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最讓人唏噓的就是郭榮。這位后周雄主一生英明,為了讓六歲的幼子柴宗訓坐穩江山,臨終前布下層層棋局,可誰料,正是他這一番煞費苦心的安排,掃清了趙匡胤上位的所有障礙,直接促成了“黃袍加身”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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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郭榮前期的操作,就能看出他本是個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在劇中的幾個關鍵劇情里,背后都有實打實的歷史邏輯。高平之戰中,何徽、樊愛能臨陣跑路,不是單純的貪生怕死,而是郭榮剛上位時毫無帶兵經驗,老兵本就不服,再加上他戰前囚禁了持不同作戰意見的趙晁、鄭仁謙,徹底動搖了軍心,小敗之下,兩位將領才敢直接溜之大吉。
遼國當時袖手旁觀,也不是偶然。遼帝耶律璟本就對攻打中原沒興趣,借兵給劉崇只是抹不開情面,再加上劉崇輕敵,當眾呵斥遼將耶律敵祿,惹得對方賭氣坐山觀虎斗,等后周軍心大振反擊時,遼軍自然不愿再出手幫忙,劉崇的大敗也就成了定局。
而郭榮三征南唐后選擇議和,也不是慫了,而是實在打不動了。南唐雖是戰敗方,但作為十國人口第一的國家,底蘊尚在,抵抗遠超預期,硬打只會陷入持久戰;再加上遼國趁機偷襲后周縣城,腹背受敵的情況下,撤軍議和保存國力,才是最穩妥的選擇。
就連郭榮后來突然北伐,也有跡可循。他原本定下的國策是先收十國、再休養生息,最后北伐收復燕云十六州,這是大臣王樸在《平定策》中提出的思路,也是后來趙匡胤“先易后難”的雛形。可三征南唐后,遼國將領蕭思溫帶兵騷擾后周,見了后周大軍卻不戰而逃,這讓郭榮發現遼國實力大減,再加上自己身體日漸變差,這才臨時改變主意,想趁勢北伐,拼一把在有生之年收復失地,只可惜北伐小勝后,他便病重班師,生命也走到了盡頭。
如果說前期的郭榮步步為營,那他臨終前為柴宗訓做的托孤安排,就成了“滿盤皆輸”的開始。郭榮從來沒想過讓趙匡胤繼位,他的所有操作,都是為了掃清幼子上位的威脅,首當其沖的就是兩個手握重兵的人:殿前都點檢張永德和主管侍衛軍的李重進。
張永德被罷官奪兵權,并非只因“點檢做天子”的讖語,更因為他在郭榮病重時,直言不諱地說天下未平、國庫空虛,句句戳中郭榮的痛處,雖話說得在理,卻惹惱了病重的郭榮,最后丟了兵權,徹底沒了上位的可能;李重進則被打發去鎮守藩鎮,明著沒貶官,實則被調離權力中心,遠離了京城的核心兵權。
為了制衡各方,郭榮提拔趙匡胤做了殿前都點檢,又讓韓通架空李重進的權力,本想讓兩人互相牽制,卻沒想到,這一步直接把趙匡胤推上了后周軍權的頂峰。要知道,此前趙匡胤一直被張永德、李重進壓著,根本沒有出頭的機會,郭榮親手搬掉這兩座大山,等于給趙匡胤掃清了最大的政敵。
更關鍵的是,郭榮為了穩固幼主地位做的兩件事,全成了助攻趙匡胤的籌碼。一是再娶符彥卿的女兒小符后,想拉攏這位坐鎮魏州的藩鎮大佬,讓他在外制約中央,穩定局勢。可郭榮忘了,符彥卿活了六十多年,見慣了五代十國的改朝換代,最會為自己留后路,他早就把小女兒嫁給了趙匡胤的弟弟趙光義,兩邊都是親戚,趙匡胤起兵時,符彥卿自然不會真心幫柴宗訓制衡中央。
二是選了王溥、范質、魏仁浦三位文官做托孤大臣。郭榮覺得文官沒兵權,不會篡位,能安心輔佐幼主,可他算錯了人心。這三人雖清廉正直、做事認真,但情商低、人緣差,在朝中沒什么勢力,根本沒人愿意跟他們站在一起;更甚者,郭榮臨終前囑咐讓王著入相,范質當面答應,轉頭就因王著愛喝酒反悔,連先帝的話都不聽,更別說盡心盡力輔佐一個六歲的孩子了。三個沒兵沒勢的文官,面對手握重兵的趙匡胤,根本毫無制衡之力。
就這樣,郭榮的一番籌謀,硬生生把趙匡胤的上位路鋪得平平整整:搬掉政敵,讓趙匡胤手握軍權;拉攏的藩鎮大佬,成了趙匡胤的親戚;托孤的文臣,根本沒能力阻攔。再加上五代十國的亂世,忠君愛國的思想早已淡薄,沒人愿意為一個六歲的幼主拼命,趙匡胤的“黃袍加身”,也就成了順水推舟的事。
郭榮的一生,定下“十年開拓天下,十年養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國策,一心想結束亂世,恢復中原禮樂,奈何天不假年,身體早早垮掉,更沒算透亂世的人心和時局。他為柴宗訓做的所有努力,最后都成了為趙匡胤做嫁衣,這不是趙匡胤有多厲害,更多的是時勢使然,也是這位雄主的畢生遺憾。
說到底,在戰火紛飛的五代十國,一個六歲的孩子,即便有再多的人為他鋪路,也守不住一座風雨飄搖的江山。郭榮的遺憾,是個人的遺憾,更是那個亂世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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