廚娘阿蘭眼中的熙寧變法——灶臺聽朝堂

一名廚娘眼中的熙寧黨爭

三更的灶火

我叫阿蘭,是蘇軾府上的廚娘。熙寧四年的冬天格外冷,每天三更天我就得起床生火。蘇大人家住汴京城的興國坊,雖不比相府豪華,可來往的客人絡繹不絕。天還沒亮,門外就有人來敲門,說是有要事商議。

然而,我是個粗人,不懂朝堂大事,只管把飯菜做好。廚房里常年飄著燉肉的香味,東坡肉要燉上四個時辰才能酥爛,蟹釀橙要選用當季的陽澄湖蟹,水晶膾得用鯉魚鱗熬制,費工得很。

深夜的酒席

那天傍晚,司馬光大人的管家急匆匆來了。蘇大人讓準備一桌酒席,我擺上了東坡肉、蟹釀橙、水晶膾,又溫了一壺桂花酒。席間聽他們嘆息,說是青苗法把鄉下的百姓害苦了。司馬光大人的管家說:"我家老爺說了,青苗錢名為惠民,實則擾民,這世道真是變了。"

接著,又有幾位客人來了,說是歐陽修大人和文彥博大人也被排擠。他們在席間說起市易法,說是官府做買賣,把小商販都逼得沒法活了。我聽了心里發酸,想起家鄉的表哥就是個小商販,靠賣水果勉強糊口。

與此同時,市易司的官員也來過。他們倒是滿面春風,說是王相公的新法讓國庫充盈了,歲入比以前增加了三成。可蘇大人聽了只是苦笑,低頭飲酒。

官人的嘆息

蘇大人最近總是一個人坐在后院發呆。有天夜里,我端了茶過去,看見他桌上攤著幾卷奏折,眉頭緊鎖。他告訴我,王安石執意推行新法,可執行起來變了樣,反倒苦了百姓。"青苗法的本意是好的,"他說,"可地方官為了完成政績,強行攤派,不需要借錢的老百姓也被逼著借,利息又高,這不是惠民,是擾民啊。"

我聽著,心里覺得蘇大人心地善良。他總是想著百姓的苦處,不像有些官員,只想著升官發財。

離別的前夜

熙寧四年十月,蘇大人決定自請外任。那晚府里很安靜,我燉了他最愛的東坡肉,他卻只吃了幾口就放下了筷子。他對我說:"阿蘭,跟著我受苦了。你去意下如何?我自請外任,要去杭州了。"

我聽了心里一陣難過。我在蘇府干了十幾年,從蘇大人年輕時就伺候他,如今要離開汴京,心里自是不舍。可我知道,蘇大人這是避禍去了。他在朝里直言敢諫,得罪了變法派,再待下去怕是有性命之憂。

杭州的日子

到了杭州,蘇大人做了通判,日子清閑了些。可他依然放不下朝中的事。每天有書信來,說是司馬光大人在洛陽編《資治通鑒》,不理朝政了;歐陽修大人也退居蔡州。蘇大人看完信,總是嘆氣,說這朝堂怕是要鬧翻天了。

與此同時,我依然每天在廚房忙碌。杭州的食材比汴京新鮮,西湖的魚、臨安的筍、金華的火腿,做出來的菜也格外鮮香。可蘇大人常常吃不下飯,說是想起京中的事,心里堵得慌。

密州的災荒

后來,蘇大人又被調到密州任知州。那一年遇上了旱災,糧食歉收。蘇大人帶著官員下鄉賑濟,回來就告訴我,保甲法害得農民既要種地又要訓練當兵,日子沒法過了。"老百姓本來就窮,"他說,"現在又要出錢買武器、出時間訓練,這不是雪上加霜嗎?"

我把熬好的小米粥端給他,說:"大人,喝點粥暖暖身子吧。"他喝了粥,眼眶卻紅了。我看得出來,蘇大人心里難過,可又無能為力。

烏臺詩案的驚魂

元豐二年,最可怕的事情發生了。御史臺的官員來抓人,說蘇大人的詩里誹謗朝政。蘇大人被關進大牢,差點丟了性命。那段時間,府里亂成一團,我天天去牢里送飯,看見蘇大人瘦了好多,頭發也白了不少。

后來聽人說,王安石說了句"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皇帝才動了慈悲之心。蘇大人被貶到黃州,做了團練副使,一個閑職。

黃州的東坡

到了黃州,日子更苦了。蘇大人的俸祿被削減,為了養家,他親自下地種田,自號"東坡居士"。我也跟著去了黃州,廚房簡陋,食材也少了,只能做些簡單的菜色。可蘇大人依然樂觀,寫詩、作畫、釀酒,日子倒也過得自在。

有一天,他讓我用豆腐做了道菜,說是"東坡豆腐",其實就是把豆腐煎了,再澆上醬油和香油。可他吃得津津有味,說:"這豆腐清淡,倒是比汴京的山珍海味好吃。"

元豐八年的轉折

元豐八年,神宗駕崩,九歲的太子繼位,高太后聽政。司馬光被召回京,做了宰相,把王安石的新法全廢了。蘇大人也被召回京,做了翰林學士。

我以為這下蘇大人該順心了,可事情并非如此。他和司馬光鬧僵了,說免役法其實也有好處,不能全盤廢除。"差役害民,免役也害民,"他說,"關鍵是要找到中間的路,不能走極端。"

最后,蘇大人又自請外任,去了杭州。我跟著他再次離開汴京,心里卻覺得輕松了些。也許,這就是蘇大人的命吧,總是夾在新舊兩黨之間,既不得罪這一邊,也不得罪那一邊,最后還是被兩邊排擠。

廚娘的感慨

我伺候了蘇大人幾十年,從他年富力強到白發蒼蒼,看到的朝堂紛爭不計其數。王安石想富國強兵,司馬光要守成安民,蘇大人夾在中間,總是想著百姓的苦處。這變法到底好不好,我這廚娘說不好,只知道百姓安安穩穩過日子最重要。

廚房的灶火照不亮朝堂的黑暗,可我知道,只要像蘇大人這樣的人還在,這世間就總還有一絲光明。

歷史學家說

王安石變法(1069-1085年),又稱熙寧變法,是北宋神宗年間由王安石主持的一場大規模政治改革運動。變法以富國強兵為目標,推出了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保甲法等一系列新政。這些新法在理論上旨在解決北宋積貧積弱的困境,但在執行過程中,由于官僚系統效率低下、地方官為完成政績強行攤派、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抵制等因素,反而加重了百姓負擔,引發社會矛盾。

以司馬光、蘇軾為代表的舊黨反對派,并非全盤否定改革,而是反對變法的激進推行方式。他們主張漸進改革,認為應該先整頓吏治、減輕百姓負擔,再慢慢推行新政。蘇軾尤其反對青苗法、市易法等"與民爭利"的政策,認為官府過度干預經濟,會破壞市場秩序,損害百姓利益。

烏臺詩案(1079年)是變法期間著名的文字獄,蘇軾因詩文中譏諷新法而被御史臺起訴,差點丟了性命。關鍵時刻,王安石一句"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促使宋神宗從輕發落。這一事件反映了變法派內部的分歧,也體現了新舊黨爭的激烈程度。

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駕崩,高太后聽政,司馬光拜相,盡廢新法,史稱"元祐更化"。然而,蘇軾在朝堂上又與司馬光產生分歧,他認為免役法相較于差役法有進步性,不能全盤否定。這種獨立的政治品格,讓蘇軾既得罪了新黨,又遭到舊黨的忌恨。

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固然有執行層面的原因,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任何改革,若不能兼顧各方利益、尊重社會規律、體察微觀個體的苦難,縱有初心萬丈,也可能事與愿違。蘇軾作為"中庸之道"的實踐者,既反對激進變革,也不認同全盤否定,主張漸進改革、兼顧各方利益。這種理念在黨爭激烈的北宋顯得格格不入,卻彰顯了知識分子超越黨派之爭的格局與胸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