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唐朝失去的西域，要等到近千年后的清朝才能收回？

公元1690年，咱們把目光投向赤峰南邊的烏蘭布通，離北京城也就七百里地，平地冒出了一股子殺氣。

準噶爾部的汗王葛爾丹，手里攥著兩萬鐵騎，硬是把大營扎到了大清國都的眼皮子底下。

這幫騎兵要是撒開蹄子狂奔，頂多三天，北京城頭的大兵就能看見他們的馬鞭子。

康熙皇帝這回氣得直哆嗦，臉都綠了。

他沒法不急，因為葛爾丹這招實在是太陰損——這家伙完全不按套路出牌，沒像幾千年來西北那幫羌胡一樣去死磕關中要塞，而是直接捅穿了蒙古高原，繞到了北京的大后方。

這要是讓他得逞，康熙弄不好就得變成被俘虜的宋徽宗，大清也就只能剩下半壁江山，跟南宋一個德行。

沒得選，清朝隨后拍板了一個讓后世史學家琢磨了很久的決定：哪怕耗盡康、雍、乾三代帝王的心血，折騰七十年，燒掉上億兩白銀，也得把幾千里之外的西域（新疆）給拿下來。

好多人覺得這是為了圖個“大一統”的好名聲。

其實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這是一筆為了活命而算的冷血賬。

而在清朝之前，漢人王朝拿著算盤噼里啪啦算了一千年，得出的結論卻只有兩個字：

不管。

咱們得琢磨琢磨，為啥唐朝一過，中原王朝對西域的熱情就跟跳崖似的往下掉？

要知道，在漢唐那會兒，西域可是朝廷的心頭肉。

漢宣帝搞了個西域都護府，那運糧的成本高得嚇人——“運十車糧食，只有一車能送到”，可這冤枉錢必須得花。

唐太宗設了安西四鎮，哪怕吐蕃大軍把城圍得像鐵桶一樣，只要大唐還有一口氣，就絕不肯撤退。

這里頭的門道，全看國都在哪兒。

漢唐都定都長安。

長安這地界，看著有“四塞之險”，實際上睡覺都不踏實。

特別是西北那個方向，蕭關看著挺險要，可六盤山脈南北也就一百多公里，游牧民族騎著馬稍微繞個彎，就能像逛自家后花園一樣沖進關中平原。

再看西邊的大散關，都快杵到寶雞家門口了，真要讓人打到那兒，皇帝晚上哪還能合眼？

這么一來，對于住在長安的皇帝來說，祁連山和賀蘭山必須死死攥在手心里。

光這樣還不夠。

胡人手里有馬，打得贏就搶，打不贏就跑。

往北跑得凍成冰棍，往東跑是大海，唯一的活路就是往西——去西域回血。

西域北邊是天然牧場，南邊是做生意的城邦，有錢又有糧。

匈奴人、突厥人一旦在這兒把氣喘勻了，回頭又能給長安找麻煩。

這就是為什么漢唐非要經營西域，不是為了那幾串葡萄和汗血馬，而是為了砍斷胡人的“右臂”。

這是一筆國防開支：花在西域的銀子，是為了省下在關中打保衛戰的命。

哪怕到了唐玄宗那會兒，安西和北庭兩個都護府的兵加起來也就四萬多人，硬是牽制了吐蕃幾十萬大軍。

這四萬人，絕對是大唐最劃算的一筆買賣。

可這筆賬，到了五代十國，突然就算不平了。

因為大唐塌了，長安也成了廢墟。

朱溫逼著唐昭宗搬家去洛陽，后來石敬瑭又把家搬到了開封。

打那以后，長安就徹底失去了當國都的資格。

特別是到了北宋，趙匡胤把屁股安在了開封。

這時候，你再把地圖攤開瞧瞧，局勢完全變了樣。

開封趴在河南的大平原上，四周光禿禿的無險可守，頭頂上還懸著一條隨時可能發脾氣的黃河。

對于北宋來說，要命的根本不是遠在西北的黨項人（西夏），而是正北方的契丹人（遼）。

契丹人要是南下，跨過燕山，那就是一馬平川的河北，沒幾天就能殺到開封城墻根底下。

于是，對于趙家皇帝來說，算盤是這么打的：

拿回燕云十六州，卡住燕山防線，那是保命的大事，砸鍋賣鐵也得干。

至于西域？

那地方離得也太遠了。

黨項人就算把西北打了個稀巴爛，想殺到開封，還得先鑿穿整個關中，再打通半個河南。

這中間幾百里地，足夠大宋朝廷反應好幾輪了。

這就難怪北宋對西夏的態度特別有意思：能打就打，打不贏就給錢送歲幣，反正只要你不往開封這邊湊，那塊窮地方你愛咋折騰咋折騰。

你也就不難理解，為啥北宋為了燕云十六州能跟遼國死磕，甚至不惜毀約搞“海上之盟”引狼入室，卻對恢復漢唐故土一點興趣都沒有。

這種“扔掉西域”的論調，到了明朝那是登峰造極。

明朝雖然把元朝趕回了草原，但朱元璋這人特別務實。

洪武年間，哈密主動來投靠，明朝一只腳算是踏進了西域。

可朱元璋的反應冷淡得很。

他問底下的官員：誰樂意去哈密當官？

結果朝堂上鴉雀無聲，沒一個人吱聲。

要是換了別的事，朱元璋早就把人皮剝了塞草了。

可這回他沒發火，因為他心里也覺得那地方沒油水。

最后也就是隨便調了點蕃兵去湊數。

到了他重孫子朱瞻基手里，這筆賬算得更精明了。

那時候大明手頭緊，哈密那邊的蕃兵鬧著要回家。

朱瞻基一琢磨，每年還得往那邊倒貼錢，干脆順水推舟，撤了拉倒。

打那以后，大明對西域的態度就一個：關起門來過自己的小日子。

這背后的深層原因，除了地緣政治，還有錢袋子往南挪了。

唐朝天寶年間，北方的糧食產量還壓著南方。

可經過安史之亂和五代十國的折騰，北方經濟算是廢了。

到了宋元時期，南方的人口和財富已經占了絕對大頭。

明朝定都北京，政治中心在北邊，錢袋子卻在南邊。

嘉靖年間，為了維持北京和北方邊防，江南每年要運四百萬石漕糧，就這樣還經常欠費。

要是再開辟西域戰場，大明的財政當場就得崩盤。

所以，明朝哪怕把安南（越南）打下來又丟了，也沒人覺得可惜。

至于西域，更是想都不敢想。

沒威脅，沒賺頭，還得倒貼錢。

這就是宋、元、明三朝把西域晾了近千年的根本原因。

直到葛爾丹橫空出世。

清朝入關后，定都北京。

照著漢人王朝的老經驗，北京的威脅主要來自東北和正北。

偏偏葛爾丹是個打仗的鬼才，他玩了一手戰略大迂回。

他先把漠西蒙古給統了，控制了西域，然后把這兒當基地，一拳打穿了漠北蒙古（也就是今天的外蒙古），直接把刀架在了大清的龍興之地——東北，以及國都北京的脖子上。

這會兒，康熙手里的算盤珠子必須重新撥弄了。

如果還是像明朝那樣對西域不聞不問，準噶爾汗國就會像當年的匈奴一樣，在西域擁有源源不斷的造血能力。

他們可以隨時從蒙古高原往東往南沖，讓北京永無寧日。

這已經不是“要不要開疆拓土”的事兒了，而是“愛新覺羅家還能不能坐穩江山”的生死題。

于是，清朝哪怕把國庫掏空，也要跟準噶爾死磕到底。

這場仗打得那叫一個慘。

康熙親自上陣，雍正專門設個軍機處來搞錢糧，乾隆最后才算徹底擺平，前后耗了七十多年。

如果沒有葛爾丹這一逼，以滿洲人原本只在乎滿蒙那點基本盤的尿性，他們大概率也會像明朝一樣，守著嘉峪關過日子。

漢唐守西域，是為了保長安；宋明棄西域，是因為保不住也沒必要；清朝收西域，是因為被人拿刀頂在了嗓子眼上。

說到底，咱們今天能有這么大的版圖，還得“感謝”那個讓康熙咬牙切齒的葛爾丹。

正是他用戰爭這種極端的方式，逼著中原王朝重新把這筆賬算了個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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