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華僑商人唐納回國，受兩位中央首長接見，他究竟是什么身份

1946年11月，一輛舊吉普車停在南京中山路口的暗巷里，馬季良把一沓剛校對完的清樣塞進車座，壓低聲音對同伴說了句“今晚版面別出錯”。同伴點頭應道：“放心。”誰也沒料到，這位忙于報紙的年輕主筆，三十二年后會以“法國餐館老板”的名義回到北京，引來葉劍英和羅青長親自接待。

拉回到1914年。那一年，他出生在江蘇一個通曉外語的鐵路職員家庭。兩歲喪父，被伯父收養，家境仍舊殷實，因而得以系統學習外文與文學。中學時代，他已能在報紙副刊上發表短評，《申報》的編輯給過贊許：“小子有銳氣。”

1932年“上海一·二八”炮聲響起，他躲過租界的搜捕，混跡于圣約翰大學。課堂之余，他去外灘的小劇院寫影評，筆鋒辛辣，很快被一家電影公司邀去做編劇。外表俊朗，導演干脆拉他上臺演男主角，銀幕風光背后，卻是隱秘的地下聯系在生根。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他秘密加入中共。表面身份是記者，暗地里給黨的情報網遞送材料。憑著寫稿人的敏感，他捕捉國民黨機關報的內部矛盾，在評論欄暗植“火種”。文章越寫越紅，《中央日報》的審查員盯上了他。為了保全關系鏈，他改投《文匯報》，并促成多位進步人士在香港創辦《文匯報》海外版。

香港時期是轉折點。潘漢年對他評價頗高，兩人結為異姓兄弟。潘直接交給他的任務很簡單：保持新聞人身份，建立與各路政要的非正式管道，必要時“推一把”。這句話的分量，只有情報行當里的人懂。

1948年春，他按潘漢年的指令離開香港，經美國紐約暫住半年，隨后轉赴法國。公開理由是與戀人陳潤瓊團聚，實際則是為情報網打開一條歐洲線。陳潤瓊的父親是國民黨“外交系”要員，這層身份讓馬季良更像“自帶通行證”。婚后，夫妻倆在巴黎左岸開了一家名叫“東方之風”的中餐小館。飯做得不錯，更主要的是，那兒成了各色人等的聚點：文化人、議員助手、商界代表、情報掮客。有人調侃，“吃一頓川菜，能聽到半個地球的風聲”。

1960年代，法國政壇屢有風云，華人圈卻保持低調。馬季良此時改用“唐納”這個筆名，既紀念舊時銀幕，也方便掩護。開館子、寫影評、籌辦華人社團，他在三重角色間游刃有余。偶有友人問及他的政治立場，他笑而不答，只舉杯說“做菜要小火慢燉”。

1978年5月，國家情報系統注意到西歐若干關于“中法航天合作”的流向，需要一位熟悉兩邊邏輯的人來“核對信息”。唐納被點了名。對外公布的是“應僑務部門之邀回國探親”，實則在中調部具體安排下秘密返滬。

抵滬后，他先在錦江招待所與老友夏其言碰面。三十年不見，夏其言感覺唐納話里藏鋒，每一句都像過秤，“以前那股豪氣少了”。唐納只是低聲提醒：“此行任務重，別添話柄。”當晚，他沒有像以前那樣去美琪電影院，而是在招待所的小放映室看了《南征北戰》。

隨即北上。6月初，他入住北京東城區一處僻靜的院落。一天清晨，羅青長乘紅旗轎車抵達，帶他進中南海西門。有意思的是，院門口連崗哨姓名牌都摘了。這場會見中，葉劍英仔細詢問了三類問題：法國政商界對中國改革舉措的反應；海外華人對中蘇關系的看法；以及中方在西歐獲得前沿科技信息的可能通道。會談持續了一個多小時，沒有留下文字紀錄，僅有一張合影存檔。

事后，有傳聞稱唐納攜帶的一只皮包里裝的是法國核工業的公開刊物與幾份議員問答記錄，份量不大，價值卻在信息交叉印證。真偽如何，不在公開資料中出現，但接待規格已說明問題：非同尋常。

同年秋，他回到巴黎繼續掌勺。餐館門口那塊手寫今日菜單的黑板依舊，只是有顧客發現老板走路開始喘。1985年，國家安全部安排他偕妻女再度訪滬，住進波特曼飯店。期間，他悄悄提交了一份關于“歐洲高科技企業對華出口限制評估”的備忘錄，署名仍是唐納。

1988年1月，肺癌奪走了他的生命，享年七十四歲。葬禮簡單，來賓寥寥，法國朋友大多只記得他“懂電影、菜做得好”。而在北京的檔案柜里，這個人名卻被歸入“對外情報工作杰出貢獻”一欄。

唐納的一生像是一部交叉剪輯的膠片：文藝青年、編劇導演、戰時密探、海外餐館老板。每一次身份變換都緊扣時代的暗流，既有個人抉擇，也有組織指令。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那家巴黎小館的燈火，也許中方在某些關鍵信息點上得不到及時印證；而若沒有早年在報紙上的鋒利筆觸，他又無法贏得信任從容穿梭各色人群。

在風起云涌的近現代史中，這位被稱作“華僑商人唐納”的男子只留下一張合影、一疊零散剪報與一道川味宮保雞丁的配方，然而正是這些不起眼的碎片，拼起了一條隱蔽卻清晰的情報線索。歷史不聲不響，卻從不遺漏每一環伏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