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光：真以為自己能上桌？你們從始至終都是工具人

漢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漢武帝破天荒地否決了征發國民去輪臺戍邊的建議，這標志著這位一生與匈奴死磕的皇帝要與自己的前半生揮手作別了。

但是，這一切哪有那么簡單？漢匈之間近半個世紀的戰爭已經將漢帝國打造成了一架高效的戰爭機器，上一個將國家打造成戰爭機器的還是一統天下的秦始皇，由于漢武帝可以借鑒的經驗更多，本人腦子也更為靈活，在更多社會資源滋養下的這架大漢版國家戰車，其戰斗力已經明顯超過大秦的舊版。

但是，越是龐大的戰爭機器一旦轉起來就越難停下，大秦以身死國滅的慘痛代價才將那嗜血的戰爭機器停下，如今，漢武帝在垂暮之年還要再去干一件從來沒有人干過的事，他要試著去停下一架已經狂奔數十年的戰車。

戰爭機器為何難以停下？因為戰時與平時是兩套不同的系統，戰爭時期，一個國家的財政、人事等各個系統都要為戰爭服務，戰爭時間拖得越長，這種戰時模式就越容易被固定，并衍生出與之相適應的巨大利益集團。

從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到1945年二戰結束，美國真正完全進入戰時狀態的時間只有不到4年，但即便如此，如何處理退伍老兵和不再需要那么多訂單的軍工企業的問題，仍讓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焦頭爛額，如今漢武帝想去停下已經開動了近半個世紀的國家戰爭機器，與他所要面臨的問題相比，日后杜魯門面對的問題簡直就是小菜一碟。

漢武帝明白，想停下大漢這架戰車，最重要也最麻煩的一件事就是處置國家戰爭機器衍生出的利益集團，于是他在人生的最后階段做出了一些重要的人事部署，原本僅僅是高寢郎的田千秋被火速提拔為丞相，在漢帝國沒有任何根基的匈奴王子金日磾位列五大顧命大臣之一。

當然，這里面最重要的一步，是將尚書臺的地位再次拔高，并將軍政大權交于本身就出身于尚書臺的大司馬大將軍霍光之手。

田千秋、金日磾、霍光這三個人的共同點都不出自軍功集團。

當然，運轉了近半個世紀的戰爭機器衍生出的利益集團不可能因為一道詔令和幾個簡單的人事調動就徹底沉寂下去，只是歷史沒有給漢武帝更多時間，《輪臺罪己詔》發布后僅僅2年，漢武帝便與世長辭，他為霍光等人鋪了路，后面的路怎么走，就看后人的本事了。

這是《鹽鐵論》的最后一篇，從某種意義上講，鹽鐵會議的召開，是霍光等人對昔日舊利益集團的一次全方位打擊，儒生群體不過是霍光找來了工具人，接下來霍光對儒生們提議的處理完美體現了一個出色政治家對工具人們的處理方式，以為自己終于要迎來好時代的儒生們驚訝地發現，霍光不過是一個弱化版的武帝。

哦，對了，武帝政策大轉向的標志是《輪臺罪己詔》，《輪臺罪己詔》的核心內容是不再大規模征調國民去戍邊，而向漢武帝提出要大規模征調民夫去輪臺戍邊的那個人，是桑弘羊。

理論的殘局

當初移動互聯網革命進行的最如火如荼的時候，馬云、馬化騰都曾在不同場合對一個群體進行了一些小小的調侃，二馬的觀點幾乎是一致的：那些所謂熟悉經濟發展規模的經濟學家們，幾乎沒有人能很好地經營一家公司。

作為在殘酷的互聯網經濟中殺出來的狠人，二馬清楚地知道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如果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一百個專家可能給出一百套理論，且這些理論看起來都是合理的，甚至是完美的，但現實世界要復雜得多得多，有時候過于追求理論邏輯上的自洽反而會讓小到個人，大到國家在現實中吃盡苦頭。

哈耶克痛斥計劃經濟，視任何形式的經濟干預如洪水猛獸，但是如果我們回看冷戰前后那段歷史，會發現美國在冷戰期間大量借鑒蘇聯經驗，但那個在經濟領域同時擁有市場和計劃兩種模式的略顯四不像的美國，最終戰勝了純粹計劃經濟的蘇聯。

反而是蘇聯解體后，那個號稱已經是世界燈塔，并把自由主義捧上神壇的這個新美國在短短30年內就把自己玩成了殘廢。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任何天花亂墜的理論如果不能與現實結合都是水月鏡花。

由大司馬大將軍霍光主持召開的鹽鐵會議，在儒生群體與御史大夫桑弘羊之間持續6個月的超長辯論中，終于走向了無聊的理論殘局。

雙方都在不斷重復自己的理論，他們的理論都能自洽，甚至可以說其邏輯已經嚴密到了水潑不進的程度，所以這樣的辯論也注定不會有什么結果。

辯論場上的形式看，是儒生組成的“賢良文學”群體占優勢，因為在獨尊儒術的背景下，他們秉持的儒家觀點天生就占據著道德制高點。

但熟悉漢武帝行事風格的人都知道，儒家不過是漢武帝立起來的一面大旗，漢武帝在利用它解釋自己集權的合法性后，便將其束之高閣，漢武帝用來治國的其實大多數都是法家手段，而此時與儒生群體們辯論的御史大夫桑弘羊便是漢武帝外儒內法治國理念的最主要見證者與參與者之一，只不過桑弘羊的段位沒有武帝那么高，權術沒有武帝那么強，他認同法家理念就真把法家理念公開說了出來。

隨著辯論的深入，商鞅、李斯這些法家代表人物都成為了桑弘羊口中的正面人物，但如此一來，在儒家理論占據道德制高點的時代背景下，他便自動將自己置于一個被動的境地之下。

而這種被動正是他的對手們想要的，御史大夫桑弘羊的對手，明面上是那群高談闊論的儒生們，實際上卻是一直在掌控著局勢的大司馬大將軍霍光。

鹽鐵會議是霍光對武帝時期遺留下來的戰爭機器利益集團的最重要的一次揮刀，但霍光作為在武帝身邊待了20多年的實干派政治家，其思維和手段自然不可能像儒生般簡單。

聯盟

武帝駕崩后，如何處理常年戰爭遺留下來的龐大利益集團是霍光必須要去回答的問題。

隨著武帝后期開始有意將軍政大權向尚書臺集中，并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將代表最高實權的大司馬大將軍一職交到了霍光手中，霍光名義上已經擁有了對戰爭時期利益集團的生殺予奪之權，但正如《黑冰》中王志文那句經典臺詞說得那樣：權力絕不是讓人升遷榮辱的一直文案。

雖然已經拿到了武帝的權力背書，但霍光要想控制住局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畢竟政治最終比拼的是能量，誰的能量多，誰就有越高的話語權。

霍光所要面對的利益集團，在長年累月的戰時社會背景下早已盤根錯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們身處軍、政、財等各個領域，且有很高的組織性。

別說是霍光，就算是武帝本人也不可能憑借一紙命令將如此龐大的瞬間打散，只能一點一點將其削弱，瓦解。

武帝后期，長年因戰爭而保持高壓狀態的天下已經呈現出不堪重負之象，武帝死后，結束這種高壓狀態是大勢所趨。

剛才提到政治的核心仍是能量的比拼，但“大勢”在政治活動中本身就是一種最奇妙的政治能量，如果你順著“大勢”行動，即便你明面上的權力沒有多少，你手上那一點權力也能爆發出驚人的威力，相反，如果你逆著“大勢”而行，就算你權勢滔天，你的行動依舊是舉步維艱。

結束戰爭時期的高壓政策，減輕民間負擔，這一點已經成為了社會上的“大勢”，再加上武帝本人在晚年也認可了這一點，有“大勢”和武帝權威背書，國家戰略進行調整，這一點是誰也無法逆轉的，即便戰爭時期的利益集團能量很大很大，他們也做不到逆轉天下大勢。

所以利益集團們面臨無可回避的國家政策調整時選擇了退而求其次，盡可能地保住自己利益集團在各個領域的權力和能量。

其實霍光在武帝剛剛駕崩時削弱舊利益集團的方法是無比簡單的，就是不打仗，少打仗。

政治比拼的是誰手中的資源多，舊利益集團們是圍繞戰爭而形成了，所以只要打仗他們就能獲得能量，相反，只要不再打仗了，他們的能量也會逐漸被削弱。

但是單純的不打仗對舊利益集團的削弱是有一個極限的，到了某一個點后，舊利益集團的能量就不再被繼續削弱了，這就要說到舊利益集團的最大基本盤了：

在諸多能量中，政治能量是最直接的，經濟能量則是最基礎的，而桑弘羊的身份便顯得更為重要，他既是進入漢帝國核心權力層的御史大夫，又控制著國家經濟命脈的鹽鐵專營。

只要御史大夫桑弘羊還將掌握著鹽鐵專營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他和他背后的利益集團手中的能量就依舊是無比驚人的。

所以霍光如果要對桑弘羊和他背后的舊利益集團動手，鹽鐵專賣就必然是一個必須要重點進攻的點。

霍光深知，要在鹽鐵專賣上做文章，光靠他自己仍顯得有些單薄，他需要一些盟友。

誰是最合適的盟友呢？還記得之前文章里提到的儒生的身份嗎？對，儒生大多出身于地方豪強家族，而鹽鐵這類特殊的生意，如果放開就會變成他們手中下金蛋的雞，所以他們有足夠的動力去反對鹽鐵專賣。

因為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儒生們掌握著社會的輿論權，而利用輿論打擊舊利益集團代表桑弘羊則正是霍光所需要的。

于是，霍光與儒生群體們便形成了一種天然的盟友關系，也正是因為有了霍光的權力背書，“賢良文學”群體在面對官至御史大夫的桑弘羊時，才跟如此無拘無束地“暢所欲言”。

講到這里，鹽鐵會議的底層邏輯才算大致將清楚，霍光為打擊以桑弘羊為首的舊利益集團，拉了代表地方豪族利益的儒生群體作為外援。

但是，這種臨時拼湊起來的聯盟注定會陷入一種命運：以利相交，利散則止。

霍光與儒生群體只在對付桑弘羊這一個問題上利益一致，在這個問題以外的問題上，雙方因為站位不同，注定會有各自的考量。

就在儒生群體們認為憑借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和用儒家理論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本事，已經可以輕松將桑弘羊駁倒，甚至于一些儒生已經開始幻想他們背后的豪族即將靠鹽鐵生意大賺特賺時，他們驚訝地發現：一向很“懂事”的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即將開始“不上道”了。

反弘羊，不反鹽鐵

儒生出身的“賢良文學”群體在霍光的權力和儒家理論雙重背書上，至少在場面上處于上風。

按照他們的設想，自己“不負眾望”把桑弘羊等人駁倒了，下一步就該自己的“盟友”霍大人出手了，一錘定音：鹽鐵專賣是與民爭利，應該廢止，鹽鐵經營權交換給民間。

其實儒生們這樣想也不無道理，畢竟，如果徹底把鹽鐵制度給廢了，那對桑弘羊的能量就是一次釜底抽薪的打擊，到時候霍光拿走最大的政治利益，而地方豪強們則拿走鹽鐵專賣放開后的經濟利益，如是合作，雙方都有得賺，而且看起來也很公平。

這個想法呢，怎么說呢？有點像這樣的一個童話故事：

一只老虎、一只狼、一只狐貍一同抓獲了一頭牛，一只羊和一只雞，老虎問狼和狐貍，怎么分戰利品最公平，狼說：老虎大哥出力最多，該吃牛，我出力第二，該吃羊，狐貍出力最少該吃雞，老虎非常生氣立刻咬死了狼，然后讓狐貍提方案，狐貍馬上說：上午您吃牛，中午吃羊，晚上吃雞。

如果雙方力量相差太大，弱者是沒有資格尋求公平的。

漢昭帝時期，雖然地方豪強已經擁有了相當不熟的經濟能量，但是他們的觸角也只是剛剛伸到政治領域，他們沒資格跟已經擁有最高權力的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要公平。

霍光對他們的定義從始至終就是工具人。

霍光對鹽鐵專賣政策的處置是這樣的：放開酒類專賣（雖然叫鹽鐵專賣，但在當時酒也是專營的商品），關中地區的鐵也放開，其余地區的鐵和全國范圍內的鹽依舊專賣。

儒生們看到這樣一個結果后一定會在心里瘋狂咒罵霍光，因為他們最想要放開的是鹽，但是在這個領域上，霍光竟然一點也沒松口。

來看看霍光為何要如此安排吧，可以這樣說，霍光找到了保證國家利益和打擊政敵桑弘羊的最優解。

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鹽、鐵、酒這三種生意雖然都曾由朝廷壟斷，但是三者之間還是有差別的，而且這種差別還不小。

那些便宜能賺？哪些不能？

說鹽、鐵、酒三個行業之間還是有差別？是因為三者的核心競爭力對于資源的依賴程度不同。

鹽，對于資源幾乎是完全依賴，能不能在鹽這個生意中，最核心的一點就是你有沒有鹽池，如果有鹽池，其實不需要多復雜的工藝就能把鹽開采出來然后大把大把地賺錢。

鐵，對于資源的依賴程度也是相當高的，有鐵礦才能煉鐵，但是把煉出的鐵打造成各類鐵器，這得耗費一些周章。

至于酒，對于工藝的要求就更高了，不同的酒，可能就是因為一點口感不同賣出的價錢也是天壤之別。

簡單說，鹽是有了鹽池后躺著賺好錢，鐵是有了礦山還得稍微付出點勞動來賺錢，而酒，一定程度上講賺的就是辛苦錢了。

三者之中，儒生們想要的當然是掌握了鹽池就一本萬利的鹽，而不是還付出相當努力才能賺到一些辛苦錢的酒。

這里我們又要回到儒生們指責鹽鐵專賣的那個理由了：與民爭利。

現在請大家思考一個問題：鹽、鐵、酒三種行業誰與民爭利最多？

或者可以換一個思路：哪種商品放開后能讓百姓得更多的利，這里的“民”不單單指豪族，而是指天下的百姓。

一個行業能夠讓百姓獲益的點都有哪些呢？其實無非就是三點：低價、高效、創造就業。

前兩點是給百姓生活帶來便利，或者說降低百姓生活成本，后者則是提高百姓的收入。

來看看鹽、鐵、酒三者吧：

先說鹽，鹽的開采到銷售并沒有多少工藝，即便國家經營的鹽池工藝粗糙，但是終究還是鹽，只要它還是鹽，就能滿足百姓的最基本需求。

而酒賣的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釀造方法，如果失去市場競爭，那種以官府控制下的機構以躺平心態釀造的酒，真到了百姓手中它還能不能叫酒都兩可了。

市場經濟的優勢是提高效率，減低成本，提高工藝，這也是分析一個行業適合用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的最基本原理：

簡單說，如果一個行業的價值來自于其天然屬性，其成本主要由自然成本決定，其工藝簡單，從生存到銷售的中間環節很少，這樣的行業即便扔給市場，其降成本和提效率的空間也是有限的。而如果一個行業，其價值并不太依賴其自然屬性，工藝復雜，中間環節多，那么就應該把其交給市場，因為市場競爭帶來的增效降價效應將會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鹽是典型的天然壟斷行業，入門門檻非常高，中間環節少，并不需要充分的市場競爭來提高其質量，降低其成本。

而酒就不一樣了，它的釀造過程有很多外力可干預的因素，且準入門檻比較低，釀酒需要的準備工作可比擁有一個鹽池要簡單得多了。

所以把酒扔給市場，能夠在市場競爭下大幅提高酒的質量，降低酒的價格，這是與民便利的第一點。

還有第二點，人對于鹽的需求有一個特點，就是波動不大，一個人吃的鹽在達到一個點后就不再增加了，不會有一個人富人因為有錢任性而要去吃窮人十倍的鹽，這就導致了一個社會對鹽的需求幾乎是一個定值，因為有這樣的屬性，這就注定了這個行業的規模也幾乎是一個定值，規模是定值，則可以容納的就業人口就也是定值。

而酒不一樣，人對于酒的需求波動性是很大的，如果酒物美價廉，人們是有可能大幅提高酒的購買量，這就導致了酒的市場規模波動比較大，市場競爭能夠持續給這個行業增效降價，就能把這個市場做大做強，而隨著這個行業的做大做強，容納的就業人口也會增加。

這是與民便利的第二點。

當然了，霍光如是安排也有打擊對手桑弘羊的目的，他為什么要放開關中地區鐵的專賣呢？關中政治中心，削弱關中地區的桑弘羊勢力效率是最高的。

霍光在對待“鹽鐵專賣”這個問題上與儒生們思考的角度完全不同，在徹底壓下桑弘羊后，霍光的身份定位就是帝國實際最高權力者，他得從大漢的整體利益出發去思考問題，與全國范圍內的百姓利益相比，儒生們代表的地主豪強群體的利益就得往后靠一靠。

霍光把酒喝關中地區鐵的專營權放開，算是對于地方豪強們簡單的意思意思，你們是工具人，吃點殘羹剩飯尚可，想吃主菜，門都沒有。

寫到這里，《鹽鐵論》這部分內容已經講完了，看到很多朋友催更，很是欣慰，所以加班趕完了這一篇，到這里，鹽鐵會議涉及到的經濟問題和政治博弈都已經盡量講清楚了，當然，也是一家之言，希望對于大家理解社會能有一些幫助。

霍光對鹽鐵問題的處理可以說明一個問題，在昭帝前期，地方豪強這一群體，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儒生群體還沒獲得只手遮天的能量。

但是，一個系統最怕的一點就是出bug，儒家理論被漢武帝抬高到一個特別高度后，儒家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了這個國家的bug，bug的特點不是一開始就非?？植?，而是它會不斷生長，且內部力量無比逆轉這種生長，霍光和后來的漢宣帝劉詢這樣高明的政治家執政時，儒家也許掀不起什么風浪，但話說回來，即便是霍光和漢宣帝劉詢，也只能遏制儒家，而不能削弱儒家，這種無法被削弱的力量可怕之處就在于它一有機會就會生長。

隨著豪族群體向政治滲透的加深，也隨著西漢帝國的權力中樞不再有高明的政治家，武帝種下的惡花終于結出了最可怕的惡果：被漢武帝當成工具的儒家，它失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