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駕崩后李衛離世，乾隆斥其庸奴托名立廟

1780年，這一年乾隆皇帝正進行他第五次南巡，浩浩蕩蕩的御駕車隊開進了杭州城。

算起來，距離雍正朝那位大名鼎鼎的寵臣李衛兩腿一蹬，墳頭草都已經長了四十多年。

乾隆那天心情挺美，溜達著去了西湖邊的花神廟。

原計劃是賞賞景，散散心，可剛一跨進廟門檻，萬歲爺的臉立馬就沉得像暴風雨前的烏云。

抬眼一看，神壇上高高坐著的壓根不是什么花神，居然是李衛的泥塑像。

更讓人跌掉下巴的是，這老小子不光自己坐那兒，旁邊還居然立著他妻妾的神像，一家老小整整齊齊地在那兒吸食老百姓的香火。

乾隆當時的火氣直接沖到了天靈蓋。

他伸手指著那塑像就是一頓臭罵，那意思大概是：這貨打根兒起就不是什么好東西，全靠著先皇寵著他才敢無法無天，這都死翹翹多少年了，居然還敢在這兒裝神弄鬼？

處理結果干脆利落：拆了，一把火燒個精光。

這事兒在當時那幫吃瓜群眾眼里，覺得是皇恩浩蕩不可測。

畢竟李衛那是雍正爺心尖尖上的“直臣”，是大清朝響當當的勞模。

可要是把這事兒放在權力的棋盤上一琢磨，你會發現這壓根不是撒撒氣那么簡單。

乾隆砸爛的哪里是一堆泥巴，他這是在清算一筆早就該結的“政治舊賬”。

這就得聊聊李衛那套從來不按常理出牌的生存邏輯了。

咱們把時鐘撥回到雍正剛登基那會兒。

那時候的官場有個怪圈：讀書人當了官，一個個把“體面”和“規矩”看得比命還重。

哪怕是伸手撈錢，也得引經據典找個好名頭；哪怕是一天到晚不干正事，奏折也得寫得花團錦簇。

雍正最看不上的就是這號人。

在他眼里，這幫家伙全是提線木偶，磕頭的時候腦門比誰都響，真要干活了推得比誰都快。

李衛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橫空出世的。

這哥們兒連個秀才的功名都沒有，純粹是因為家里銀子多，砸錢捐了個官帽子。

按當時的行情，這種出身在清朝官場那就是處于鄙視鏈的最底端，大概率就是混吃等死。

可偏偏李衛是個異類。

他渾身上下透著股江湖草莽氣，辦事從來不看說明書。

雍正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查虧空。

這道圣旨一下，全國上下的衙門里哭聲一片。

浙江更是爛到了根子里，隨便拎個官出來，屁股后面都不干凈。

就在這時候，朝廷派下來的欽差大臣彭維新殺到了。

這一下子給浙江那幫官員出了個天大的難題，同時也把李衛推到了第一個生死攸關的岔路口。

擺在他面前的，說白了就兩條道：

第一條道，“公事公辦”。

配合欽差一查到底，結果肯定是拔出蘿卜帶出泥，浙江官場得來場大地震，大伙兒腦袋搬家。

第二條道，“官官相護”。

想招兒給欽差使絆子，但這等于是跟皇上對著干，一旦漏了餡，那更是死路一條。

在這個“進退兩難”的死胡同里，李衛硬是蹚出了第三條路：做局。

他主動給雍正遞了個折子：皇上您要查賬，我舉雙手雙腳贊成。

但這欽差大人剛來，兩眼一抹黑，不熟浙江的地形民情，我申請幫著一塊兒查。

雍正一瞅，這態度沒毛病，大筆一揮，準了。

手里捏著這就相當于“協查令”的尚方寶劍，李衛轉頭就把浙江那幫大大小小的官員全關進了小黑屋。

那場面，估計跟黑社會老大給小弟訓話沒啥兩樣。

李衛的話說得很露骨：想留著腦袋吃飯的，就把家底全掏出來，趕緊把窟窿堵上；不想活的，現在就給我滾蛋。

這幫官員早就嚇得魂飛魄散，把李衛當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一個個砸鍋賣鐵開始填賬上的坑。

緊接著，最騷的操作來了。

欽差彭維新那可是個較真兒的主，手里的尚方寶劍寒光逼人，這一路查過來，神擋殺神。

但他做夢都沒想到，浙江這邊早就給他編好了一個籠子。

李衛一見著彭維新，腰彎得那叫一個低：彭大人一路辛苦，皇上讓我給您打下手，咱們怎么個查法？

彭維新也不傻，為了避嫌，兩人一拍即合：分頭行動。

怎么分？

李衛出了個餿主意：抓鬮。

他讓人把浙江各個縣的名字寫在紙團上，揉吧揉吧扔盤子里。

咱倆誰也別挑肥揀瘦，抓到哪兒去哪兒，全憑老天爺安排。

這看著那是相當公平，其實里頭全是貓膩。

李衛早就在紙團上動了手腳。

凡是那些虧空大得嚇人、爛攤子沒法收拾的縣，李衛全讓自己“抓”到了手；凡是賬目相對干凈、或者是已經補得差不多的縣，全“分”給了彭維新。

這是一場精心算計的心理戰。

彭維新拿著那一半名單去查，自然是查不出什么大毛病，反倒覺得浙江這地方吏治還挺清明。

而李衛自己去查的那一半“爛賬”呢？

他早就跟底下人通好氣了：老子給你們爭取了時間，要是這時候還補不上，神仙來了也救不了你的狗命。

等到兩路人馬匯合，李衛一臉誠懇地問彭維新：“咋樣？

有虧空沒？”

彭維新搖搖頭：“沒有。”

李衛一拍大腿：“太好了，我查的這些也沒有。”

于是倆人聯名上奏：浙江無虧空。

雍正一看樂開了花。

要知道，當時全國都在鬧虧空，唯獨浙江這塊硬骨頭被“啃”下來了，還沒出亂子。

最后的結果是，李衛升官發財，浙江官員保住了吃飯的家伙。

在這檔子事里，李衛露出了極其可怕的一面：他既不是清流，也不是貪官，他是“能吏”。

他壓根不在乎程序正義，他眼里只有結果。

為了達成老板（雍正）要的那個結果（浙江安穩、國庫有錢），他可以忽悠欽差、可以恐嚇下屬、可以把規則玩弄于股掌之間。

這種人，在亂世那就是把快刀。

可刀太快了，容易割著手。

李衛心里門兒清雍正稀罕什么樣的人。

雍正喜歡孤臣，喜歡那種為了皇上敢把全天下人都得罪光的主兒。

于是李衛就把“飛揚跋扈”這四個字演到了極致。

他在云南當布政使那會兒，雍正賞了他一塊“欽用”的牌子。

換一般人，這種御賜的寶貝得供在家里祖宗牌位旁天天磕頭。

李衛偏不，他每次出門，都要把這塊牌子掛在儀仗的最前面開道。

遠遠一看，跟皇上親臨現場差不多。

云南的官員百姓見了都得下跪，好幾回嚇得地方官以為真是雍正微服私訪了。

這事兒傳到京城，連雍正這么寵他的人都覺得有點過了，私下里嘀咕這小子有點不知天高地厚。

但李衛心里的算盤打得精著呢：我越是囂張跋扈，越說明我沒有結黨營私，我唯一的靠山就是皇上您啊。

到了后來，這種跋扈直接升級成了對體制的公然踐踏。

這就離了大譜了。

第一，這是跨省抓人，手伸得太長了；第二，這幾個人犯的不是國法，是你李衛的家法，憑什么動用國家的行政資源？

家族里有人受不了他的控制，甚至想改姓，以此來擺脫這個瘋子。

兩江總督范時繹實在看不下去了，一狀告到雍正那兒：李衛目無王法，胡作非為。

按理說，這是板上釘釘的實錘。

但雍正的處理方式，讓所有人都驚掉了下巴。

他不但沒罰李衛，反而下了一道更奇葩的命令：以后江南的軍政事務，由李衛和范時繹“共同辦理”。

甚至把江蘇七府五州的盜竊案，全劃給李衛管。

這是什么概念？

這是把李衛這把刀，直接捅進了江南官僚集團的心窩窩里。

雍正就是要用李衛的“不守規矩”，去沖擊江南官場那套鐵板一塊的“死規矩”。

在雍正朝，李衛的這種“惡”，是一種被皇權特許的“惡”。

不過，所有的特權，那都是有保質期的。

乾隆三年，五十一歲的李衛病死。

他這一走，算是善終。

但他留下的那個“人設”，在乾隆眼里卻是越看越礙眼。

乾隆和雍正是完全兩路人。

雍正務實，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貓；乾隆好名，講究的是盛世氣象，君臣得體。

在乾隆看來，李衛這種人，簡直就是大清官場的“病毒”。

第一，出身不正。

連個功名都沒有，靠著撒潑打滾上位，這對那些寒窗苦讀的讀書人公平嗎？

第二，手段下作。

抓鬮騙欽差、私設公堂、跨省抓人，哪有一點朝廷大員的樣子？

第三，也是最要命的一點：越級碰瓷。

李衛活著的時候，嘴邊老掛著“先帝”，動不動就拿雍正壓人。

在乾隆看來，這不僅是不尊重現任領導，更是在挑戰皇權的唯一性。

所以，當乾隆四十年后在花神廟看到李衛的塑像時，新仇舊恨一股腦全涌上來了。

他那段罵李衛的話，其實很有深意：“托名立廟…

借著先皇的名義，任性驕縱…

如果他還活著，我懲辦他還來不及，怎么能讓他立廟呢？”

這話翻譯成大白話就是：你李衛是雍正養的狗，不是大清的神。

你的那些功勞，比如修《西湖志》，比如治理浙江，那是皇恩浩蕩給了你機會。

你居然敢貪天之功，給自己塑像，還把老婆小妾都擺上來？

在乾隆的政治邏輯里，李衛必須被徹底否定。

因為乾隆要建立的，是一個規規矩矩、等級森嚴的“盛世”。

在這個盛世里，不需要李衛這種敢在規則之外狂奔的“野馬”。

砸掉李衛的像，就是砸掉那種“為了做事可以不擇手段”的風氣，也是在向天下宣告：

現在的規矩，是我乾隆定的。

回頭看李衛這一輩子，成也“不守規矩”，敗也“不守規矩”。

在雍正急需用人的亂局里，他的不守規矩是破局的利器；但在乾隆粉飾太平的盛世里，他的不守規矩就成了必須要鏟除的廢墟。

花神廟里的那尊泥像，終究是沒能扛過皇權更迭的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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