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符號之間——試論兩宋對馮道的研究

馮道是五代文官的標志性人物，他歷經四朝十君，曾受契丹封秩，一生貴顯，備享尊崇，但身后卻飽受議論，貶褒不一。可以說，馮道猶如一種符號，成了人們衡量價值觀念的重要尺度。故而長期以來，學界對馮道的研究多集中在是非之別和忠奸之辨。但評價馮道這樣的歷史人物，僅停留在價值判斷的層面顯然是不夠的，還應注意到他所代表的歷史形象是如何演變的，這對客觀認識馮道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兩宋是馮道形象變化的關鍵時期，這種變化反映了深刻的思想變遷，并大大影響了后世對馮道的評價。有鑒于此，本文力圖梳理出宋人對馮道的研究脈絡，澄清學界存在的某些理解誤區，并歸納出宋人研究馮道的若干特點，以期通過更廣闊的視野來認識“馮道現象”。

一、北宋初期的馮道形象

由于品德甚佳及為官有善政，馮道在五代備受推崇。宋初承五代余緒，社會價值觀念多有承續，對馮道亦很推重。范質“最敬馮道輩”，贊其“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其為人“蓋學馮道也”；王溥亦仿馮道《長樂老自敘》作《自問詩》。范、王二人為朝中重臣，均視馮道為榜樣，足見馮道對宋初政壇的影響。

然而，馮道評價的變化也正始于宋初。《舊五代史·馮道傳》不吝筆墨，用大量篇幅敘述馮道的美德，高度評價“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風；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但隨而筆鋒一轉，又頗有微詞：“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為忠乎!”第一次從忠事一朝的角度對馮道提出了批評。

從秦漢至五代，士大夫對君臣關系的認識基本上持原始儒家的觀點，即“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衡命”，死事一朝的觀念并不強。尤其在五代，“其臣子視事君猶傭者焉，主易則他役，習以為常”。不過，“忠”在五代仍然是頗受尊敬的品格，但更多是指恪盡職守，而非死事一朝。“以身徇義”乃是“古人之志”，“若立純誠，遇明主，一心可事百君，寧限于兩國爾!”馮道著《長樂老自敘》，深以其歷事數朝及契丹所賜勛階官爵為榮，認為自己“在孝于家，在忠于國”，不足者乃“不能為大君致一統、定八方”，實乃當時的正常言論。

宋之初興，事新朝者基本為后周的舊班底，所持忠節觀念自然一脈相承，這對政權的鞏固無疑十分不利。因此，北宋帝王在振作忠義之氣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宋太祖褒獎忠于后周的韓通和忠于北漢的衛融；贊揚忠于南唐的徐鉉、張洎為忠臣；對預成禪代之詔的陶穀終身不予大用；對叛南唐投宋的杜著、薛良，或處斬，或配隸廬州牙校，如此種種，均意在提倡忠節。誠然，太祖對節操的提倡亦有矛盾之處，但君臣關系的重整畢竟已經開始。因此，盡管《舊五代史》史臣對馮道充滿敬意，卻仍要加上一句“可得為忠乎”，這正昭示出宋初政治風向的轉變。宋太宗對忠節的要求更為嚴格，嘆息“真宰相”(太祖語)范質“但欠世宗一死”。真宗則第一次否定了馮道，斥“馮道歷事四朝十帝，依阿順旨，以避患難，為臣如此，不可以訓也”。歷事多朝且依阿隨順，正是北宋中后期批判馮道的兩條基本思路。

不過總體來看，在宋初三朝，甚至仁宗早期，馮道還是很受敬重的。時人所著《五代史補》、《五代史闕文》等對他毫無貶斥之意，《閑談錄》還于“下帙多載馮道行義”。對他的否定性評價主要來自君主意志，而非臣民的普遍意見，且并未在實際政治層面予以確認。如仁宗明道元年(1033)，朝廷還錄用馮道、王樸的后代，可知馮道的地位是與名相王樸相等的。

宋初三朝的馮道形象之所以正面居多，是因為當時社會價值觀念與五代相差不大，品評人物基本上是以個人品行及有無善政為衡量標準。同時，馮道寬厚謹慎，“為政閑澹，獄市無撓”，“以持重鎮俗為己任，未嘗以片簡擾于諸侯”。這種閑澹持重的政治作風，與黃老思想盛行的宋初三朝較為契合。太祖“慎罰薄斂，與世休息”；太宗聲稱“清靜致治，黃老之深旨也。夫萬物自有為以至于無為，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真宗在位初年為政簡易，澶淵之盟后更“以無事治天下”。在這種氛圍下，加之五代舊習，“士君子務以恭謹靜重為賢”，“以沖晦自養”。如趙普為相時，于廳事坐屏后置兩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于通衢，不欲施行；呂端認為“國家若行黃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李沆人稱無口匏，“四方言利事者未嘗一施行”。寬厚謹慎被譽為君子美德，銳意進取則被視為輕躁浮薄。在這種循默安靜的政治風尚之下，宋初士人對馮道的推重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北宋中后期關于馮道的爭議

皇祐三年(1051)，馮道曾孫馮舜卿上馮道官誥二十通，乞請錄用。然而，這次仁宗卻依據死事一朝的標準，對馮道的功業及節操予以徹底否定：“道相四朝而偷生茍祿，無可旌之節。所上官誥，其給還之。”這是最高統治者在實際政治層面給出的正式否定，具有深刻的時代和學術背景。

首先，馮道地位的下降是與五代地位的淪落相伴隨的。宋初三朝對五代史相當重視，不僅以五代為正統，開國時的種種舉措也充分汲取了五代的經驗教訓，時人著述對五代也多有正面描述。然而，隨著這些經驗教訓，尤其是教訓被汲取融匯到政治制度等層面，“五代亂離，事不足法”，“五代之亂極矣”開始成為共識，五代成為極端負面黑暗的代表，作為五代文官的楷模，五代地位的淪喪勢必累及馮道。而宋人對五代士風的鞭撻，也必然會以馮道為靶子。

其次，與宋初更加注重現實政治制度的措置相比，禮義倫常被提到突出的層面。經過幾十年的汰舊換新和對士人氣節的涵養，一個嶄新的士大夫群體及相關思潮在仁宗年間產生。又因春秋學大盛，建立新型君臣關系的呼聲日高，一批直言讜論的官員奮然而起，“于是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而領風氣之先者，乃為范仲淹。“范文正開宋學之端，不務明心見性而專尚氣節，首斥馮道之貪戀”。慶歷之際，諸家并起，對馮道的批判不再限于最高統治者，士大夫群體內部亦出現自覺的反思，關于馮道的爭議開始產生。

對馮道的批判最先產生較大影響者為歐陽修。他說：“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歐陽修對馮道的嘉言懿行多所記錄，雖然質疑其“矯行”，但并未多作批評。他所嚴厲批判的是馮道的政治節操，直斥其“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為“無廉恥者”。

歐陽修還指責馮道無所諫諍，唯諫周世宗親征一事。實際上，馮道常常勸諫君王居安思危，節制欲樂，多行仁政。對此歐陽修也有記錄，但顯然在他看來，真正能稱為諫諍的應該是關乎國是、影響時局的大事。五代宰相權輕，馮道之諫諍無關國家宏旨，看似情有可原。然而，晉高祖一度廢樞密使，并歸中書，將院印付與馮道，馮道卻“依違兩可，無所操決”。唐明宗與晉高祖以兵事問馮道，馮道亦無所進言。反觀馮道罷后，桑維翰任中書令兼樞密使，“數月之間，朝廷差治”，所諫之事亦多系國家命脈。王夫之曾斥馮道“摘小過以炫直，自飾而藏奸”，雖言過其實，但馮道的確難免圓滑避事之嫌。犯顏納說、直言讜行，是這一時期宋人十分重視的氣節。桑維翰雖力助石敬瑭乞位契丹，篡奪后唐社稷，為相愛財，戀棧，任人唯親，睚眥必報，但卻深得宋太祖、王禹偁等人贊譽，論事嚴苛如歐陽修、司馬光，對其態度也相當溫和。這固然與桑維翰僅事石氏一朝有關，但他勇于任事，不避嫌怨，也是重要原因。相比之下，馮道老于世故，全身避禍，顯然是不能為歐陽修輩所認可的。

司馬光對馮道更為嚴厲，認為“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相比《舊五代史》對馮道嘉言懿行的不吝鋪陳、《新五代史》相對克制的取材，司馬光多取馮道依阿隨順之事，直指“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斥為“奸臣之尤”。他并未否定馮道有嘉言篤行，但認為這些只是“小善”，并不能為馮道洗脫奸臣之名。

仁宗退官誥之事與歐陽修、司馬光之論，標志著對馮道這種大節有虧而私德甚佳、有惠于民者，帝王與士大夫之間的態度開始有了呼應。如果說宋初三朝士大夫并沒有貶斥馮道的意識，或只是違心附和君主意志的話，那么，這一時期他們開始有了發自內心的自覺意識，反映了不同于五代宋初的嶄新氣象。

歐陽修與司馬光先后為士林領袖，其論影響很大，得到了二程、唐介等人的贊同。南宋吳曾甚至說“(馮)道自為歐陽公所詆，故學者一律不復分別”，現今論者也普遍認為馮道從此被定性。然而，事實卻是，在這一時期仍然有相當多的人完全或基本肯定馮道，且不乏知名的學者與能臣。在北宋中后期，對馮道的爭論從未停止過。

宋初三先生對馮道的評價相當高。石介高度肯定馮道：“五代之亂，則瀛王扶之也。”胡瑗亦持寬容態度：“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于肝腦涂地者，道有力焉，雖事仇無傷也。”均肯定馮道惠及生民的功績，對其歷事多朝的事實不予苛責。

王安石是推崇馮道的代表人物。“荊公雅愛馮道，嘗謂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并為此與唐介發生過激烈的爭論，史載：“時宰相有舉馮道者，蓋言歷事四朝不渝其守。參政唐公介曰：‘兢慎自全，道則有之。然歷君雖多，不聞以大忠致君，亦未可謂之完。’宰相曰：‘借如伊尹，三就桀而三就湯，非歷君之多乎？’唐公曰：‘有伊尹之心則可。況擬人必于其倫，以馮道竊比伊尹，則臣所未喻也。’”王安石秉承的是原始儒家“從道不從君”的忠節觀，這與唐介是大不相同的。“自熙寧、元豐以來，士皆宗安石之學”，王安石的新學在北宋后期據有官學的獨尊地位，他對馮道的推重應有相當的影響，否則南宋不會將推崇馮道作為他的一大罪狀。

與王安石政見不同者也不乏肯定馮道之人。如吳處厚認為“道未嘗依阿詭隨……道跡濁心清，豈世俗所知耶？余嘗與富文忠公論道之為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富文忠公即名臣富弼，他曾與范仲淹、歐陽修力倡新政，也同司馬光等人反對王安石新法，但仍然給予馮道以極高評價。

也有論者給予馮道以基本肯定的評價，他們更多地考慮到了馮道所處的歷史環境，對其功德予以肯定。如蜀學代表人物蘇轍認為馮道“權不在己，禍變之發，皆非其過”，肯定他有“盛德”，比于晏子。他還將賢相王旦比于馮道，“蓋旦為人類馮道，皆偉然宰相器也。道不幸生于亂世，生死之際不能自立；旦事真宗，言聽諫從，安于勢位，亦不能以正自終，與道何異”，顯見蘇轍對馮道瑕不掩瑜之意。蘇門四學士之一的晁補之認為“君子遭此為不幸”。晁補之慕司馬光之為人，曾從其學，但仍認為“馮道功高而名節非也，當以管仲為比”。石介的政敵夏竦則賦詩“文懿艱危際，虛心自晏寧。依違慚問戰，閑淡貴無刑。鎮俗懲浮躁，尊儒鏤典經。忠誠虧美諡，良足愧幽靈”，基本肯定馮道。此外，在同時期的宋人筆記中，諸如“馮瀛王道，德度凝厚，事累朝，體貌山立”、“性仁厚”等贊揚之詞也不鮮見。

總之，肯定馮道者散見于不同的學術流派與政治派別，可知馮道的形象雖然開始惡化，但亦不至于十分不堪。徽宗崇寧至大觀年間，張彥直一家有四人相繼金榜題名，“州刺史榮之，取馮瀛王所賦常山竇氏‘丹桂五枝，靈椿一樹’之句表其閭，曰椿桂坊”。若馮道已然聲名狼藉，則斷不至于用他的詩句表彰張家。不過，君臣關系的重構畢竟是一股大的時代潮流。隨著忠節觀念的步步深入，馮道的聲名呈現每況愈下之勢。如靖康元年(1126)，蔡京勢敗，孫覿等上疏彈劾“使京尚在相位，安知其不開邊賣國如馮道輩乎？”

馮道受到的批判是順應新的時代思潮產生的。北宋尚氣節，倡“尊王”，無氣節者自然受到鞭撻。然而，馮道的情況比較復雜。他私德極佳，在“民命倒懸”之亂世，獨能“以救時拯物為念”，“公正處事，非貌為長厚者”。因此批判者有之，擁戴者亦有之。而批判者大多也只限于對其氣節的批判，對其個人品德與惠民善政雖然有所質疑，但并未全盤否定。這正表明了北宋多種學派和思想的爭鳴。

三、南宋對馮道的負面定性

宋室南遷后，對馮道的負面評價成為朝野上下的共識。這不但與北宋對忠節的提倡有關，更與兩宋之際的時局、學術思潮有關。

南宋在反思北宋滅亡的教訓時，將責任推給了王安石，而“王安石之罪大者在于取揚雄、馮道”。“馮道左右賣國，得罪萬世。而安石于漢則取雄，于五代則取道……則奸偽百出，僭亂之萌，實由此起”，“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同時，借助高宗否定王安石的有利時機，理學的影響力得以擴大，幾經浮沉，終在理宗年間確立官學地位。理學的深入推進，在理論上為馮道被徹底否定鋪平了道路。

相對于北宋大多聚焦在馮道忠節與否的問題，南宋不僅全面否定馮道，且批判極為激烈。范浚將馮道與李振、蘇循并稱，斥其“傾巧亂人，謀身賣國”，將后唐、后晉與后漢的滅亡，歸因于這類官吏的大量存在。呂祖謙指馮道依違拱默，“中立之罪為大”。朱熹以“鄉原”稱之，認為“有無窮之禍”。諸如“大帝四朝咸敗事，惟君賣國作功臣”、“亂臣賊子”等記述，俯拾皆是。南宋后期，家鉉翁為馮道故鄉瀛洲一位節婦作傳，記“瀛南之交河，習俗篤厚好禮，義夫節婦，比世間見，無慕于馮也”，可見南宋士人“欲人之知慕乎古，毋羨乎馮”的努力，取得了明顯效果。

這一時期，馮道的個人品行及惠民之舉基本被忽略，只有樓鑰、謝采伯、陸游、胡三省寥寥數人，在總體否定馮道的基礎上，對其私德或功勞予以部分肯定。為馮道大力辯護者只有吳曾：“夫管仲降志辱身，非圣人不足以知其仁，彼元結烏足以論之。求諸后世，狄仁杰、馮道庶幾焉。”然而，吳曾黨附秦檜，人品為人指摘，只能為批判馮道者增加反面例證而已。馮道由五代人人稱頌的元老，淪為禍國殃民之元兇。忠節成為評價臣子的最高標準，遮蔽了馮道杰出的個人品德與惠民善政，也遮蔽了他對五代歷史所做出的積極貢獻。

在批判馮道的同時，南宋對馮道現象產生的原因及相關問題進行了思考。范浚認為唐末忠節之士以朋黨之名慘遭屠戮，才使馮道之流充斥朝廷。項安世認為，馮道遵循楊墨之道，所以才“有篤行嘉言，而不恥于事亂君，行亂政”。南宋遺民胡三省則認為，僅死事一君還不夠，更要“持危扶顛”，才符合馮道的身份。宋元之際，馮道對契丹的態度也成為批判內容：“亡國降臣固位難，癡頑老子幾朝官？朝唐暮晉渾閑事，更舍殘骸與契丹。”但綜觀兩宋，馮道為人所指者主要還是忠節問題，這大約是由于他在這方面最為突出的緣故。

南宋時期，馮道不僅被蓋棺定論，對他的評價也成為大是大非問題。此后歷代學者都對馮道大加撻伐：“癡頑無恥馮瀛王，更夫易主同娼妾”，“奸憸頑靦若張禹、馮道、秦檜之徒”，“千載而下，談之猶令人發上指冠，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道之惡浮于紂，禍烈于跖矣”。雖然有李贄等人為其辯護，但絕構不成主流意見。經過兩宋的漸變，馮道遠離了歷史的真實形象，而蛻變成為一個“奸憸無恥”的意識形態符號，陷于萬劫不復。直到近二三十年，學術界才陸續有文章肯定他在五代所起的積極作用，這又說明了時代思潮的新變化。（節選自《史學集刊》，2010年第2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