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女播音員夜間宿舍遇害，指紋成破案關鍵。

1978年，湖南南縣。

在那場氣氛肅殺的宣判大會上，平日里在村頭巷尾橫著走、被大伙公認是“刺頭”的鄒林，這會兒正縮成一團，那模樣活像一只受驚的鵪鶉，抖得那叫一個厲害。

當死刑判決書念完的那一刻，底下圍觀的人群一下子炸了鍋。

一位上了歲數的大娘往地上啐了一口，咬著后槽牙罵道：“這種畜生，吃一顆槍子兒都算便宜他了！”

鄒林之所以抖成那個德行，不光是被死到臨頭的恐懼嚇的，更是因為他肚子里裝了個到死都沒解開的悶葫蘆：

那晚黑燈瞎火的，也沒個見證人，更沒有什么攝像頭，自己明明把尾巴藏得嚴嚴實實，公安局的人到底是開了什么天眼，硬是從茫茫人海里把他給揪出來的？

實際上，把他送上不歸路的，壓根不是什么運氣。

那是一場耗了整整半年，在“笨功夫”和“硬科技”之間反復拉鋸的較量。

這事兒，還得把日歷翻回到半年前那個讓人心驚肉跳的早晨。

一、不可能的“密室”

1977年10月7日一大早，新安村的村支書李福田一把推開廣播室大門的時候，這個村子的寧靜算是徹底碎了。

廣播員徐群，那個響應號召下鄉、年僅20歲的女知青，冷冰冰地躺在床上，人已經沒了。

屋里的景象慘得讓人沒法看：腦袋被棉被死死捂著，兩只手被毛巾捆到了頭頂，嘴里也被堵了東西，下半身一絲不掛。

可等到刑偵技術員進場一勘察，卻在這個血腥的屋子里，嗅出了一股子讓人后背發涼的冷靜勁兒。

頭一個疑點，這絕不是流竄犯干的。

門窗好端端的，沒有任何被撬壓的痕跡，那個黑影是從側面的窗戶翻進來的。

這說明啥？

說明這人對廣播室的犄角旮旯熟得很，甚至連徐群是一個人住、啥時候睡覺都摸得門兒清。

再一個，這兇手留下的痕跡看似一大把，其實全是迷魂陣。

床邊的水泥地上，大喇喇地印著十來個“上海”牌膠鞋的腳印。

側門的門背上，留著個模模糊糊的巴掌印和食指紋路。

就連蚊帳上，都沾著兇手的體液和血跡。

看著線索挺多是吧？

全是坑。

哪怕是在那個年頭，農村也沒監控，指紋庫更是沒聯網。

“上海”牌膠鞋那是當時的潮流貨，十個小伙子恨不得九個都穿。

至于那些體液，當時的技術頂多能驗個血型，DNA技術那是后來的事兒。

擺在南縣公安局桌案上的，是一道難如登天的算術題：

這人肯定是熟人，大概率就是本村的。

可問題是，在沒誰親眼看見的情況下，咋把這個披著羊皮的狼，從幾千號老鄉里給篩出來？

剛接手這案子的時候，專案組就面臨著兩條路：是盯著幾個刺頭查，還是把網撒向所有人？

當時手里雖然捏著指紋和鞋印，可沒有比對的目標，這證據就跟廢紙沒兩樣。

沒辦法，專案組選了一條最累人、最耗神，但在當時看來最穩妥的路子——搞“人海戰術”。

這筆賬他們是這么算的：既然這人是本地的，又還在這一片晃悠，那就把方圓二十公里內只要是有作案可能的，全都過一遍篩子。

這活兒干起來有多累？

一百多號民警，頂著大毒日頭，爬坡過坎，一家一戶地去敲門。

也就短短一個禮拜，收上來的線索堆成了山，足足三千多條。

警員們的嗓子都冒煙了，腳底板都磨出了泡，最后圈定了三百多個嫌疑對象。

可緊接著，讓人泄氣的事兒來了。

一個個核實下去，這三百多號人，要么人家有不在場的鐵證，要么身體條件根本對不上號。

最讓專案組頭疼的，還是那雙該死的“上海”牌膠鞋。

既然查人查不出名堂，那就查鞋。

警方把附近十幾個供銷社這三年的賬本都翻爛了，結果發現這款鞋賣出去了三千多雙。

哪怕只算跟現場鞋碼一樣大的，也有五百雙。

要想把這五百雙鞋的主人一個個查個底掉，不光費時費力，弄不好還會打草驚蛇，讓真兇給溜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案子就像走進了死胡同。

村里的老百姓嚇得都不敢出門，上面的限期破案令像大山一樣壓下來。

這會兒，必須得換個活法了。

三、決策二：從“找人”轉為“找證”

轉眼到了1978年3月，離案發都過去五個月了。

南縣公安局咬牙做了一個決定：向上級搬救兵。

湖南省公安廳的幾位刑偵老手趕到后，立馬就把偵查方向給掉了個個兒。

之前的路子是“拿人去套證據”——先懷疑張三，再看張三的鞋對不對。

專家組的新路子是“拿證據去套人”——死磕現場留下的那枚模糊指紋。

說實話，這在當時簡直就是在賭。

因為那指紋糊得厲害，要在一堆亂七八糟的指紋卡里比對出來，那難度跟大海撈針也沒啥區別。

但專家組心里有數：只有這個玩意兒，是板上釘釘的鐵證，誰也賴不掉。

這又是一場枯燥得讓人想撞墻的戰斗。

刑偵專家們舉著放大鏡，對著那枚原始指紋沒日沒夜地看。

眼睛看花了，滴兩滴眼藥水接著看；脖子僵了，扭兩下繼續比。

硬是熬了十多天，在排除了無數個干擾項之后，一個名字終于從迷霧里浮了出來——鄒林。

一旦鎖定了鄒林，回過頭再看之前那些亂七八糟的線索，一切都變得順理成章，甚至讓人細思極恐。

鄒林是干啥的？

二十四歲，膀大腰圓，村里有名的混不吝。

但這只是面上的。

往深了扒，這人的根子上早就爛透了。

四年前，他就花言巧語哄騙過一個女知青，搞得人家未婚先孕，差點吃了官司。

而且，這小子沒事就愛在廣播室附近轉悠，對徐群的作息規律簡直了如指掌。

這下子，專案組不再滿世界撒網了，而是開始對他進行“定點清除”。

第一筆賬：時間。

案發那天晚上，鄒林跟朋友陳某大概十點鐘分開。

按理說，從分開的地方回家，也就一腳油門的功夫，十分鐘頂天了。

可他爹卻說，鄒林直到快半夜十二點才進家門。

這中間消失的一個半小時，他鉆哪兒去了？

第二筆賬：物證。

鄒林自己確實沒買過“上海”牌膠鞋，這也就是為啥之前的排查讓他漏了網。

可是，一旦盯上了他，警方發現他親弟弟買過一雙。

而出事那晚，鄒林正好借了這雙鞋去打漁。

拿過來一比對，鞋碼跟現場的嚴絲合縫。

第三筆賬：生物特征。

衛生院的老底子翻出來了，鄒林的血型是A型。

而現場留下的男性體液，恰恰也是A型。

至于尸體上發現的一百六十多根黃麻纖維，經鑒定就是本地剛收割的麻繩，這正是鄒林天天擺弄的玩意兒。

所有的巧合，在這一刻攢成了一個必然的死局。

據《湖南公安史志》里的記載：“新安村那起命案，鞋印、指紋和體液成了破案的關鍵，矛頭直指本地嫌疑人。”

1978年3月的一個黃昏，專案組決定收網。

當公安干警沖進鄒林家的時候，這小子正在那兒洗菜呢。

看著那副冰冷的手銬，他還企圖用最后的演技來負隅頑抗。

“你們憑啥抓人？

還有沒有王法了？”

他扯著嗓子干嚎。

到了審訊室，他還是那個德行，咬死了不認賬。

他賭的就是警方手里沒硬貨，賭的就是那晚沒人看見他。

可他太小看刑偵技術的厲害了。

當指紋比對結果、鞋印鑒定報告、血型化驗單，再加上那段怎么也圓不上的“空白時間”一股腦兒拍在桌子上時，鄒林的心理防線就像紙糊的一樣，瞬間塌了。

真相，往往比想象中更丑陋。

1977年10月6日晚上十點，鄒林打漁回來，路過廣播室。

色心一起，惡念頓生。

他熟門熟路地撬開了窗板，翻窗進屋。

對著正在熟睡的徐群，他沒有半點猶豫，用毛巾堵嘴，用被子捂頭，干出了那檔子禽獸不如的事兒，最后還下了殺手。

完事后，他慌慌張張地跑了，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但他哪里知道，他在現場留下的每一個腳印、每一道指紋，都在無聲地控訴著他的罪行。

鄒林最后吃了槍子兒，這看似是一個大快人心的結局。

“新安村命案以熟人作案告破，警示社會防范身邊隱患。”

這句話背后，藏著一個沉甸甸的社會課題。

徐群作為一個滿腔熱血的知青，把青春都灑在了這片土地上。

她防備了外面的生面孔，防備了流竄的壞人，卻唯獨沒防住那個平時笑嘻嘻喊她“小徐”、對廣播室門兒清的同村鄰居。

罪惡，往往披著最熟悉的外衣。

而對于鄒林來說，那一晚的精蟲上腦，不光毀了一個無辜姑娘的一輩子，也把自己送上了斷頭臺。

他在行刑前抖得跟篩糠一樣，那是對死亡的恐懼，也是對法律和科學遲來的敬畏。

只可惜，這敬畏來得實在是太晚了。

信息來源：

湖南省公安廳編 (1998) 《湖南公安史志》 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李明 (2000) 《1970年代湖南重大刑事案件回顧》，《中國刑事警察》，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