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當地時間2月7日,《華爾街日報》披露,美國計劃在未來幾年向澳大利亞西部的斯特林海軍基地部署最多四艘核動力潛艇,首艘最早將于2027年進駐。報道并未刻意渲染緊張氣氛,卻在字里行間點出了關鍵指向:一旦臺海發生沖突,這一基地將為美軍核潛艇提供“靠近戰場的停泊位”和“避風港”。一條看似技術性的軍事部署新聞,實質上卻揭示出美國對地區局勢的長期判斷——它并未把“避免沖突”作為優先選項,而是在系統性地為“沖突可能發生”預先搭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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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林基地并非普通港口。它位于西澳大利亞州,遠離本土政治中心,卻在戰略上緊貼印度洋與西太平洋的交匯地帶。對美國而言,這里既可補充關島、珍珠港的維護壓力,又能在臺海、南海等熱點地區出現事態升級時,提供更靠前、更隱蔽的支點。美國海軍將領公開承認,部署的核心目的在于縮短受損潛艇重返戰場的時間。這種表述幾乎不再掩飾其作戰預案屬性,也讓“威懾”與“準備戰爭”之間的界限愈發模糊。
這一安排并非孤立行為,而是“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框架下的關鍵一步。按照既定規劃,澳大利亞將在2030年代初接收來自美國的弗吉尼亞級核潛艇,而在此之前,通過輪換部署方式讓美英核潛艇長期停靠,成為過渡方案。名義上,這是能力建設與互操作性的提升,實際上,卻意味著美國核打擊力量的前沿延伸。澳大利亞本土由此被深度嵌入美軍作戰體系,其地理位置被重新定義為潛在沖突的后勤節點。
從機制層面看,美國的選擇并不難理解。其本土造船和維護能力已接近飽和,關島與夏威夷長期承壓,而亞太熱點卻在不斷增多。將部分維護、補給與駐泊功能外包給盟友,不僅降低自身成本,也能在戰略上形成多點分布,增強生存性與靈活性。但這種“效率優化”,是以盟友的主權空間與安全風險為代價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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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國內的分歧,正是這一代價的直接體現。支持者強調就業機會、技術提升以及在獲得自身核潛艇之前“提前享受”核動力優勢;反對者則擔憂放射性廢物處理、住房壓力、環境風險,更擔心本國沿海地區因核潛艇存在而成為優先打擊目標。前總理特恩布爾直言,AUKUS是對澳大利亞主權的巨大犧牲。這種批評并非意識形態對立,而是對國家定位的根本質疑。
更深層的風險在于核擴散與軍備競賽。核潛艇雖不攜帶核武器,但其動力系統涉及高濃縮核材料,本就處在國際核不擴散體系的灰色地帶。一旦這一先例被不斷復制,亞太地區的安全結構將被徹底改寫。原本以信任、克制和制度安排維系的平衡,可能被一輪又一輪的“能力對沖”取代。
美國在敘事上始終強調“維護和平”“防止沖突”,但現實行動卻持續朝著相反方向推進。拉攏域外國家、前推軍事部署、將臺海問題嵌入更大的聯盟框架,這些做法本身就在改變沖突的門檻。一旦局勢失控,受影響的不只是當事方,而是整個地區的安全與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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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多次指出,美英澳核潛艇合作構成嚴重核擴散風險,破壞國際核不擴散體系,并刺激軍備競賽。這并非情緒化表態,而是基于制度與歷史經驗的判斷。冷戰時期的教訓早已證明,當軍事準備壓倒政治對話,所謂的“威懾穩定”往往會演變為誤判與升級。
斯特林基地的核潛艇部署,標志著亞太安全結構正在發生質變。臺海問題不再只是區域內部的復雜議題,而被外力持續外推、前移、制度化。真正值得警惕的,并非某一次部署本身,而是這種部署所傳遞的信號——當大國不再把和平作為首要目標,而是把“如何更快進入戰爭狀態”當作規劃重點,地區穩定便已站在危險邊緣。和平從來不是靠核潛艇堆砌出來的,而是在克制、對話與責任中一點點維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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