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大壩到底值不值得建？別只盯著糧產，還要看它能否改變命運！

超越“挺壩”與“反壩”之爭：印度灌溉辯論的誤區在哪里？

灌溉辯論需要的是證據，而非意識形態。

在印度，大型水壩往往能激起強烈且難以調和的情緒。對一些人而言，它們是國家進步的象征，是農業增長和區域發展的引擎；而對另一些人來說，它們則意味著生態破壞、流離失所和破碎的承諾。

這種“挺壩”與“反壩”的二元對立，數十年來主導了公共話語。正如大多數極化的辯論一樣，它所掩蓋的真相往往多于其揭示的內容。

如果真正的問題不在于大壩的好壞，而在于它們在實地究竟帶來了什么——為誰帶來利益，又在何種條件下實現？

印度國家應用經濟研究理事會受中央水務委員會委托，近期對主要灌溉項目進行了全國性評估，為重構這場辯論提供了有益的視角。通過對比多個項目和邦的灌區與非灌區，這項研究超越了修辭層面的爭論，轉向了實際結果——捕捉灌溉基礎設施既可見又常被忽視的影響。

大型水壩的支持者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在一個依賴季風的經濟體中，灌溉是不可或缺的。他們的論據建立在為人熟知的支柱之上：穩定農業生產、提高復種指數、促進作物多樣化以及抵御降雨沖擊。這些論點并非沒有道理。

實證證據表明，灌區在農業收入方面始終優于可比的非灌區。灌溉降低了生產風險，使農民能夠轉向更高價值的作物，并支持投入原本風險過高的生產要素。僅這些直接收益，就足以解釋為何灌溉在印度的糧食安全戰略中始終占據核心地位。

僅僅關注農業收入，會嚴重低估灌溉項目的真實影響。

NCAER評估中最引人注目的發現之一，是灌溉產生的間接效益規模巨大。健康狀況的改善、教育、勞動生產率、生計多樣化、女性時間利用、市場參與度以及脆弱性的降低，這些因素合計占灌溉項目總效益的近三分之一。

這些效應并未清晰地出現在作物預算或產量統計中，卻從根本上塑造了農村的福利狀況。更可靠的水源供應減少了女性取水的時間，改善了家庭健康和營養狀況，使兒童——尤其是女孩——能夠更規律地入學，并支持農業以外的生計多樣化。

改善灌溉還通過鼓勵高價值種植和更可預測的剩余產量，加強了市場聯系。當這些效益被系統性地估值時，灌溉項目的重要性顯得遠超傳統成本效益分析的結論。

這一證據加強了支持大壩的論點，但這只是硬幣的一面。

對大型水壩的反對植根于現實且持續的失敗之中。流離失所、生態破壞、水資源分配不均以及糟糕的安置結果，不能僅僅被視為意識形態上的反對意見。證實灌溉效益的同一份證據，也揭示了這些效益的分配是何等不均。

并非灌區內的所有農民都能平等獲益。處于水渠末端的用水戶、小農戶和邊緣家庭，往往面臨水源不穩定的問題，且更容易受到供應中斷的影響。

在一些項目中，從灌區開發不足到維護不善及地方治理薄弱等制度性缺陷，極大地稀釋了潛在的收益。在這些案例中，基礎設施雖然存在，但結果卻不盡如人意。

關鍵在于，其中許多缺陷并非大壩本身的失敗，而是規劃、治理和建設后管理的失敗。這些差距助長了合理的懷疑和社會阻力，強化了外界關于大型水壩“承諾過多、兌現過少”的看法。

證據指向了一個更為微妙的結論：大壩既非英雄，亦非惡棍。它們是放大器。當大壩植根于強有力的制度中時，它們會放大增長和韌性；而當植根于薄弱制度中時，它們則會放大不平等和低效。

這一洞見暴露了“挺壩”與“反壩”框架的局限性。真正的政策問題要具體得多，也更具可解性：哪些項目能隨時間推移提供持續的效益？灌區如何被有效地開發和治理？誰從灌溉中獲益，誰被排除在外，原因何在？間接效益是否在評估和投資決策中得到了認可？

透過這一視角審視，對大壩的一味反對與不加批判的認可一樣，在分析上都是站不住腳的。

印度需要的不是將“少建壩”或“多建壩”奉為信條，而是需要表現更優異的大壩，并對其進行全生命周期的評估。這要求將關注點從工程結構轉移到灌溉系統上來，因為水資源輸送、治理和地方制度與蓄水能力同等重要。

政策框架亦須演進。傳統的項目評估傾向于因忽視間接效益而低估灌溉價值，同時又低估社會和生態成本。一種更平衡的方法應明確將兩者納入考量，從而促成更可信、透明的投資決策。

最重要的是，關于灌溉的辯論必須擺脫口號，轉向證據。問題不再是大壩是否應該存在，而是如何對其進行設計、管理和治理，以最大化包容性和可持續的成果。

印度的灌溉未來不會僅由意識形態決定。它將取決于從證據中學習的意愿，以及超越那些不再服務于政策或人民的虛假二元對立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