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8日,日本眾議院選舉投開票結果出爐。自民黨在小選舉區與比例代表兩線全面大勝,呈現出一種罕見的“歷史級回歸”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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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在自民黨黨部
勝選規模有多大?
在追加公認候選人后,自民黨單獨獲得316個議席,超過眾議院465席的三分之二。這是戰后首次有單一政黨在眾議院取得三分之二以上席位。
這一數字的制度意義極其重大:
法案在眾議院通過后,即便在參議院被否決,自民黨也可以單獨在眾議院再次表決,使法案生效。
與此同時,此次自民黨獲得的席位數,超過了1986年中曾根內閣時期眾參兩院同日選舉的300席紀錄,刷新歷史最高值。
與自民黨組建執政聯盟的日本維新會獲得36席,執政陣營合計352席,達到眾議院席位的四分之三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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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機制
勝選不止于此:比例代表“溢出”
本次選舉還出現了一個非常罕見的技術性現象。
日本眾議院采用“小選舉區 + 比例代表并立制”。小選舉區落選者,可以憑借政黨在比例代表中獲得的票數“復活”進入國會。
此次自民黨獲得的比例代表票數之多,竟然超過了其可分配的比例代表席位上限,以至于不得不將3個已經到手的席位讓渡給其他政黨。
這在日本選舉史上極為罕見,反映出的不是組織動員能力,而是比例區層面的廣泛選民回流。
為什么大量選民“回流”自民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24年10月的眾議院選舉中,不少選民并未支持自民黨,而是投票給立憲民主黨、國民民主黨、日本維新會等在野或中間力量。
但僅僅一年多之后,這批人重新把選票投回了自民黨。
每日新聞在各地投票所前的采訪,提供了一個極具解釋力的窗口。
當被問及“為什么選擇自民黨”時,幾乎所有受訪者的第一反應不是政策綱領,而是高市早苗。
選民選擇的不是政黨,而是“高市式政治風格”
福岡一位73歲女性選民直言:
“不討好、不退縮的姿態很有魅力。過去的政權在對華問題上太軟弱了。”
盡管物價高漲、生活壓力加劇,她依然相信:“高市的話,或許真能做點什么。”
東京港區一位54歲主婦從“政治一致性”評價高市: “她不像是為了選舉而改變說辭的人,說話有一貫性。”
名古屋一位23歲女性,過去投票給國民民主黨,這次因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的形象而開始關注高市的SNS,并特別提到: “其他政黨也說要強化外國人政策,但自民黨更有速度感。”
可以看到,選民反復提及的并不是具體政策條文,而是:
不妥協、有速度、 有執行力、外交與安保立場鮮明、看起來能立刻做事,這是一種強領導人型投票心理,而不是傳統的政策比較型投票。
與之相對,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組成的“中道改革連合”,在受訪選民中評價極低:札幌一位48歲的公司職員稱“政策本來就不一致,只是為了選舉而聯合,像個選舉互助會。”
在不確定性增強的時代背景下,“中間路線”不再被理解為溫和理性,而被視為:缺乏方向、缺乏核心、缺乏執行力、為席位而妥協原則,
這也是為什么2024年曾寄望于國民民主黨的選民,在2026年重新回歸自民黨。
真正發生變化的,是日本的政治氣候
2024年,選民“懲罰”自民黨。2026年,同一批選民“主動回流”。生活并未明顯改善,物價依然高漲,養老金壓力更大。但他們仍然選擇自民黨。
原因只有一個:在不安定時代,選民更愿意選擇“看起來能迅速行動的人”,而不是“看起來在協商的人”。
這標志著日本政治,從長期以來的協商型民主,明顯向執行型領導發生偏移。
這次選舉的意義,并不僅僅在于自民黨贏得了多少席位。
更重要的是,日本選民清晰地表達了一種政治偏好:不要模糊妥協的中間路線,不要選舉前后立場搖擺,不要討論型政治,能迅速執行的政權,要在外交與安保上態度明確的領導人。自民黨的勝利,本質上是“高市式政治風格”被廣泛接受的結果。這才是此次歷史性大勝背后的深層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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