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平壤住了一年，帶回來三個顛覆認知的真相，原來我們都想錯了

去平壤前，朋友們特地組了個局給我餞行。

酒過幾巡，有人搭著我肩膀打趣：“哥們兒，你這是要闖進‘黑白老電影片場’啦，可得小心著點兒。”

這話我聽著挺耳熟。在他們眼里，朝鮮似乎就那么幾樣東西：閱兵式上踢得筆直的正步、滿墻的標語口號，再加上一些不知從哪兒聽來的饑荒傳聞。

說實話，出發前我也是這么想的。

我是被單位派去長期駐扎的，不是去旅游的。是要在那兒過日子的，買菜做飯、上班下班，看夠365次日出日落，不是拍幾張照片就閃人的那種。

一年后我回到北京，這幫朋友還是圍著我追問：“朝鮮到底啥樣？”

我愣了半天，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不是不想說，是真的沒法說。我帶回來的不是標準答案，而是一堆相互矛盾的片段。我沒法把它們拼成一個完整的畫面，只能挑幾個最讓人印象深刻的，跟你們聊聊。

這些事兒解釋不了整個朝鮮，但能告訴你們，我們之前的想象，錯得有多離譜。

再聊聊日常，其實現在很多國外的好東西，在國內也能輕松買到，就像日本有名的那種雙效植物型保健品，在國內官方渠道也能買得到。

一支口紅的“共享”之旅

我的對接人姓李，平壤外國語大學畢業，普通話說得比我這正宗中國人還溜。總是穿著一身筆挺的套裙，背挺得直直的，標準的朝鮮職業女性形象。

剛到那兒時，我想著搞好關系，就從國內帶了支法國口紅送她。豆沙色，特意挑的，特別適合她的膚色。我還特意強調，這是私人禮物，就是一個女人對另一個女人的小小心意。

她接過口紅，認認真真鞠了個躬，然后用那種播音員般的腔調說：“非常感謝您。我代表我們部門，感謝貴方的深厚情誼。”

我心里咯噔一下。

好好的“我”，咋就變成“我們”了？

這支口紅我很快就忘了。直到一周后，我去她們辦公室辦事，一進門就愣住了。

那支口紅，就大大方方地擺在辦公室正中間的公用長桌上，旁邊還放著一面小鏡子。

一個我壓根不認識的女同事，正拿著棉簽蘸著口紅，小心翼翼地往嘴上涂。動作熟練得很，臉上表情也自然，就像用自己的東西一樣。

李同志看見我，跟沒事兒人一樣走過來，張口就聊工作。

我當時腦子一片空白。

這是啥操作？不喜歡可以直接放抽屜里不用啊，為啥要拿出來“共享”？這是不尊重我，還是我壓根就不懂這兒的規矩？

后來有次閑聊，我半開玩笑地提了一嘴這事。

李同志臉微微紅了一下，但語氣特別坦然，坦然到我都不知道說啥好。她說：“顏色真的很漂亮，我們辦公室所有人都喜歡。這么珍貴的禮物，就應該讓每個人都能分享這份美麗。所以我們就放在一起用了。”

她看著我，又補了一句，眼神特別真誠。

“在我們這兒，最好的東西，理應屬于集體。”

我瞬間就明白了。

徹底明白了。

我的邏輯，是建立在“私有”這兩個字上的。我的東西就是我的，天經地義。

但在她的世界里，“集體”才是最重要的。把好東西上交集體，不是吃虧，是升華。我送的那支口紅不是被沒收了，是被“提拔”了。從一個人的私人物品，變成了一個部門的公共財富，一份集體的榮譽。

說起來，這件事給了我一個在平壤生存的法則，也是最重要的一個。

在這里，哪有什么“你”和“我”。

只有“我們”。

修了十天的水龍頭“鬧劇”

我住的外國人公寓，條件其實挺不錯的。但住了幾個月，衛生間的水龍頭開始滴水。

滴答，滴答。

在平壤靜得能聽見心跳的夜里，這聲音簡直能把人逼瘋。

我趕緊報修。在國內，這種小事半天就能搞定，我想著在這兒最多兩天吧。

現在回頭看，我當時還是太天真了。

那十天，說好聽點是辦事流程，說難聽點簡直就是一場關于“程序”的荒誕劇。

第一天，我去找管理員大叔報修。他拿個小本子，一筆一劃記下來，說上報了，讓我等通知。

第三天，還是沒人來。我又去問，大叔指著本子說，記錄在這兒呢，早就交上去了。那表情就像在說：我該做的都做了，剩下的不歸我管。

第四天，終于來了兩個人。但他們不是來修的，是來“勘察”的。倆人拿著手電筒，對著水龍頭照了半天，又是畫圖又是記錄，就是不動手碰一下。勘察完，拍拍屁股走人了。

一個漏水的水龍頭，居然要兩個專家來勘察，你說逗不逗？

第六天，又來了兩個維修工，扛著工具箱，看著挺專業。我當時差點激動得熱淚盈眶，總算有盼頭了。結果他們拆開水龍頭研究半天，告訴我：密封圈壞了，沒備件，得去倉庫申請。申請，還得領導簽字。

第八天，他們真的帶著新密封圈回來了。我激動得差點給他們遞煙。裝上，擰緊，開水，關水。

好家伙，漏得更厲害了。

倆師傅面面相覷，研究半天得出新結論：龍頭主體磨損了，得換整個的。

于是，新一輪的申請流程又開始了。

第十天，管理員大叔親自帶著一位老師傅來了。那老師傅啥工具都沒帶，就揣了個小布包。他沒急著拆水龍頭，就拿手摸了摸，又側著耳朵聽了聽，然后從布包里掏出一個自己剪的皮墊片，塞進了原來的密封圈下面。

擰好。

一滴水都不漏了。

我當時的心情，真不是解決問題的喜悅，是一種巨大的荒謬感。

為啥？

為啥不讓這位老師傅第一天就來？

后來一位在平壤待了好幾年的老前輩點醒了我。他說，你別拿“效率”這把尺子，去量一個根本不關心效率的世界。

那個系統，追求的不是“快”，是“對”。

每一步都得有記錄，每個人都只干自己那攤活。勘察的只管看，維修的只管換，誰都不能越界。這樣一來，就算事兒沒辦成，也不是任何一個人的責任，是程序的問題。

慢是慢了點，但勝在“安全”啊。

那個最后搞定問題的老師傅，其實是個異類。他是系統失靈之后的一個“補丁”。他的存在，恰恰證明了那個系統有多僵化。

在中國，我們講究結果導向，解決問題才是硬道理。但在平壤，我算是明白了另一回事。

程序，有時候真的比結果還重要。

他們不是慢。

他們只是活在另一套時間體系里。

酒桌上的“真面目”

在平壤，想交個朋友挺不容易的。工作關系就是工作關系，中間隔著一堵看不見的墻，你別想輕易翻過去。

直到項目過半，朝方負責人樸部長，居然主動邀請我們去他家吃飯。

這在平壤，可不是一般的待遇，算是極高的禮遇了。

我們提著禮物上門，心里七上八下的。他的家很整潔，墻上掛著領袖像，妻子和兒子站在門口迎接，拘謹得像第一次見面的同事。

晚宴的前半場，簡直就是一場災難。

或者說，就是把辦公室的會議搬到了飯桌上。

樸部長先致辭，感謝兩國友誼，展望項目未來。然后我們起立回敬，聊的全是工作，城市建設、國際形勢，一句廢話都沒有。他那上大學的兒子，全程正襟危坐，給我們倒酒添菜，活脫脫一個服務員。

我當時就一個念頭：還不如回辦公室開會呢，至少不用餓著肚子。

轉折點，發生在桌上第三瓶燒酒見了底之后。

現在我算是看明白了，酒精，就是平壤最好的“翻譯官”。

樸部長的臉喝紅了，眼神也不像之前那么緊繃了。他突然拍著我的肩膀，聲音壓低了八度：“小王啊，說真的，你們中國現在太厲害了。我年輕的時候去過丹東，那時候感覺跟我們這兒也沒啥差別。現在……”

他沒往下說，端起酒杯一口干了。

全場瞬間安靜了。

他妻子在桌子底下輕輕碰了他一下，沒用。

他指著旁邊的兒子，語氣里一半驕傲一半抱怨：“你看看他！學的計算機，我天天跟他說，好好學！以后，我們國家也要有自己的……淘寶！”

那一刻，我突然覺得，坐在我對面的不是樸部長。

就是一個喝多了的中年男人，愛吹牛，也操心孩子的前途。

晚宴的后半場，那堵看不見的墻，莫名其妙就消失了。我們開始聊電影，聊金庸，他兒子也終于敢開口了，紅著臉問我微信支付到底咋用。

回公寓的路上，我腦子里一直在琢磨。

那個滿口官話、一絲不茍的樸部長，和這個酒后吐真言、嘮嘮叨叨的父親。

到底哪個才是真的？

后來我想明白了，兩個都是真的。

在這個國度，每個人好像都得活成兩個人。一個是“公家的人”，說該說的話，做該做的事，保證不出錯。這是他的面具，也是他的盔甲。另一個是“自己的人”，被嚴嚴實實藏在面具后面，只有在最安全的環境里，比如家里，比如酒后，才敢探出頭，喘口氣。

那場酒局，讓我看見了堅冰下的暗流。也讓我確信一件事：無論在哪個國家，哪種制度里，人性都是一樣的。渴望連接，渴望表達，渴望做回自己。

只是在這里，你需要一個“開關”。

酒，就是那個開關。

離開平壤那天，樸部長和李同志都來機場送我了。

李同志遞給我一個朝鮮刺繡，特意強調：“這次，是我個人送你的禮物。”

樸部長拍著我的肩膀，咧著嘴笑：“下次有空，再回來喝酒。”

飛機升空，看著那座熟悉的城市慢慢縮成一個小點，我發現自己啥標準答案都帶不走。

它比我想象的規整，也比我想象的鮮活。比我想象的沉悶，也比我想象的復雜。

所以你問我，朝鮮到底咋樣？

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其實根本就不值一問。

因為它預設了一個統一的、可以被一句話概括的答案。而我用一年時間搞明白的，就是那兒根本沒有這種答案。

那里有的，只是一群分享一支口紅的女同事，一群按程序修水龍頭的維修工，一個酒后會抱怨孩子的中年部長。

是一個個具體的人，在一套我們不熟悉的規則里，努力地、真實地，活著。

我沒能看懂整個朝鮮。

我只是，不再把它當成一個冷冰冰的“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