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慘劇！當手機變成見證苦難的窗口，如何消化這份集體創傷？

近期，明尼阿波利斯居民亞歷克斯·普雷蒂和蕾妮·妮可·古德遭到殺害的事件，再次將公眾的視線拉回至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執法人員的行動上。

盡管他們并非唯二死于該機構執法人員之手的人，但記錄其死亡過程的第一手視頻，卻讓全球觀眾共同見證了正在美國發生的極端暴力行為。這些片段的多個版本在全球范圍內瘋狂流傳，捕捉并放大了世人對這種不公義行為的真切感知。

這些視頻生動地展示了移動媒體如何正在將我們每一個人，轉化為一種觀察他人苦難的新型“見證者”。面對這種集體性的創傷，我們需要尋找新的方式來消化它，并將其轉化為有意義的行動。

每一天，我們都在通過手機屏幕與失去、哀慟和死亡迎面相撞。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行動參與者與旁觀者之間、哀悼者與見證者之間的距離正在瓦解。學者們將這種現象稱為“情感見證”。社交媒體的興起、執法記錄儀技術以及無處不在的監控媒介，共同驅動了這一進程。

當我們觀看悲劇事件的流傳片段時，記錄者的情緒邊界會與我們自身的情緒產生融合。我們能在自己的身體里感受到他們的悲傷，并由此成為見證行為的延伸。

所有的見證本質上都是“情感化”的，這意味著它會沉淀在我們的身體、心靈和思想之中。但移動媒體帶來的見證具有一種特殊的強度。這是因為手機就住在我們的口袋里，占據了一個極其私密的空間，讓我們無法總是與其保持距離。

近年來，我們越來越多地通過社交媒體見證死亡研究者達茜·哈里斯所說的“政治哀傷”。政治哀傷涵蓋了面對系統性不公的群體所感受到的集體性喪失與哀悼。這種哀傷可能表現為由于特定事件、政策和意識形態引發的情緒、心理及精神上的困擾。

在美國報道的所有這些涉及移民及海關執法局的暴力事件，都深植于全球范圍內流淌的政治哀傷之中。它們引出了一個盤旋不去的問題：“這難道就是世界的未來嗎？”

自誕生之日起，移動媒體就在呈現政治哀傷和提供集體行動機制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即便是在第二代移動通信技術的早期階段，移動媒體就已被用于“人民力量”的政治運動。例如在2001年的菲律賓，短信曾被用來動員示威者，要求罷免當時的總統約瑟夫·埃斯特拉達。

我們也不能忽視，當移動媒體被國家用作監測和監視手段時，它同樣可以成為一種致命的武器。

在哀悼者與見證者距離逐漸消失的空間里，我們需要建立一種數字化的“悲慟素養”。心理學家勞倫·布林及其同事將此描述為：尋找方法來識別并正常化關于悲傷、哀悼和喪失的尊重對話，并將這些對話與希望及社會變革聯系起來。

針對那些令人不安的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執法視頻，這種素養可以體現為：在重新分享血腥或暴力素材前停頓一下，考慮誰可能會受到影響；尋找安全且專業的空間來處理政治哀傷。同時，嘗試將痛苦轉化為現實世界中切實可見的行動，比如聯系政策制定者，或為受影響的家庭提供支持。

我們還需要理解，每個人的哀悼方式都是不同的。在過去兩年里，我們一直在調查澳大利亞普通民眾如何通過移動媒體探索悲傷與哀悼。通過對哀悼者和領域專家的訪談，我們遇到了各種故事。這些故事涵蓋了從私人性質的喪親之痛，到集體性的“非死亡”喪失，例如生態性哀傷和政治性哀傷。

許多受訪者發展出了自己的社交媒體策略來應對個人和集體層面的喪失。有些人出于對自身心理健康的保護，或出于對受害者尊嚴的尊重選擇不分享視頻。他們中也有人對重新分享視頻能否產生積極的現實影響持懷疑態度。

另一些人則進行深思熟慮的分享，旨在創造理解、希望和行動主義的空間。但理順這些復雜情緒的責任不應完全落在個人肩上。歸根結底，我們需要更完善的媒體悲慟素養教育，以及能夠處理個人與集體層面哀傷的公共討論機制。

手機屏幕發出的微光，在深夜里往往顯得格外刺眼。當我們滑動指尖，看著那些在遠方發生的、充滿冷酷色彩的推搡與吶喊時，這種光亮有時并不能照亮真相，反而像是一記記無聲的重錘。那些無法被“取消觀看”的畫面，最終會變成某種長久的耳鳴，提醒著我們，這個世界的痛感并不因地理距離而削減。或許，我們不僅要學會如何注視他人的苦難，更要學會在退回現實生活后，如何在那片被數字化悲傷浸染的荒野上，重新種下一點點名為“同理心”的火種。

拉里薩·霍斯

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移動媒體與游戲教授

卡特琳·格伯

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臨終與悲痛研究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