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斯塔默的“權力過山車”，談英美政治制度之別

作者：魏城

最近，英國首相斯塔默坐了一次劇烈顛簸、有驚有險的“權力過山車”。

斯塔默擔任首相不過一年半多一點兒，就經歷了自他搬入唐寧街十號以來最大的一次挑戰：斯塔默曾在2024年年底任命曼德爾森為駐美大使，后者被曝與美國戀童癖罪犯杰弗里·愛潑斯坦有來往，2025年9月斯塔默被迫解除曼德爾森職務后，丑聞不但沒有平息，反而因2026年初新一批“匿名信源”顯示曼德爾森與愛潑斯坦存在資金往來及敏感信息泄露，而持續發酵。?最近，執政黨工黨黨外許多重量級的政壇人物、媒體名人要求他辭職，黨內也有許多人開始向他施加壓力，要求他辭職。

當然，曼德爾森丑聞僅僅是斯塔默擔任首相后面臨的一系列挑戰中迄今最嚴峻的一次。雖然到目前為止，斯塔默頂住了黨外黨內的壓力，拒絕辭職，但顯然，他的權威受到了嚴重的削弱。在未來的某一天，如果斯塔默因為更大的危機，在下屆大選之前提前宣布辭職，應該沒有人會感到意外。

諷刺的是，愛潑斯坦是美國人，他的犯罪活動也主要發生在美國，但愛潑斯坦檔案的公開，迄今尚未在其祖國導致任何在職政客的辭職。美國總統特朗普先是拒絕公布愛潑斯坦檔案，后來在各方強大的壓力下被迫公布，但仍然由其領導下的司法部主導公布事宜，因此引發了掩蓋真相、黑箱操作等指責和質疑。即便如此，在目前公布的有限的檔案文件中，提及特朗普也有許多次，特朗普迄今為止卻沒有承受任何政治后果。然而，愛潑斯坦檔案的公布，卻在美國之外的歐洲引發了巨大的政治地震，在美國最密切的盟國英國，幾乎導致與愛潑斯坦沒有直接關聯的斯塔默辭職。

斯塔默這次坐的“過山車”，也讓人聯想起近20年來英國最有權勢的人物——前首相約翰遜的下臺。約翰遜曾經領導保守黨在2019年12月贏得了該黨32年來最大的議會多數席位，然而，一旦約翰遜因種種丑聞，成了保守黨的“負資產”，該黨就毫不遲疑、毫無憐惜地拋棄了約翰遜，迫使他下臺。更不必說其他如走馬燈般被迫辭職的保守黨首相。

英國的政治生態，讓人不得不對比一下大洋彼岸的美國。盡管英美同文同種，但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卻有很大差別。

有人說，相比起特朗普，英國的政客相對比較“君子”，相比起特朗普的支持者——MAGA選民，英國的選民也更在乎政客的個人私德。

但更深層次的差別，還在于這兩個國家的政治制度。

英國實行議會制，美國實行總統制。在英國，首相是占據議會多數席位的執政黨的領袖。通常，執政黨的國會議員會根據首相的行為是否危及自己在下次大選中的勝算，來決定支持力度。當感知到威脅的議員達到一定規模時，首相往往會因黨內“政變”而下臺。美國的情況則截然不同，總統一旦當選，擁有獨立的民意授權，除非受到彈劾并被參議院以三分之二的極高門檻定罪，或者因預見必敗而主動辭職（如尼克松），否則政黨很難將其更換。歷史上，雖有三位總統（安德魯·約翰遜、比爾·克林頓和唐納德·特朗普）被眾議院彈劾，特朗普更是兩次被眾議院彈劾，但尚無一人被參議院成功定罪罷免。這種制度差異使得美國總統在任內擁有極強的“抗震性”，而英國首相則必須時刻警惕來自本黨背后議席的暗箭。

這大概是面對愛潑斯坦丑聞，特朗普一直“硬氣”、斯塔默卻相對“脆弱”的深層原因，更不用提特朗普也是美國歷史上的“異數”，他罕見地把共和黨成功地轉變成了他的“一言堂”政黨，加上目前共和黨在國會兩院都占據多數議席，所以，即使最后他被證據確鑿地證實為深度卷入愛潑斯坦性犯罪團伙，共和黨如何反叛、國會如何成功地把他趕下臺，仍然不會是板上釘釘，因為即便證據確鑿，美國共和黨議員也會面臨“背叛特朗普即政治自殺”的困境，這與當年執政的保守黨議員“不罷免約翰遜即政治自殺”的邏輯恰恰相反。

為什么美國共和黨議員會陷入“背叛特朗普即政治自殺”的困境？換句話說，特朗普是怎么成功地把共和黨變成了他的“一言堂”政黨？

簡單地說，特朗普是裹挾著那些絕對崇拜、絕對支持自己的宗教般的龐大MAGA選民，在共和黨初選階段就“篩選”忠于自己的鐵桿粉絲議員，其“篩選”的標準，甚至達到了“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的地步。

盡管美國歷史上也有強勢總統，如“新政”時期的民主黨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但像特朗普這樣把共和黨變成了自己的“一人黨”，在美國歷史上確實是史無前例的。

特朗普對共和黨的改造，有以下幾個前所未有的特征：

首先是從“政策聯盟”到“個人崇拜”：以往的總統（如共和黨總統里根）是通過協調黨內各派系（福音派、商界、自由貿易派）形成“大帳篷”聯盟。而特朗普則是通過“初選威脅”建立權威，只要競選國會的候選人或尋求連任的議員對他不忠誠，他就會支持一個更激進的挑戰者取代你。這導致共和黨從一個“政策聯盟”，變成了一個以他個人為核心的“MAGA運動”。

其次是共和黨組織結構的“家族化”：權力中樞從“專業技術官僚”轉向“血緣親信網絡”。不僅行政核心席位被授予直系親屬，連政黨的財務控制權、人事任免權也逐漸收攏于家族成員及親信之手。這種“私人化”的運作模式，將政黨利益與領袖家族深度捆綁，使政黨從一個公共組織演變為一個具有極強防御力的“家族企業式”實體。

再次是意識形態的“徹底清洗”：以往即便領袖強勢，共和黨內仍會保留明顯的反對派（如布什家族代表的傳統保守派），但現在的共和黨內，公開反對特朗普的人（如切尼、羅姆尼）幾乎都被邊緣化或被迫退黨，截至2026年，傳統建制派已近乎“絕跡”，眾議院曾投票彈劾特朗普的10名共和黨人已全數離職；目前共和黨國會席位中，逾95%由獲特朗普背書的“忠誠派”占據。

但也許恰恰因為英美政治制度的這種差別，英國也有可能產生一位比特朗普更強勢、政治壽命更長的首相。英國議會制的特點是，由于政府由議會多數黨組成，只要執政黨在議會議席中占據非常大的多數，黨內又不出現內斗和“政變”，那么，首相的政治議程和立法議程通常都能順利地在議會中獲得通過。而美國總統所在的政黨，如果在國會兩院是少數黨，那么，他的政治議程和立法議程，就往往會在國會受到阻礙，成為所謂的“跛腳鴨”總統。此外，不像美國對總統任期有限制（不得超過兩任），英國對首相任期沒有限制。

許多年輕人有個印象：在英國，首相是政黨的打工仔，隨時可能會被政黨“炒魷魚”，但這個印象大概緣于2010年以來保守黨頻繁換首相的記憶。此前，英國也曾有個頗為強勢、政治壽命也特別長的首相——布萊爾，他曾經擔任工黨領袖13年，擔任首相10年。而近來突然崛起的英國改革黨，如果能夠把它在多次民意調查中遙遙領先的趨勢延續到下次大選，那么，英國甚至有可能出現一個比布萊爾更為強勢的首相。

這個人就是英國極右翼政客法拉奇。

改革黨最初以有限公司形式運作，由法拉奇等人持股控制，與傳統成員制政黨截然不同，其早期結構使領導層擁有企業式權力，而非黨內民主機制。2025年2月，隨著法拉奇重返黨魁位置，改革黨宣布放棄私人控股模式，轉為由成員保證的非營利機構并推出新憲章。盡管改革黨聲稱向成員開放，但其決策權依然高度集中于法拉奇及其核心圈子，內部民主仍然較為有限。與保守黨、工黨相比，改革黨運作更靈活，卻缺乏英國傳統政黨那樣的制度化制衡。

盡管在2024年大選及隨后的政治動蕩中，多位前保守黨議員及候選人轉投改革黨，但他們深知，自己的政治生命如今是寄托在法拉奇身上的，因為改革黨的絕大多數選民是沖著法拉奇的個人品牌，才支持這個極右翼政黨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當法拉奇離開他之前的政黨，如2018年他因不滿政黨轉型而正式退出英國獨立黨（UK Independence Party）時，或2021年他暫時退出退歐黨（Brexit Party）領導層時，這些政黨的民調和影響力便迅速崩潰。這種“不可替代性”構成了他絕對權力的基礎。

從某種意義上，法拉奇對改革黨的掌控，比特朗普對共和黨的掌控還要更純粹、更徹底。如果下次大選改革黨在英國議會中贏得了大比例的多數議席，如果改革黨能夠連勝幾屆大選，那么至少在理論上，法拉奇可能成為比特朗普更強勢、政治上更長壽的極右翼首相。

當然，這個可能性是建立在前述的兩個“如果”能夠實現的前提之下的。

在理論上，如果一個英國首相能維持住黨內忠誠和議會多數，他的權力確實比特朗普更長久、更集中。由于英國對首相任期沒有限制，只要改革黨能像布萊爾那樣連贏三次大選，法拉奇就可以當10 年、15 年甚至更久的首相，而特朗普無論民調多高，2029年1月必須交權。此外，特朗普的政治議程即使沒有遭到國會阻礙，也常常被法院攔截，但如果法拉奇擁有100席以上的議會多數，由于英國實行“議會主權”（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他可以在幾周內通過任何法律（包括極端的移民法或廢除特定監管），英國法院很難像美國法院那樣以“違憲”為由長期阻斷他。

然而，在現實中，即使是法拉奇，頭上也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即本黨議員的背叛。在英國政治史上，那些特別強勢的首相，往往死于本黨議員的“后院起火”，而非選民投票。

例如，1990 年，擁有議會多數的保守黨首相撒切爾夫人，因為“人頭稅”激怒選民，導致民調暴跌，她的內閣閣員和議員們擔心在下屆大選中跟著她一起丟掉席位，于是發動黨內挑戰，迫使這位執政11年的“鐵娘子”流淚辭職。

再如，2007年，布萊爾雖然領導工黨贏了三次大選，但因為伊拉克戰爭失去民心，黨內“布朗派”不斷施壓。最終，他不是在大選中失敗，而是在黨內壓力下，被迫提前宣布辭職日期，將唐寧街十號的鑰匙交給了當時的財相布朗。

總之，在英國，首相的敵人不在大街上，而在他身后的后座議員中。即便法拉奇對改革黨擁有極強的掌控力，一旦本黨議員認為“跟著法拉奇會丟掉飯碗”，他們也會迅速尋找替代者。

這大概是英美政治制度最大的區別。

（作者曾在英國多家知名媒體擔任資深記者、編輯。作者微信公眾號：魏城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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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魏城，曾經在中西著名媒體從業30多年，做過報紙記者、編輯、翻譯、電臺主持人、網站記者、編輯、雜志執行總編輯等工作，出版過三本書，工作過的機構包括《中國青年報》、《星島日報》加拿大版、英國廣播公司、美國《財富》雜志中文版、英國《金融時報》等。2007年，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發表的中國中產階級調查系列報道獲得了亞洲出版人協會(SOPA) 解釋報道類首獎。如今退而不休，作為自由撰稿人，為中國《財經》雜志撰寫“魏城看英倫”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