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沈陽晚報)
轉自:沈陽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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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除夕清晨,大山深處的駐地積雪沒膝。接到準假通知的我,徒步兩公里走到公路邊。當那輛老式長途汽車出現在白茫茫的視野里時,我的心跳比任何一次突擊演練都要劇烈。
參軍三年,第一次回家過年。翻山越嶺,坐汽車、乘火車。除夕夜的“普快”車廂空蕩蕩,只有一對母女——孩子要去北京與父親團圓。她一路嘰嘰喳喳問個不停。
我望著窗外飛逝的雪景,所有思緒都凝聚成一個“家”字。暖黃的燈光,揭鍋時騰起的蒸氣,黑白電視的喧鬧,在想象中無比真切。
晚上10:40,沈陽站到了。廣場空蕩,行人稀落。回家的路還有17公里。沒有公交。我裹緊軍大衣,決定走回去。
走過塔灣街最后一個交通崗,城市便被遺落在身后。眼前展開的是三百年前的“盛京疊道”。星光引路,笨重的大頭鞋叩在凍土上,發出鏗鏘的聲響,道旁矗立著百年古柳和白楊,那一刻,我仿佛成了時間本身,穿行在生死、榮枯、歷史與個人之間。
夜空里,斗轉星移。我走著,想起童年:父母張羅的年貨,兄弟爭搶的鞭炮,燒著的紅燈籠,母親趕制的新衣。多么完整的“年”啊。
凌晨1:50,永安橋終于出現。我摸摸石獅子:“拍拍獅子頭,萬事不用愁……”——童年的歌謠還在心里。村里零星的鞭炮聲提醒著這是除夕。
“媽!”我隔著院門喊了一聲。
屋里的燈瞬間亮了。
那似是本能般的反應,像我少年時每個晚歸的夜晚,母親一聽腳步聲就拉亮燈。多年后我才懂,那盞燈一直亮在她心里。
父親不在。母親說,知道你們都不回來過年,父親去打更了。“那地方偏,找不到人,你爸說就當幫忙。”她說話時手微微顫抖,不知是冷,還是驚喜。
黑白電視機閃著雪花。圓桌上擺著一簾剛包的餃子。廚房木架上放著政府慰問軍屬的肉、粉條、白面——這就是全部年貨。沒買鞭炮,年夜飯也簡化了,“孩子們不在,不必太浪費”。
母親執意要去喊父親,我攔住了:“等天亮我去。”
村東頭的小工廠要走二里地。值班室小窗里,父親蜷在椅子上打盹,蓋著哥哥當兵前穿過的軍大衣。我敲窗,他驚醒,表情從茫然到困惑,最后定格為難以置信的驚喜。
“你怎么……”他沒說出完整的話。
回程路上,父親反復念叨:“該提前說一聲。”他鬢角已白,與記憶中的黑發相去甚遠。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我不在的三年,每個年夜都這樣過,從初一到十五,父母就在期盼與守望中一天天老去。
到家時,母親已煮好餃子。熱氣模糊了窗,也模糊了我的眼。圍坐小圓桌前,父親倒了四杯酒——我們仨各一杯,另一杯留給也在部隊的哥哥。
“干杯。”父親舉杯,手有些抖,“團圓酒。”
那個清晨,我們吃著最簡單的大年飯,說了最多的話。母親問部隊生活,問山里冷不冷,訓練苦不苦。父親話少,只是不斷給我夾餃子,自己吃得很少。電視機回放著春晚——那是他們這些年唯一的“年味”。
最后一杯酒,父親忽然說:“在部隊好好干,不用惦記家里。有國才有家。”
如此樸素的一句話,讓我瞬間理解了所有軍人家庭的選擇。我們總以為團圓需要盛宴、燈籠、佳肴和鞭炮。可那個大年初一,在簡樸的家中,在一簾餃子四杯酒之間,我懂得了另一種團圓——它不需要準備,因為它一直在;不需要喧囂,因為最深的情感總是寂靜的。
如今三十五年過去,父親已逝,老屋已非。但每年除夕,我都會想起1989年那個夜晚:星光下三百年古道上的腳步聲,母親瞬間拉亮的燈,父親那句“有國才有家”。
有些團圓是計劃中的歡聚,有些是命運的意外之喜。而最深切的團圓,往往發生在我們毫無準備時——當游子突然歸來,當以為不會亮的燈瞬間亮起,當沉默家中響起久違的“媽”。
原來,真正的團圓從來不需要準備。它只需要一顆歸來的心,和一扇永遠虛掩的門。無論走多遠,那盞燈都亮著;無論隔多久,那扇門都開著。
這就是家——一個永遠準備迎接你的地方,哪怕在你毫無準備的時刻。
在時間的長河里,我們都是歸人,也都是過客。但總有些時刻,總有些地方,讓我們明白:所有跋涉都是為了抵達,所有離別都是為了歸來。而最深的愛,總在最無準備時,給出最完整的答案。(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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