒啥根基。
另一伙更有意思,馬如龍、馬德新這幫“招安回軍”。
這幫人原先是造反派,后來改換門庭投了清廷。
槍桿子有人也有,就是身份尷尬,急著找個大樹好乘涼,把自個兒洗白。
劉岳昭這筆賬算得賊精:與其讓自家那點湘軍去當炮灰,不如把這兩把“借來的刀”耍起來。
史書《湘軍記》里把這層窗戶紙捅得很破:“馬如龍則倚劉岳昭自固,師事岳昭。”
說白了,馬如龍得管劉岳昭叫聲恩師,借著總督這塊金字招牌保平安;劉岳昭呢,就借馬如龍的兵去壓制其他造反的回軍。
至于那些攻城拔寨、把腦袋別褲腰帶上的苦活累活?
“凡有部署征伐,一推岑公(毓英)。”
這招簡直絕了。
劉岳昭直接轉型成了“總包工頭”,具體的施工任務,全分包給了岑毓英和馬如龍。
事實證明,這套活法才是湘軍的保命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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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劉岳昭也試著“親自操刀”過一回。
為了保昆明的糧道,他帶兵去偷襲尋甸。
結果咋樣?
最后咋整的?
還是得靠那套軟硬兼施的把戲,連打帶哄,把守城的將領招安了,這才勉強進了尋甸城。
經此一役,劉岳昭徹底死了心,鐵了心要當“縮頭烏龜”。
他當初起兵,純粹是被逼得沒活路了。
1845年,保山那邊漢回兩族打群架,官府拉偏架拉得沒邊,清軍一口氣殺了他全家十五口,連未婚妻都被搶跑了。
攤上這事兒,一般人要么忍氣吞聲,要么直接造反。
1847年,他硬是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去都察院告狀。
一個邊疆窮秀才,想在皇城根下告倒封疆大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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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局用腳趾頭都能想出來。
不但官司輸了,回到云南還成了通緝犯,直接被關進大牢。
直到1856年起義火起,大伙把他從牢里救出來,推舉他當“總統兵馬大元帥”,這條路,實在是沒轍了才走的。
他搞那個“平南國”,非要推行全面伊斯蘭化,連通用語都換成了阿拉伯語。
這在當時的云南,聚攏回民是行,可把大把的漢族、彝族全推到了對面。
加上兩邊常年仇殺,仇恨深得解不開。
史料上寫著,大理周邊那是“百里無人煙,十里無雞鳴”。
這種焦土搞法,讓他后期的兵源徹底枯竭,本來想搞人民戰爭,結果自己成了被人民包圍的那個。
到了1871年,大勢已去。
他派義子劉道衡帶著一個八人團,揣著大把金銀珠寶,漂洋過海去搬救兵。
找誰?
找英國人,找土耳其人。
他指望著能蹭上“日不落帝國”的大腿,更想從土耳其那借來天兵天將。
這完全是溺水的人亂抓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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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說路遠得要命,遠水救不了近火,單看那時候的國際盤口,列強眼里只有利益。
一個眼瞅著要完蛋的內陸割據小朝廷,有半毛錢投資價值嗎?
當劉道衡還在海上飄著呢,大理城的喪鐘就已經敲響了。
回過頭來復盤這場仗,劉岳昭的湘軍到底演了個啥角色?
說難聽點,就是個跑龍套的。
從1870年到1872年,云南收復五十多個州縣的硬仗,全是岑毓英的滇軍和馬如龍的降軍拿命換來的。
劉岳昭的湘軍干啥了?
守著東邊的昭通、曲靖,只要后路不斷就算完事。
可這也正是劉岳昭的高明之處。
他早把朝廷的底牌看穿了:上面要的是“平定”這兩個字,至于誰打下來的,不重要;只要總督大印在他劉岳昭手里,功勞簿上頭一份就跑不了。
而現在,他也是勝利者,穩穩當當坐著總督的位子,看著岑毓英和馬如龍在前線拼死拼活。
這筆賬,算得那是相當通透。
當他在大理城頭最后一次眺望蒼山洱海的時候,不知道腦子里會不會閃過1847年那個充滿希望去北京告狀的秋天。
那會兒他信的是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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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了,他只能信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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