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學科視閾下的青年學圖譜研究

謝素軍，澳門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廣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為青少年發展、臺港澳問題、公共政策。

［摘　要］青年學學科認同缺失導致青年研究在學術體系中處于邊緣地位，青年與青年學兩個關鍵符號之爭是青年學發展停滯不前的重要標志。數智化為青年學的跨學科發展帶來新的視角和機遇，并呈現理論建構的拓撲性整合、方法論的界面融合、問題導向的動態調適以及知識生產的協同創新四大特征。青年學學科也遭遇深層的結構性矛盾，具體體現為學科交叉帶來的知識創新與理論碎片化風險、技術賦能與方法論異化、價值理性與實踐理性的張力等多重現代性困境。結合《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的實踐和延伸，文章提出以“元理論建構—方法論革命—協同機制創新—評價體系轉型—實踐平臺再造”為核心的五維突破策略，以實現知識生產的范式升級，推動青年學學科建設圖譜再繪制。

［關鍵詞］青年學；青年發展；跨學科；知識圖譜；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

青年學作為一門以青年為核心研究對象的邊緣學科，始終深陷學科合法性危機。傳統青年研究長期依附于社會學、教育學等成熟學科框架，呈現出碎片化知識堆積與實踐指導乏力的雙重困境。根據知網2015—2025年研究成果篩查，全國參與青年研究較多（公開發表三篇以上論文）的學者不過100人，而明確使用“青年學”學科標簽的僅十余人。然而，數字時代的技術革命與社會轉型催生青年問題復雜化，從“躺平主義”的價值觀裂變到“元宇宙原住民”的身份重構，從“Z世代”的圈層文化壁壘到“數字游民”的全球化生存困境，單一學科框架已難以應對多維挑戰。由此衍生的是心理學、數據科學、傳播學、文學等領域學者主動介入青年議題，跨學科勢能逐步集聚，為青年學突破“前范式科學”狀態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本文旨在系統描述青年學跨學科發展圖譜，探討重構青年學的理論內核與實踐路徑，對破解學科發展困局、提升青年政策效能，特別是推動國家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的新一輪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一、青年學跨學科發展的

“兩個爭論”

（一）青年符號之爭

在當代社會科學領域，“青年”概念的界定始終處于動態的爭議狀態，這個看似簡單的人口學術語，實則承載著生物屬性、社會角色、文化符號等多重意涵。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青年年齡上限延展至45歲的政策調整，到各國立法體系中差異顯著的成年標準，青年概念的模糊性折射出現代社會對年齡群體認知的深層困境。這種概念之爭不僅關乎學術定義的分歧，而且更觸及權力運作、文化建構與社會控制的本質。

1. 生物學范式與社會建構論的對抗

在生物決定論視野下，青年期被簡化為生命周期中的特定生理階段。神經科學研究顯示，人類前額葉皮質發育持續至25歲左右，這為法定成年年齡的設定提供了生物學依據，內分泌學通過荷爾蒙分泌曲線，將青春期框定為12~24歲的生理過渡期（李雯等，2024）。這些實證數據構建了看似客觀的青年年齡譜系，但忽視了社會文化因素對生理成熟進程的塑造作用，因此社會建構論者對此提出強烈批判。福柯的權力—知識理論揭示，年齡分層本質上是現代社會規訓體制的產物（江馬益，2025）。工業化進程催生的義務教育制度將15~18歲群體隔離為“中學生”這一特殊類別；勞動力市場通過“青年就業”政策制造出18~35歲的職業過渡群體。這些制度性建構使生理年齡成為社會控制的技術手段，青年概念轉化為權力運作的載體。這種范式對抗在司法領域尤為顯著，如日本刑法將完全刑事責任年齡定為20歲，而蘇格蘭法律認可16歲個體的完全法律行為能力（張晶晶，2024）。這種差異暴露了生物學標準與文化認知的深刻矛盾，迫使我們必須超越單一維度理解青年概念。

2. 過渡期理論的現代性困境

主流青年研究長期沿用“過渡期”理論范式，將青年期視為從依賴到獨立、從學習到工作的線性過程。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將此過程闡釋為角色習得的社會化機制，強調學校教育、職業培訓的制度化過渡（邱實，2025）。這種理論預設了穩定的社會結構和清晰的年齡角色分工，在福特主義生產模式下具有解釋力。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使這種理論范式遭遇危機，零工經濟打破了職業發展的連續性，數字原住民的文化反哺顛覆了傳統代際關系，多元性別認同挑戰了生命歷程的標準化敘事。基于十余年的青年工作觀察，本人認為個體化浪潮使青年過渡從“標準傳記”轉變為“選擇傳記”，傳統年齡標記失去坐標意義。全球化進程加劇了這種復雜性，發展中國家青年面臨傳統成人禮與現代教育體系的沖突，移民二代在文化夾縫中重構身份認同，這些現象要求青年研究建立更具彈性的分析框架。過渡期理論必須容納非線性的、多向度的成長路徑，承認青年經驗的碎片化與多樣性。

3. 代際政治中的概念博弈

青年概念的界定本質上是代際權力關系的晴雨表。布爾迪厄的象征暴力理論指出，主導階級通過設定文化標準來維持代際統治（彭響等，2025）。成人社會創造的“叛逆青年”“啃老族”等標簽，實質是權力階層對邊緣群體的符號暴力，這種話語建構在社交媒體時代遭遇強烈抵抗。政策場域中的年齡界定更具現實政治意涵，將青年年齡上限擴展至45歲的政策傾向，既反映了勞動力市場對彈性人口的渴求，也暴露了社會保障體系的代際轉移困境。當前，日本出現“寬松世代”的污名化，法國提出的“首次雇傭合同”引發討論，折射出年齡政策背后的利益博弈。數字技術催生了新的代際政治形態，Z世代通過TikTok等平臺挑戰重構文化領導權，“00后”運用“模因傳播”解構權威話語，這些實踐不僅沖擊了傳統的代際權力結構，而且重塑了青年概念的內涵。當14歲的開發者創造出顛覆性應用程序，45歲的“數字移民”仍在適應智能手機操作時，生理年齡與文化能力的倒置迫使社會重新思考青年的本質規定。

（二）青年學之爭

1. 學科本體論之爭：身份危機與范式重構

青年學的學科合法性始終面臨本體論層面的質疑。以黃志堅為代表的建制派學者主張構建獨立學科體系，通過建構“青年本質論—青年發展論—青年工作論”三維框架，將青年研究從現象描述提升到規律探索層面，但也遭遇了批評。實證主義者認為其理論體系存在過度抽象化傾向，交叉學科論者則強調青年研究的跨學科屬性。青年群體既是社會結構變量又是文化實踐主體，單一的學科視角難以把握其復雜性，這種觀點在方法論層面獲得廣泛認同，卻加劇了學科定位的模糊性。近年來出現的“問題導向說”試圖超越學科之爭，主張以具體青年問題為中心構建知識生產模式，雖然具有創新性，卻可能消解學科的理論深度。

2. 方法論之爭：實證主義與解釋傳統的角力

在研究方法層面，定量研究與質性研究的范式沖突尤為突出。共青團系統研究者多通過建立青年發展指數等量化工具監測分析群體特征，這種路徑雖能描繪宏觀圖景，卻難以捕捉青年亞文化的深層意義結構。本土化與全球化的話語張力也貫穿著方法論爭論，主張西方理論移植的學者強調代際理論、生命歷程理論等分析工具的普適性，而本土派學者則著力構建具有文化特質的解釋框架。如諶新民等（2025）提出的“代際位差”概念，將中國傳統代際倫理與現代性沖擊相結合，為理解當代中國青年提供了新視角。這種理論創新既需要克服文化本質主義陷阱，又要避免陷入相對主義窠臼。

3. 價值論之爭：批判立場與服務導向的悖論

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分歧集中體現在批判理論與應用研究的張力中。青年馬克思主義者將青年現象置于資本主義批判框架下分析，揭示消費主義對青年主體性的異化，這種批判立場雖具有理論深度，卻與政策制定者的現實需求存在隔閡。與之相對，應用研究者致力于構建青年發展指標體系，為政府決策提供技術支持，但工具理性導向可能弱化學術批判功能。在全球化語境下，代際正義問題成為新的爭論焦點，迫使研究者重新審視學科的價值立場。青年學研究既要保持對結構性壓迫的批判意識，又要避免陷入代際對立的敘事陷阱。

二、青年學跨學科發展的

歷史脈絡

（一）青年學的起源與早期跨學科萌芽（19世紀末—20世紀初）

1. 社會學視角下的初步探索

19世紀末，青年問題開始在歐美國家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社會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率先將目光聚焦于青年群體與社會的互動關系。例如，涂爾干的社會學理論雖然未直接聚焦青年，但他對社會失范、社會整合等概念的闡述，為理解青年在社會轉型期的迷茫、越軌等行為提供了宏觀的社會結構分析框架（劉少杰，2025）。當時一些社會學家開始關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青年勞工階層，研究他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以及其與主流社會之間的沖突，這可以看作是青年學在社會學領域的初步扎根。

2. 心理學的介入與個體視角補充

與此同時，心理學的發展也為理解青年個體的內在心理機制提供了新的視角。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揭示了青少年時期人格發展的關鍵階段，以及心理沖突對個體成長的深遠影響（徐獻軍，2025）。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理論則從心理原型角度，探討了青年在自我認同形成過程中對家族、民族等文化心理傳承的吸收與抗爭（楊奕，2020）。這些心理學理論使得青年研究不再局限于外在的社會行為觀察，開始深入到青年的內心世界，初步形成了對青年較為全面的“社會—心理”雙重維度的認知雛形，這無疑是青年學跨學科發展的早期萌芽形態。

3. 教育學對青年成長路徑的關注

在教育領域，隨著義務教育的普及和教育體系的逐步完善，教育者們開始關注青年在學習過程中的身心發展特點。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思想強調教育應順應兒童（包括青少年）的自然發展階段，注重實踐經驗與興趣培養，這一理念推動了對青年教育方法和教育環境的研究（白晨，2023）。教育學從個體成長與發展的角度出發，與社會學、心理學一同構建起了早期青年學跨學科研究的基石。三方相互交織，試圖從不同側面解答青年在成長過程中所面臨的諸如社會化、自我認知、學業發展等諸多問題。

（二）青年學的奠基與多學科融合（20世紀中葉）

1. 社會學理論的深化與拓展

20世紀中葉，社會學理論在青年研究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為分析青年的角色定位和功能發揮提供了詳細框架。他提出，社會是一個由相互關聯部分組成的系統，青年作為其中一部分，其行為和觀念受到社會價值、規范以及家庭、學校、職業等子系統的深刻影響（李歡，2023）。同時，默頓的失范理論（鈺文、王茂福，2021）、科爾曼的理性選擇理論（常爽，2024）等也從不同角度深入剖析了青年在社會結構約束與個體利益追求下的行為邏輯，進一步豐富了從社會學角度對青年群體的研究，使青年學在社會結構分析層面更加深入細致。

2. 心理學流派的多元貢獻

心理學在這一時期呈現出多元流派蓬勃發展的態勢。行為主義心理學通過實驗研究揭示了青年學習和行為習慣養成的規律，強調環境刺激對青年行為的塑造作用（舒躍育，2022）。人本主義心理學則突出青年自我實現的潛能以及在成長過程中對尊重、理解等情感需求的重要性（孫婷婷，2024），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和羅杰斯的以人為本教育理念都為理解青年心理健康和人格發展提供了關鍵視角（常佳琪、連靈，2014）。認知心理學對青年思維發展、認知模式轉變的研究，也為更好地把握青少年向成年過渡時期智力成長的特點與規律提供助力。這些不同心理學流派的成果極大地充實了關于青年個體心理發展的內容。

3. 政治學對青年政治參與的研究興起

隨著民主政治在全球范圍的推進以及青年在各類社會運動中角色的凸顯，政治學開始關注青年的政治社會化過程，即青年如何從政治懵懂狀態逐步形成自己的政治態度、政治信仰以及參與政治生活的意識和能力。例如，阿爾蒙德和維巴的公民文化理論探討了不同國家政治文化對青年政治認知和參與模式的影響，為理解青年在政治體系中的定位和作用提供了理論依據（李丹，2015）。政治學與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相互結合，分析青年政治行為背后的社會結構推動因素、心理動機驅動因素等，使得青年學在政治維度上的研究逐漸豐富，不再局限于個體成長和社會微觀互動，而是延伸到宏觀政治權力結構與青年群體的關系層面。

4. 跨學科研究方法的初步運用與整合

跨學科不僅體現在理論層面的相互借鑒，還開始落實到研究方法上。社會學家常用的調查研究方法被廣泛應用于收集青年的社會行為數據，心理學家則運用實驗法、心理測量工具等對青年的心理特質進行量化評估，教育學家采用案例分析、教育行動研究等方法聚焦青年的教育實踐過程。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逐漸被整合運用到青年研究中，研究者開始根據具體的研究問題，靈活選擇合適的方法組合，以獲取更全面、深入且準確的關于青年的數據資料，這標志著青年學在研究方法層面朝著跨學科整合方向邁出了重要一步。

（三）青年學的快速發展與跨學科多元化（20世紀后半葉—21世紀初）

1. 文化研究視角的融入

20世紀后半葉，文化研究領域的興起為青年學帶來了新的活力。文化研究學者關注青年亞文化現象，如搖滾音樂、街頭時尚等蘊含的文化意義和抵抗精神，深入剖析青年亞文化如何在主流文化霸權下構建獨特的文化認同、價值觀以及象征體系。他們從文化符號、儀式、風格等方面解讀青年的文化表達，將青年視為文化創造與傳播的主體力量，并與社會學、心理學等傳統學科視角相結合，使青年學能更敏銳地捕捉到青年群體在文化多元時代的思想動態、身份建構過程以及對社會文化變遷的推動作用，進一步完善了對青年復雜形象的刻畫。

2. 經濟學對青年就業與消費的研究

經濟學在這一時期也深度介入青年研究領域，主要運用人力資本理論、勞動力市場供需分析等方法研究青年的就業困境、職業選擇以及職業技能發展等問題。同時，隨著消費社會的崛起，青年作為重要的消費主體，其消費行為、消費觀念以及消費文化也成為經濟學和管理學共同關注的焦點。從經濟學角度分析青年的消費偏好、消費信貸行為等，不僅有助于理解青年在經濟生活中的角色，為商業機構制定針對青年市場的營銷策略提供依據，也讓青年學在經濟維度上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內容，拓展了其跨學科范疇。

3. 傳播學對青年媒介使用的研究

傳播學的發展使得青年與媒介的關系成為研究熱點，重點關注青年如何接觸、使用媒介信息，以及媒介如何影響青年的認知、態度和行為。如議程設置理論在青年研究中的應用，揭示了媒體報道如何影響青年對公共事務和社會問題的關注重點（車俊梅等，2024）；沉默的螺旋理論則解釋了青年在輿論環境下表達觀點的心理壓力和行為傾向（宋春玲、侯樹河，2025）。傳播學與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協同，分析媒介營造的擬態環境對青年社會化及自我認同等方面的影響，讓青年學能緊跟時代步伐，把握信息技術時代青年的新特點和新問題。

4. 跨學科理論框架的構建與完善

在這一時期，眾多學者試圖打破學科界限，將不同學科的核心概念、理論命題進行有機整合，形成專門針對青年群體的綜合分析模型。例如，在研究青年犯罪問題時，不再僅從法律或社會道德層面進行簡單歸因，而是綜合考慮社會結構失衡導致的資源分配不均（社會學因素）、家庭環境與個人心理創傷（心理學因素）、教育機會缺失與不良同伴影響（教育學和社會學交叉因素）以及媒體報道引發的標簽化效應（傳播學因素）等多方面因素，構建起多層次、多維度的解釋體系。這種跨學科理論框架使得青年學在面對復雜的現實問題時能進行更全面、深入且具有針對性的研究，提升了其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解釋力和影響力。

（四）當代青年學的跨學科新趨勢（21世紀初至今）

1. 大數據與信息技術助力跨學科研究

進入21世紀，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為青年學跨學科研究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大數據技術的廣泛應用使得研究者能夠獲取關于青年的海量信息，包括社交網絡數據、網絡行為數據、消費數據等，并對這些數據進行深入分析，發現隱藏在其中的青年行為模式、社交關系網絡以及興趣愛好分布等規律。例如，利用社交媒體平臺的數據分析青年的話題關注焦點、意見領袖影響力范圍，再結合社會學的網絡分析理論等，可以更精準地把握青年在虛擬和現實空間中的思想動態與行為邏輯，實現跨學科研究在數據驅動下的深度融合與創新（李唯嘉，2021）。

2. 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青年研究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跨文化青年研究成為重要趨勢，學者們需要在跨學科的基礎上進一步融入文化人類學、國際關系學等知識，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青年的價值觀碰撞、文化適應過程以及全球性問題對青年的共同影響。例如，對比研究西方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青年在面對國際問題時的意識差異、行動策略以及背后的文化、經濟和社會結構因素，通過這種跨文化視角的跨學科研究，不僅能豐富青年學的理論內涵，還能為應對全球性挑戰的青年政策制定提供更具普遍性和針對性的建議（王金強、黃梅波，2025）。

3. 多學科協同應對復雜青年問題

當代社會面臨的諸多復雜的青年問題，往往不是單一學科能夠解決的，需要多學科協同作戰。醫學、神經科學與心理學、社會學聯手研究青年心理健康問題，從生理機制、心理成因以及社會支持系統等多方面探尋解決方案；計算機科學、法學與倫理學共同探討網絡環境下青年權益保護和數字倫理規范建設；國際關系學、安全科學與社會科學聯合分析如何防范青年被極端組織拉攏利用等。這種多學科協作的模式成為當代青年學跨學科發展的顯著特征，旨在整合各方資源和智慧，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的應對復雜青年問題的研究體系和實踐策略。

三、青年學跨學科發展的

全新范式

（一）理論建構的拓撲性整合：多維度的知識聯結

青年學的跨學科性首先體現為對多學科理論資源的拓撲整合。不同于簡單的理論拼貼，這種整合通過建立學科間深層邏輯關聯，形成具有解釋張力的理論網絡。在認識論層面，青年學將發展心理學的個體成長理論與社會學的代際傳遞理論相耦合，既關注青年生命歷程的階段性特征，又考察社會結構對青年群體的形塑作用。如余澍（2025）提出，失業在干擾個體日常生活的同時亦使其生命歷程陷入停滯與中斷，這種停滯表現為生命歷程規劃的失序、日常生活運行的去同步化與社會時間時序性的斷裂。在分析框架上，青年學形成獨特的“三圈層理論結構”，具體呈現為：核心層整合教育學、心理學等基礎學科，構建青年成長的基本原理；中間層融合傳播學、經濟學等應用學科，解釋青年文化實踐的經濟邏輯與傳播機制；外層對接政治學、公共管理學等制度學科，探討青年政策與社會治理的互動關系。這種同心圓結構既保持學科開放性，又形成穩定的知識生產秩序。

（二）方法論的界面融合：混合研究范式的創新

青年學跨學科發展在方法論層面表現為研究范式的界面融合，形成定量與定性、宏觀與微觀、結構主義與建構主義的多維對話。這種融合突破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分野，創造出獨具特色的“三維研究方法矩陣”。在數據采集維度，既運用人口普查數據把握青年群體結構變遷，又通過社會網絡分析揭示青年社群的互動模式，同時借助數字民族志捕捉網絡原住民的生存體驗，形成“宏觀統計—中觀網絡—微觀敘事”的立體化數據體系。在分析技術維度，計算社會科學方法的引入帶來方法論革命，基于大數據的青年情感分析模型，通過語義網絡分析技術，可以解碼“躺平”“內卷”等青年話語的生成機制。在方法論自覺維度，混合研究范式的創新性體現為“溯因—驗證—闡釋”的三階研究路徑，其螺旋上升的研究邏輯，有效彌合了實證主義與闡釋主義的鴻溝。

（三）問題導向的動態調適：現實復雜性的知識應答

青年學跨學科發展的核心動力源于對現實問題的動態應答機制，并形成“問題簇”研究模式。在數字研究領域，學科交叉產生新的理論生長點，傳播學中的媒介嵌入理論與社會學的時空壓縮理論相結合，催生出“數字分身”概念，用以解釋Z世代青年在虛擬與現實身份之間的穿梭實踐。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辯證關系推動研究范式創新，例如針對“海歸青年文化再適應”問題，李俊儒和李學勇（2025）從政治引領出發，提出思維方式和文化范式的調和，本質上就是在尋求“文化錨定效應”。季逸倫（2024）采用權衡理論分析海歸教師的思想狀態、適應程度與職業發展之間的關系及其協同機理，對傳統同化理論形成重要修正。危機響應機制彰顯學科實踐品格，例如重慶團市委開發出“重大危機中青年心理韌性評估體系”，通過構建“壓力源—支持系統—應對策略”三維模型，為完善青年社會支持政策提供科學依據。

（四）知識生產的協同創新：多元主體的網絡化共生

青年學跨學科發展重構了傳統的知識生產模式，形成“高校—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協同創新的網絡化生態。這種生態打破學科本位主義，在知識生產、轉化與應用間建立循環機制。在基礎研究層面，形成跨學科研究共同體；在應用研究層面，政學互動推動青年研究從經驗決策向循證決策轉型；此外，知識轉化機制創新推動產學研深度融合，既提升企業社會責任，又拓展學術研究的實踐價值，創造性地解決了應用研究與理論建設脫節的傳統困境。

四、青年學跨學科發展的

現代性困境

（一）本體論危機：學科合法性與知識整合的雙重焦慮

1. 學科認同的模糊性困境

青年學的跨學科特征導致其陷入“超學科”與“無學科”的認知悖論。建制派學者試圖通過構建獨立學科體系確立學術身份，但由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等學科嫁接形成的理論框架，始終難以擺脫“學術拼盤”的質疑。張良馴（2024）提出的青年學邏輯分析法雖具創新性，但當青年學同時宣稱其學科屬性與超學科特征時，學術共同體陷入自我指涉的邏輯困境。學科評估體系的制度化排斥進一步惡化認同危機。在現行學科分類中，青年研究被分解為教育學下的“青少年發展”、社會學中的“青年社會學”等次級領域，導致學術資源獲取與成果評價面臨結構性障礙。

2. 理論整合的范式不可通約

跨學科知識整合遭遇庫恩范式理論的現實挑戰，發展心理學強調的“階段論”與社會學“結構化理論”存在本體論沖突，前者預設線性發展規律，后者強調社會建構的偶然性。兩種范式被強行納入青年社會化理論將導致解釋邏輯的斷裂。例如，在“00后”群體研究中，心理測量顯示的延遲成熟特征與社會學觀察到的早熟型實踐形成理論悖論。此外，一些研究忽視制度環境與文化傳統的根本差異，硬套西方理論框架，概念移植的語境錯位加劇了知識整合困境。

（二）方法論僭越：技術理性擴張與人文精神式微

1. 量化主導的方法論異化

大數據技術的介入引發方法論體系的結構性失衡，青年研究出現“數據崇拜”傾向，情感計算、社會網絡分析等技術手段的便利性擠壓了傳統質性研究的生存空間。當數字足跡替代深度訪談成為主要信源時，青年的主體性體驗被簡化為數據點陣。算法黑箱導致的方法論倫理危機逐漸顯現，商業平臺提供的青年行為數據存在算法偏見。冉連、棟博藝（2025）研究發現，算法重置信源與信息傳播渠道，可形成信息雙重放大效應，推薦算法系統性放大青年群體的極端情緒。這種失真數據進入學術研究后，可能引發“數字建構主義”認知偏差，學者基于算法過濾后的“數據現實”開展研究的實質是在研究技術建構的擬象。

2. 混合方法的整合失效

方法論拼接產生“偽跨學科”研究模式，部分研究機械疊加問卷調查與訪談文本，卻未建立方法間的邏輯銜接，形成“方法論雜燴”。所謂采用混合方法的論文中，真正實現方法論融合的較少，多數停留于數據并置層面。這種虛假整合不僅無助于知識創新，反而降低研究的可信度。技術門檻造成的學科壁壘逆向強化，計算社會科學要求的研究者素質（如 Python 編程、機器學習）與傳統社科訓練存在斷層，導致青年學者群體出現“數字鴻溝”。并非所有青年研究者都能掌握基本的數據挖掘技能，這種數字能力錯配迫使研究團隊過度依賴技術外包，危及學術自主性。

（三）價值理性危機：工具化傾向與批判精神的消解

1. 政策導向的學術功利主義

政府購買服務模式可能引發的知識生產扭曲值得警惕。課題招標制使青年研究過度聚焦短期政策需求，從選題看，基礎理論研究幾乎呈直線式下降。例如：某青年研究會在2016—2019年發布的課題尚有近半涉及青年理論研究，到2020—2024年則幾乎全是青年工作、政策及熱點等現象類選題；某地發布的課題在2011—2019年專門有青年學領域，2020年至今則直接取消了該類選題指南，重點關注青年發展規劃和青年發展型城市研究。這種實用主義轉向雖提升政策轉化率，卻可能導致學術研究淪為“治理術”附庸。同時，指標化考核催生學術投機行為，在CSSCI導向下，青年學者熱衷于制造“學術快消品”。據知網數據統計，“青年+”主題論文2011年較2001年增長1.76倍，而到2024年則增長了3.12倍，但平均引用率不高，理論貢獻度有限。

2. 批判傳統的雙重消解

技術治理話語對學術批判空間的擠壓日益嚴重。當青年研究沉迷于精準畫像與政策仿真時，傳統的批判精神遭遇解構，資本力量通過課題資助、數據壟斷等方式滲透學術領域。例如，某互聯網企業資助的“Z世代消費研究”，刻意回避平臺剝削等敏感議題，形成“學術噤聲”效應。代際視角的意識形態陷阱需要警惕。部分研究將青年問題簡化為代際沖突，這種敘事既遮蔽階層、地域等結構性矛盾，又為代際資源爭奪提供學術背書。例如，網絡上充斥的研究成果過度渲染“‘00后’整頓職場”等代際話語，轉移了勞資關系的社會注意力。

（四）協同創新悖論：主體間張力與知識權力博弈

1. 學科文化的認知沖突

不同學科范式的價值預設存在合作障礙，教育學者的規范性取向與社會學家的解釋性立場常產生研究沖突，如某位青年研究學者反饋關于“小鎮做題家”的研究設計因學科理念差異進行六次修改，最終采取妥協方案削弱了理論銳度。學科話語體系的不可通約性造成學術共同體的“巴別塔困境”。知識權力的隱形支配破壞合作生態，自然科學背景的研究者常憑借技術優勢占據主導地位，特別是在SSCI期刊體系中，計算機學科成員在論文署名中的首位率占比明顯高于其他學科，這種權力失衡抑制多元學術視角的平等對話。

2. 利益主體的目標分歧

政學關系的尺度困境影響研究獨立性，政府部門要求對策研究具有“可用性”，與學術界追求的“創新性”存在較突出的矛盾。在訪談某部委委托課題的評審專家時發現，大多數專家認為學術價值讓位于政策正確性，這種張力迫使研究者陷入自我審查的困境。商業邏輯的侵蝕威脅學術公共性，企業資助研究的隱蔽議程扭曲知識生產，如某電商平臺支持的“青年消費行為研究”，通過抽樣設計刻意美化超前消費現象，這種學術尋租行為危及學科發展的倫理根基。

五、青年學跨學科發展的

五維路徑

青年學在中國語境下的跨學科發展，肩負著服務國家青年發展戰略、回應新時代青年發展核心命題的重要使命。在學科邊界日益交融與知識生產模式深刻變革的背景下，突破傳統路徑依賴、構建扎根中國大地的新型學術生態，是推動中國特色青年學范式創新的關鍵。《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 年）》（以下簡稱《規劃》）作為中國首部國家級青年發展專項規劃，其系統性的內容體系、發展理念和政策導向，為青年學的跨學科理論建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實踐坐標。因此，本文嘗試從系統論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視角，提出并深化以“元理論中國化—方法論整合創新—協同機制本土適配—評價體系價值引領—實踐平臺國家戰略對接”為核心的中國特色青年學跨學科發展五維路徑，旨在破解跨學科整合難題，實現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青年知識生產范式升級。

（一）元理論中國化：構建植根國情與《規劃》精神的青年本體論與概念體系

一是推動青年本體論的哲學重構與《規劃》價值內核相融合。突破西方中心主義的本體論預設，立足于《規劃》將青年發展置于國家發展戰略全局的定位，將青年視為“民族復興的生力軍、國家發展的建設者、文明傳承的創新者”三位一體的能動主體。這種本體論強調青年發展是國家發展、社會進步、個人成長的有機統一，為跨學科整合提供以國家需求、社會關切和青年福祉為基點的哲學基礎。具體來說就是構建發展型青年本體論：作為身心成長的健康主體（對接《規劃》“青年健康”領域），作為能力提升的成才主體（對接“青年教育”“青年就業創業”等領域），作為價值引領的擔當主體（對接“青年思想道德”領域），作為社會參與的行動主體（對接“青年社會融入與社會參與”領域），作為權益保障的受護主體（對接“維護青少年合法權益”領域）。

二是推動概念體系的整合創新與政策話語貫通。構建中國特色青年學概念體系，需深度融入《規劃》的政策話語體系與目標。首先，實施概念融合工程：將《規劃》中的核心政策概念（如“思想道德引領”“發展權益”“社會融入”“發展型保障”）作為學科整合的錨點概念。其次，對源自不同學科的概念（如心理學的“韌性”、社會學的“社會資本”、教育學的“核心素養”、法學的“權益保障”）進行本土化語義重構和邏輯關聯，形成如“青年發展能力”“青年社會融入度”“青年政策獲得感”等超學科概念，使其既能承載學術內涵，又能精準對接政策評估與實踐需求。

三是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的創造性轉化與時代創新。在理論建構中深刻植入中華文化基因，是構建中國特色青年學的關鍵。超越對西方理論的簡單移植，創造性轉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知行合一”“家國情懷”等傳統理念，結合《規劃》強調的“思想道德引領”和“文化育人”，構建如“新時代青年家國責任擔當”“青年文化自信生成機制”等理論模型，闡釋中國青年在現代化進程中身份認同、價值實現與文化傳承的獨特路徑。

（二）方法論整合創新：面向《規劃》實施需求的超學科研究范式

一是探索服務于政策評估與精準干預的混合方法整合。構建循證決策支持導向的方法鏈，緊密對接《規劃》監測評估要求。在數據采集與分析上，強調多源數據的融合，整合《規劃》統計監測指標數據、大型社會調查數據（如青年發展狀況調查）、網絡行為數據、社區/組織記錄數據等。開發如青年發展多維度動態監測與預警平臺，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進行趨勢預測、群體畫像和問題診斷，為政策調整和精準服務提供依據。例如，精準識別不同青年群體在就業、婚戀、心理健康等方面的需求差異和風險點。

二是強調計算范式的批判性應用與倫理規制。在利用新技術賦能研究的同時，建立嚴格的倫理審查和價值觀引導機制，確保研究符合《規劃》中維護青少年合法權益和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的要求。將數據正義、算法透明、技術向善原則嵌入方法論設計。在量化分析中，強制實施針對青年群體的數據偏見檢測與校正流程，特別關注地域、性別、城鄉、殘障等維度可能存在的歧視，確保研究結論公正可信，服務于全體青年的發展權益。

三是倡導基于中國青年生活實踐的具身化與參與式研究范式。超越純粹的實驗室或文本分析，發展深度融入青年真實生活場景的“實踐場域研究法”。將田野調查、深度訪談、參與式觀察與適度的生理/行為測量（在嚴格倫理規范下）相結合，深入理解青年在基層社區、創新創業一線、網絡空間、文化社群中的具身體驗、情感結構、價值判斷和行為邏輯。這種方法對于研究《規劃》中青年社會融入與社會參與、青年文化等領域的復雜現象尤為關鍵。

（三）協同機制本土適配：構建服務國家青年工作格局的知識生產生態系統

一是深化黨領導下多元協同的知識生產模式。構建升級版的黨委領導、政府主導、共青團協調、高校/研究機構支撐、社會力量協同、青年廣泛參與的協同創新機制，以此結構呼應《規劃》實施機制。核心是建立國家級/區域級青年發展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作為整合資源、對接需求、共同生產的樞紐平臺。該平臺運作需嵌入《規劃》實施聯席會議等現有制度框架，實現議題共設（圍繞《規劃》重點領域）、數據共享（在安全合規前提下）、資源互補、成果共享。

二是構建以服務國家戰略為導向的跨學科人才培養體系。實施“T+型青年研究人才計劃”：縱向（T的豎）深耕馬克思主義青年觀、黨的青年工作理論、青年發展理論等核心；橫向（T的橫）拓展與《規劃》十大領域緊密相關的多學科知識，如政策分析、社會工作、數據科學、傳播學、心理學、法學等；“+”代表強烈的家國情懷、政策敏感度和解決中國青年實際問題的能力。培養模式采用“理論研習+政策解讀+技術實訓+基層實踐”的融合模式，設立由不同學科背景和實務部門專家組成的“復合型導師組”。

三是建立知識流動與轉化的制度性通道。構建“學術研究—政策制定—社會服務”的閉環流轉機制。利用知識圖譜技術構建“中國青年發展知識庫”，結構化呈現研究成果、政策文本、典型案例、數據資源。建立青年研究成果快速響應與報送機制，將高質量的學術發現和政策建議及時送達決策部門。同時，通過智庫報告、科普讀物、數字媒體等方式，促進研究成果向社會轉化，提升全社會對青年發展的科學認知，以服務《規劃》“營造良好社會環境”的目標。

（四）評價體系價值引領：確立以服務青年全面發展與國家戰略為核心的評價標準

一是建立“三位一體”的價值導向型評價標準體系。構建“理論創新性—政策貢獻度—社會影響力”三維評價框架。該體系應重點關注：理論創新性是否發展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青年理論概念或模型；政策貢獻度是否直接服務于《規劃》目標的實現、政策制定或評估優化，研究成果被政策文件吸收采納的程度；社會影響力是否有效回應了社會關切的青年問題，是否促進了青年權益保障或能力提升，是否引導了積極的社會輿論。

二是開發能體現跨學科協同價值與政策效能的貢獻計量方法。超越簡單的論文計數，探索“政策知識轉化效能評估法”。追蹤研究項目應注重從問題提出是否源自《規劃》或重大現實需求、協同過程是否具有跨學科深度，到是否具有成果產出（如論文、報告、專利等），以及是否具有最終轉化應用，如政策采納、服務模式推廣、社會問題改善等。量化與質性評估應相結合，重視用戶如政府部門、共青團組織、青年服務機構及青年群體的評價。

三是強化學術倫理與政治責任的剛性約束。將堅持正確政治方向、以青年為本及維護國家安全與青年權益作為評價的底線要求和最高準則。建立覆蓋研究全過程的倫理審查機制，特別關注涉及青年敏感信息（如身心健康、權益侵害、網絡行為等）研究的倫理風險。在評價中實行“倫理與政治責任一票否決制”。

（五）實踐平臺國家戰略對接：扎根中國大地服務青年發展需求

一是建設與國家區域發展戰略聯動的青年研究觀測網絡。在全國范圍內，依托國家重大區域發展戰略，布局差異化、特色化的青年發展綜合觀測站或實驗基地。例如，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創新高地設立“高層次青年人才發展與國際競爭力研究基地”，以對接《規劃》中的“青年就業創業”“青年國際交流”；在鄉村振興重點地區設立“縣域青年發展與城鄉融合研究基地”，以對接《規劃》中的“青年社會融入”“青年就業創業”及“青年文化”；在邊疆民族地區設立“民族團結進步與青年共同體意識培育研究基地”，以對接《規劃》中的“青年思想道德”“維護青少年合法權益”；在老工業基地轉型地區設立“青年技能提升與社會流動研究基地”；還可以利用網絡空間設立“青年網絡行為與思想動態監測點”。

二是建立聚焦《規劃》核心議題的跨學科攻關長效機制。圍繞《規劃》提出的關鍵挑戰和長期任務，如“Z世代”價值觀引領、青年生育支持、青年心理健康、網絡空間治理、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等，設立“重大青年發展問題聯合攻關項目”。集中優勢跨學科力量，進行持續性、追蹤性研究（如5~10年隊列研究），旨在產出能支撐國家長期戰略、具有國際對話能力的標志性理論成果和政策方案。

三是優化全球青年知識網絡中的中國節點建設。實施“雙向賦能國際化”戰略，深度參與聯合國青年議題、國際青年組織活動，基于中國實踐和中國智慧，貢獻關于青年發展、青年事務治理的中國方案、中國標準，提升國際話語權。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一帶一路’青年發展研究中心”“全球青年命運共同體研究智庫”，系統收集、研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青年發展狀況，建設權威數據庫，服務國家外交戰略和人文交流，將中國青年發展的經驗置于全球語境中進行比較、提煉和傳播。

青年學跨學科發展的五維路徑，本質上是新文科建設理念在中國青年研究領域的深度實踐與創新探索。它以《規劃》為行動綱領和價值坐標，通過元理論的中國化重構確立學科靈魂與方向，通過方法論的整合創新提升服務國家戰略的能力，通過協同機制的本土適配優化知識生產的組織生態，通過評價體系的價值引領塑造以貢獻為導向的學術文化，最終通過實踐平臺的國家戰略對接將研究深深扎根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這種五位一體的突破路徑，不僅為中國特色青年學注入強大動能，也為構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提供重要支點。未來，中國特色青年學必須持續深化“國家需求—青年關切—學術前沿”的互動融合，在破解代際公平、數字文明適應、文化自信培育、全球治理參與等關乎青年發展與民族復興的重大時代命題中，不斷貢獻具有思想穿透力、政策轉化力、國際影響力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不僅是學科的自我超越，更是時代賦予我們理解青年、塑造未來、推動人類進步的歷史責任與文明擔當。青年不僅是研究的對象，更是創造歷史、定義未來的主體力量。服務青年全面發展，就是服務國家和民族的未來。

責任編輯：何 芳

《當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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