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攥緊我們的王牌。
文 | 華商韜略 陳斯文
從芯片到算力,從算力到AI大模型,從工業機器人到人形機器人;從深海到深空;從人造太陽到量子計算……中國科創正氣象萬千,中國新質生產力正引領中國經濟加速高質量進程。
然而,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最近,《人民日報》連續刊發署名為“金軒”的系列文章,對中國新質生產力和高質量發展作了總結和解讀,事實上也是對此作了回答:
這有賴于企業家精神的勃發,也更有賴于國家的產業藍圖規劃和支撐、引領。這是市場的力量,更是政府在科學統籌、組織協調和資源保障上關鍵性、主導性作用的發揮。
長期以來,都有一種聲音認為,技術創新和新興產業的發展是且只能是企業家和市場的產物,甚至因此批評政府的產業政策,認為政府政策是長官意志,脫離實際,不可能取得成功。
中國科創驅動的中國新質生產力,在全球科創與產業競爭的堅定步伐和蓬勃生機,給了這種聲音最直接有力的否定性回擊。
【01 擘劃藍圖, 有為政府】
中國科創的崛起,絕非僅靠幾朵技術突破的火花。它的本質,是一場涉及技術革命、要素重置和產業躍遷的系統工程。
市場善于在已知的賽道內競速,但當全球科技競爭步入“無人區”,便需要定義未來的戰略雄心與開辟新局的非凡魄力。
政府在這時扮演的角色,常常是繪制未知地圖的“引航員”。
從“十四五”規劃綱要擘畫的數字經濟藍圖,到對國家實驗室體系和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空前強化;從“東數西算”工程在華夏大地上構建的數字動脈,到對量子信息、腦科學、深空深海的前瞻部署……
這一切,并非市場的自發選擇,而是政府對于歷史機遇的精準把握。它如同霧中燈塔,引領著萬千創新主體的方向,將分散的企業家精神,匯聚成征服星辰大海的國家力量。
真正的原始創新,從來伴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與漫長的沉默期,市場資本在此往往望而卻步。
此時,政府往往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以戰略性的“耐心資本”為新質生產力的萌芽注入最初的生機。
從早期投入集成電路大基金,以撬動整個芯片產業,到設立國家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催化戰略性新興產業;從對商業航天企業“第一枚火箭”的堅定訂單支持,到對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前沿領域的戰略投入。
政府并未追求立竿見影的財務回報,而是追求產業鏈的安全自主與未來產業的主導權。“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正是跨越創新“死亡之谷”的最堅實橋梁。
真正的創新,尤其是從“0到1”的原始突破,從不誕生于真空。它需要一片由頂尖人才、前沿知識、寬容試錯和長期資本共同構成的沃土。然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面對基礎研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時,常常會“失靈”。
此時,政府又會成為至關重要的“首席孵化官”。
以人工智能為例,其全球競爭早已超越企業間的“算法賽跑”,演變為國家間基礎設施與生態體系的角力。中國前瞻性地布局了“東數西算”這一國家工程,在內蒙古烏蘭察布等能源富集地,打造了擁有超200萬標準機架、智算占比超90%的“草原云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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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烏蘭察布云
這不僅解決了東部地區算力緊張的燃眉之急,更以國家級的資源調度,為千行百業的智能化轉型奠定了堅實的“數字地基”。
正是有了這樣的國家底座,無數AI創業公司才能輕裝上陣,專注于算法與應用創新,最終形成了如今超過萬億元的龐大產業規模。
中國科創的繁榮,絕非單一技術的突破,而是技術群、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在更高維度上的融合共生。市場機制擅長微觀激勵,卻難以自發完成如此宏大的系統集成。
這時,政府往往會承擔起“創新紅娘”與“超級鏈長”的職責。
由工信部牽頭的新能源汽車“鏈長制”,協調了電池、電機、芯片、材料等數百家核心企業協同攻關;在各省的“揭榜掛帥”大會上,高校墻內的尖端論文,精準對接著工廠車間里的真實痛點;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戰略的引導下,從地理相鄰走向創新協同,形成各具特色、優勢互補的世界級產業集群。
政府在這里絕不是簡單的管理者,而是最頂級的系統工程師,致力于拆除阻礙要素流動的“籬笆墻”,鋪設促進知識溢出的“高速路”,將創新的涓涓細流,匯集成不可阻擋的產業洪流。
任何顛覆性技術從實驗室走向廣闊天地,最險的一關莫過于“市場的驚險一躍”。此時,政府不僅是規則的制定者,更是初始需求的創造者和關鍵應用的“首購者”。
北京亦莊、上海嘉定等地的高級別自動駕駛示范區,為無人駕駛技術提供了寶貴的“現實考場”;對國產首臺(套)重大技術裝備的采購與推廣,為高端制造掃清了市場認同的最初障礙;從“金太陽”工程到全域光伏推進,政府主導的綠色能源應用場景,直接催生并壯大了全球最具競爭力的光伏與風電產業。
“以場景促研發,以應用帶產業”的智慧,意味著政府不僅播種,還負責耕耘最初的田野,不僅鼓勵造船,還主動開辟最初的航路。它以前瞻性的公共需求,為新技術的成熟與迭代,提供了最寶貴的市場窗口與信任背書。
在一場轟轟烈烈的科創革命中,動力絕非市場力量的單一魔法,它源于一個有為政府,將規劃師的高瞻遠矚、投資人的躬身入局、協調員的穿針引線、首購者的需求開創融于一體,最終打造出的現代治理體系。
因此,當我們在贊嘆中國人工智能的百花齊放、新能源車的換道超車、深海深空的不斷探索時,不應只看到舞臺上企業家的卓越演出,更要看到政府為之搭建的宏偉舞臺、鋪設的堅固軌道以及營造的鼓勵創新的大氛圍。
【02 雙管齊下,向高創新】
2月9日上午,在考察了北京亦莊的國家信創園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關鍵在科技自立自強。要充分發揮我們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把各種優質要素集合起來攻關,加快解決突出短板問題,實現我們的戰略目標。”
歷史不斷印證,從“兩彈一星”的驚天動地,到高鐵、特高壓的縱橫神州,再到如今人工智能、新能源的集群迸發,中國的“集中力量辦大事”,已升華為“新型舉國體制”下的系統創新。

放眼全球,主要經濟體的發展歷程,無不將科技創新置于國家戰略的核心,通過政策、資金和法律等手段,強力塑造本國產業的未來。
一些聲音常將美國、日本的創新活力簡單歸功于“自由市場”,這實則是選擇性忽視了歷史。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日本為了發展裝備制造業,就連續實施了五個《臨時振興法》,甚至規定只允許進口一臺(套)樣機。
由此,“一號機引進,二號機國產,三號機出口”的日本模式,就此形成。
70年代,日本為了追趕美國半導體產業,由通產省牽頭,聯合日立、富士通、NEC、三菱和東芝五家公司,制定了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計劃,一舉成就了日本半導體產業80年代的霸主地位。
而縱觀美國科技霸權的奠基史,政府“有形之手”的力量,遠比想象中深刻而有力。
從奠定互聯網基礎的“阿帕網”(ARPANET),到全球定位系統(GPS),再到引發頁巖氣革命的早期勘探技術。
這些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創新,其“從0到1”的關鍵突破,無一不是由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能源部等政府機構,以國家安全和戰略使命為由,進行長期、高強度、高風險投資的結果。
美國政府通過研發合同、采購訂單和稅收激勵,深度塑造了半導體、航空航天、生物醫藥等核心產業的早期格局。
即便在今天,面對新一輪科技競爭,美國的產業政策非但沒有隱退,反而更加直白和有力。《芯片與科學法案》投入巨額補貼以重塑本土半導體制造,清潔能源領域的稅收抵免政策旨在引導綠色投資回流。
這些舉措清晰表明,美國正以其特有的方式,強化政府在關鍵賽道上的戰略干預。兩黨在“必須增加聯邦科研投入以保持領先”上形成的共識,正是對國家力量核心作用的再確認。
因此,以政策為導向,集中力量辦大事,乃至于由政府主導直接下場發展重大科技項目,美國如此,日本如此,中國也同樣如此,必須如此。
“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
當今世界,誰牽住了科技創新這個“牛鼻子”,誰走了科技創新這步先手棋,誰就能占領先機、贏得優勢。
中國的科創事業,是一條自覺將“有為政府”的戰略視野、組織能力,與“有效市場”的靈敏觸覺、效率優勢相結合的路徑。它不神化任何單一力量,而是致力于尋求“兩只手”的最佳握姿,形成推動復雜系統升級的合力。
當我們贊嘆中國在數字經濟、綠色能源、深海深空等領域不斷涌現的“單點突破”時,更應看到支撐這些突破的“系統能力”。
“察勢者明,趨勢者智。”以新型舉國體制,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以國家創新體系提升整體創新效能,是中國發展新質生產力最深厚的底氣。它如同一張攥在自己手中的“王牌”,幫助中國在新一輪全球創新版圖的重構中,不僅作為參與者,更努力成為關鍵領域的重要定義者和引領者。
這張王牌所蘊含的力量,必將牽引中華民族在偉大復興的征程上,不斷向新而行,向高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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