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生肖里，唯有它，既踏得實地，又跑得出千里江山

今年又輪到了馬年。中國人對馬的感情，說來話長。這牲靈不單是六畜之首，在我們這兒，還成了一種精神符號。你琢磨琢磨，十二生肖里，龍是虛的，鼠兔是小的，牛虎實實在在，卻少了點飄逸。唯獨馬，既踏在實地上，又能跑出個千里之遙，還總帶著那么一股子俊朗與豪氣。它跨在現實與想象之間，成了我們文化里一個說不盡的話題。

馬怎么進了生肖？老話有好幾個說法。有說上古選十二種動物守宮門，馬是其中之一；有說馬對應地支的“午”，午時陽氣最旺，馬性屬陽，蹄圓為奇，正好配上。還有更樸素的——古人過日子離不開馬，耕地、拉車、打仗、行路，樣樣指著它。這種依賴久了，便成了親近，成了崇拜，最后納入了紀年的序列。說來有趣，人對最熟悉的東西，往往寄托也最深。

我們說話，處處是馬的影子。一個人出面辦事，叫“出馬”；官員垮臺，叫“落馬”；形容迅速，是“馬上”；大路呢，叫“馬路”。這“馬路”二字，細究起來最有意思。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里提過一句：“凡物大者，皆以馬名之。”古時候，“馬”竟能當形容詞用，意思就是“大”。所以“馬路”便是“大路”，和真馬倒不見得有關系。字詞在歲月里游走，常常帶著古老記憶的胎記，你不尋根，還真瞧不出它的本來面目。

馬跑進文學里，氣象就更大了。先秦的《詩經》里頭，馬的名目多得驚人，不同毛色、年齡、體型，各有稱呼。那不是簡單的牲畜名錄，那是周人生活的畫卷——出征的戰馬雄健，狩獵的駿馬飛馳，迎親的車馬喜慶，祭祀的馬匹莊嚴。馬背上馱著的，是一個時代的呼吸。到了戰國，馬成了人才的隱喻。千里馬需要伯樂，士人渴求明主，這比喻一用就是兩千多年，說透了懷才不遇的辛酸，也說盡了逢遇知音的暢快。

唐代是馬的盛世，也是馬詩的巔峰。大唐尚武，也尚駿。李白寫“天馬”，那是“背為虎文龍翼骨”，儼然天神下凡；杜甫寫“病馬”，卻是“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滿紙都是飄零同慨。馬在這里，早超越了動物本身。它是抱負，是際遇，是詩人的另一個自己。那些桀驁的、忠誠的、奔騰的、疲憊的馬，無一不是人的鏡像。就連唐傳奇里，馬也能轉世還債、舍身救主、化形遁去，充滿了人間的情義與靈異，那想象力，活脫脫是唐人氣象的注腳。

文人愛馬，有時愛得癡狂，甚至到了“愛妾換馬”的地步。這故事不美，卻真實。曹彰看中一匹駿馬，竟許對方隨意挑走自己的美妾。后世文人不但不斥其非，反而屢屢題詠，把它化作一段風流公案。這背后，固然有時代對女性的輕賤，卻也透露出馬在時人心中的分量——它不僅是工具，是財富，更是一種精神上的奢享，一種身份與品位的象征。這種癡，是文化的溫度，也是它的偏執。

馬年說到馬，總繞不開“龍馬精神”這四個字。龍是幻化的神獸，馬是踏實的良駿，二者怎么就勾連上了？《周禮》里說“馬八尺以上為龍”，那是把非凡的駿馬直接抬到了龍的境界。后來“龍馬”更成了祥瑞，傳說伏羲時龍馬負圖出于黃河，帶來天啟。馬與龍，一個行地，一個飛天，卻在精神的高處會合了——它們都代表著那股子健旺、奮進、不可馴服的生機。這大概也是我們民族深處最欣賞的勁兒：腳踏實地，又能仰望蒼穹；肯負重前行，也敢一躍千里。

如今汽車、高鐵代替了馬蹄，馬離日常生活遠了，可它在語言里、在典故里、在每年的生肖輪回里，依然活生生地奔跑著。它從商周的戰場奔來，從漢唐的詩歌奔來，從絲綢之路的煙塵奔來，最終跑進每個中國人的心里，化作“一馬當先”的勇氣、“馬到成功”的期許、“老馬識途”的智慧。

馬年又至，春天就在眼前。望著窗外漸濃的年意，忽然覺得，馬這種動物，骨子里就帶著一股新春的勁兒——它從不停滯，永遠向前；它負重能行遠，遇險敢當先。在這萬物更始的時節，愿我們都沾點兒馬的靈氣：不懼前路，不負韶華，踏實每一程，奔向屬于自己的那片草原。

新年將至，諸君，且共乘春風，馬不停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