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運火車票該不該漲價

——《大師說》春節特別企劃

馬東：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來到《大師說》。又到春節了，每年這個時候，咱們中國人的心頭大事兒，除了團圓飯，就是那張回家的火車票。搶票難，難于上青天啊。

當年，我的老朋友、經濟學家薛兆豐老師說過一句“名言”：提高火車票票價，是解決春運緊張問題的有效辦法。

這話一出，那可是炸了鍋，言猶在耳，爭論至今。很多網友說這是“資本家的冷血邏輯”（資本家：蛤？這個鍋也要算在我們頭上？阿薛你收手吧！），但也有不少薛教授的擁躉們認為這是“尊重市場規律”。

今天，我們《大師說》把這事玩大一點。我們請來了兩位絕對重量級的經濟學泰斗，讓他們來做一次真正的“華山論劍”。

坐在我左手邊的這位，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先生。大家可能對這個名字有些距離感，但我告訴你們，他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鼻祖。他提出的“科斯定理”和關于“交易成本”的理論，直接重塑了我們對企業、市場和產權的認知。在科斯先生看來，只要產權界定清晰，交易成本足夠低，市場總能找到最有效率的解決辦法。

而坐在我右手邊的這位，是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查德·塞勒先生。塞勒先生是行為經濟學的宗師級人物。他最著名的觀點就是把傳統經濟學里那個絕對理性、冷酷無情的“經濟人”，還原成了有血有肉、有情緒、有偏見的“正常人”。他告訴我們，人類的經濟決策往往不是為了追求絕對的利益最大化，而是受到各種心理賬戶和公平感知的左右。

今天，我們請兩位大師分別從各自對經濟學研究的角度，來探討春運火車票到底該不該漲價。

科斯先生，塞勒先生，歡迎你們。我們直接進入正題。科斯先生，當年薛兆豐說“提價解決春運緊張”，這聽起來像是您的門生弟子啊。作為制度經濟學的奠基人，您怎么評判他這個觀點？

羅納德·科斯：

謝謝主持人。關于小薛的觀點，如果我們拋開情感因素，僅僅從資源配置的效率來看，他的基本邏輯是無可挑剔的。

春運的問題，在經濟學上叫做“短期的嚴重供求失衡”。在春節那幾天，對于火車座位的需求呈現指數級爆炸，而火車的物理運力——鐵軌的數量、車廂的數量，在短期內是絕對剛性且無法增加的。當需求遠遠大于供給時，必然面臨一個問題：這有限的資源，到底應該分配給誰？

而火車票的定價，卻被死死地按在了一個較低的水平線上。這就形成了一個“價格上限”。在這個低價下，所有人都想買票。但是，座位并沒有變多。于是，那些真正急需回家、且愿意為這個座位支付更高價格的人，買不到票。

馬東：

但是，科斯先生，如果不漲價，大家靠搶票軟件、靠排隊，至少在外謀生的低收入人群還有機會買到票啊。如果漲價了，他們豈不是徹底回不了家了？

羅納德·科斯：

這最大的錯覺。馬東，這就是我一直強調的“交易成本”。價格沒有在售票窗口上漲，它就必然會在其他地方以其他形式上漲。

當你把火車票的價格壓低，看似公平，但其實引發了極其龐大的、隱性的交易成本。人們為了買票，需要徹夜排隊，這消耗了巨大的體力；后來變成了網絡搶票，人們需要在手機app上主動加價搶票，或者耗費大量的工作時間去刷新網頁。這些時間成本、精力成本，難道不是錢嗎？這是全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經濟學上叫作“無謂損失”。簡單說就是：大家都很累，但誰都沒得到好處

而黃牛的存在，恰恰證明了火車票的真實市場價格遠高于票面價格。低收入人群看似能以低價買票，實際上呢他們往往搶不過黃牛的軟件，最終還是要以高出票面幾倍的價格從黃牛手里買。

所以，低票價并沒有保護低收入人群，它只是創造了一個龐大的灰色尋租空間，增加了全社會的交易成本。如果直接由鐵路部門提價，讓價格反映真實的供求關系，黃牛就會自然消亡，排隊的時間成本就會歸零。這才是最有效率的做法。

理查德·塞勒：

馬東，聽聽這番話。科斯先生的邏輯，就像是一臺運轉良好但沒有溫度的計算機。這就是傳統經濟學的通病：你們總是假設市場里交易的是毫無感情的“經濟人”，但實際上，我們在市場里面對的是活生生的“人類”。

我當然懂供求曲線，我不僅懂，我還教了幾十年。但薛兆豐先生的觀點，以及科斯先生剛才的論述，都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們完全忽視了“公平感知約束”。

馬東：

塞勒先生，什么是“公平感知約束”？經濟學不是只談錢嗎？

理查德·塞勒：

不，經濟學研究的是人的決策。我曾經做過一個著名的調查，也被稱為“雪鏟實驗”。假設馬上要下暴風雪了，五金店里的一把除雪鏟平時賣15美元。現在老板知道需求大增，把價格漲到了20美元。按照科斯先生的理論，老板做得對極了，這是價格信號在發揮作用，能讓最需要雪鏟的人買到它。

但是，當我們去問真實世界的消費者時，超過82%的人認為這個老板的行為是“極其不公平的”，甚至是“趁火打劫”。結果是什么？暴風雪過后，這家五金店的聲譽徹底破產，顧客們為了懲罰他，再也不去他那里買任何東西了。

回到春運。春節回家，在中國人的心理賬戶里，根本不是一次普通的“交通消費”，而是一種帶有深厚文化屬性的“剛性情感需求”。當鐵路部門在春節這個特殊節點，利用自己近乎壟斷的地位，將火車票大幅漲價以“出清市場”時，在民眾眼中，這就是對基本親情和文化權利的剝削。翻譯一下就是：你連我回家看父母、孩子都要收稅，你還是人嗎？

這種被剝奪的憤怒感、這種對社會不公的極度失望，會帶來巨大的“負效用”。這種負效用，難道就不是成本嗎？科斯先生，你計算了排隊的成本、黃牛加價的成本，但你唯獨沒有計算全社會因為感到被系統背叛而產生的心理成本和社會摩擦成本！

羅納德·科斯：

塞勒先生，你的“雪鏟實驗”很有趣，但它恰恰掩蓋了問題更殘酷的本質。

我們順著你的邏輯想：如果那個五金店老板為了所謂的“好名聲”，堅持15美元不漲價，會發生什么？第一個走進店里的顧客，會買下所有的雪鏟。然后出門，在雪地里以30美元一把的價格把雪鏟賣給后面來的人。他就地轉型成了黃牛，連店面租金都省了。

這公平嗎？老板因為害怕觸犯“公平感知約束”而不漲價，結果只是把獲取超額利潤的機會讓渡給了第一個進店的投機者。春運不也是這樣嗎？那些不用上班、有大把時間排隊的人，或者掌握黑客技術的搶票黃牛，拿走了一切。

經濟學是一門關于真實世界的科學，而不是關于烏托邦道德的童話。你談到的“憤怒感”確實存在，但我必須指出，這種憤怒感來源于對產權和市場規律的無知。如果社會公眾能夠理解，春運運力是一種極端稀缺的資源，沒有任何人天生就擁有“必須在除夕夜以低價坐火車回家”的自然產權。如果我們不通過價格來分配，我們就只能通過“權力”、“走后門”或者“暴力”——也就是誰體力好能排隊，甚至是插隊——來分配。相比之下，用價格來分配，才是最優解。

理查德·塞勒：

科斯先生，你這是在偷換概念！你把“產權”這個詞當成了萬能的擋箭牌。

我必須引入行為經濟學里的另一個重要概念：“稟賦效應”。當一個人認為自己理所當然擁有某樣東西時，你如果要把這樣東西拿走，或者給他設置極高的門檻，他所感受到的痛苦，遠遠大于他最初獲得這樣東西時的快樂。

對于大量在城市打工的勞動者來說，他們可能一年只有春節這一次機會回家看望留守的父母和孩子。在過去的幾十年里，“買得起的春運火車票”雖然難搶，但在他們的認知中，這是國家給予的一項基本福利，是他們應得的“稟賦”。

現在你告訴他們：“對不起，根據供需曲線，現在的票價要漲五倍，你們買不起就別回家了，這也是為了優化全社會的交易成本。”

科斯先生，你知道這在現實世界中意味著什么嗎？這意味著你在用價格機制對低收入人群進行殘酷的驅逐！你所謂的“黃牛成本”，至少在隨機性上給低收入者保留了一絲希望；而你提倡的“市價出清”，則是用一道冰冷的金融高墻，直接宣判了低收入人群春節無法與家人團聚。當財富成為衡量“回家資格”的唯一標準時，這個社會的基石就會動搖。人類社會之所以能夠維系，不僅僅是因為效率，更是因為我們有底線的同理心！

馬東：

兩位大師稍微控制一下情緒。我覺得我聽懂了。科斯先生的觀點是：不漲價帶來的“排隊、黃牛、低效”是實質性的社會資源浪費；塞勒先生的觀點是：漲價帶來的“社會不公感、憤怒、底層被剝奪感”是不可承受的社會心理崩潰。

那咱們總得找個解決辦法吧？如果完全按市場價會激起民憤，完全按低價又會養肥黃牛，有沒有折中的方案？比如，我們把漲價多賺來的錢，拿去補貼那些買不起票的窮人？這算不算是符合經濟學的辦法？

羅納德·科斯：

馬東，你提到的這個辦法，實際上是福利經濟學中經常討論的財富轉移。從我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更好的思路。

我并不是一個冷血的人。如果你覺得低收入群體在春運中受到了損害，最有效率的做法是政府直接給他們發放“現金補貼”，而不是扭曲火車票的價格。

請記住：不要用扭曲價格體系的方式去實現社會福利。一旦你人為壓低火車票價格，你不僅補貼了低收入人群，你同時也補貼了那些完全有能力支付高票價的富人！一個年薪百萬的高管，也跟著窮人一起享受幾百塊錢的低價票，這才是真正的資源錯配和不公平。

正確的做法是：讓火車票漲到市場出清的真實價格，比如漲到平時的五倍，讓那些時間比金錢更寶貴的人買到票。然后，鐵路部門將這部分龐大的超額收益收歸國庫，通過精準的社會保障系統，以現金的形式發放給低收入群體。他們拿到這筆豐厚的補貼后可以選擇：是花高價買春節當天的票回家，還是錯峰在節后回家，把這筆補貼省下來給孩子交學費。這才是尊重個人選擇，實現了資源的最優配置。

理查德·塞勒：

完美。這真是一個教科書般完美的“理性人”推導。但很遺憾，科斯先生，現實世界的人類根本不是這樣運作的。

你提到了發“現金補貼”。這就是你忽視“心理賬戶”的典型表現。

在你的數學模型里，發給低收入人群一千塊錢，和火車票漲價一千塊錢，加減相抵等于零。但對真實的人來說，這完全不是一碼事！

在人的大腦里，錢是不能隨意跨賬戶流動的。如果低收入人群平時買一張票只要200塊，現在因為春運漲到了1200塊，就算你政府提前發給了他1000塊錢的“春運補貼”，他在買票的那一瞬間，依然會感到極度的憤怒和被剝削。為什么？因為在他們的“回家心理賬戶”里，這趟車就只值200塊！多出來的1000塊，在心理上就是一種赤裸裸的敲詐。

而且，你給低收入者發現金，他們真的會用來買高價票嗎？不會的。由于“損失厭惡”，他們會把這1000塊錢存起來或者花在更緊迫的生活必需品上，然后為了省錢，去選擇更危險的黑大巴，或者干脆幾年不回家。你這叫尊重他們的選擇？你這是在用生活的重擔倒逼他們放棄情感需求。

馬東：

那塞勒先生，既然科斯先生的市場定價法不行，發現金補貼也不行，從您行為經濟學的角度，您有什么錦囊妙計？難道就任由大家繼續搶票嗎？

理查德·塞勒：

我的建議是運用行為經濟學中的“助推”理論。我們不需要用粗暴的價格大棒，而是可以通過設計更好的選擇架構，引導人們做出改變。

首先，火車票絕不能在臨近春節時進行無底線的“市場出清式”暴漲，這觸碰了公平紅線。但是，我們可以引入“分時段階梯定價”和“獎勵機制”。比如，對于那些愿意在非高峰期（春運前十天或后十天）回家的人，不僅不漲價，反而給予極大的折扣，甚至附贈返程的車票優惠。

其次，對于除夕前兩天的絕對高峰期，不能采用純粹的價高者得，而應該引入“彩票機制”結合實名制。這就跟買房搖號一樣。在人類的公平感知里，“運氣”是一種被廣泛接受的公平。富人沒有搖中，窮人搖中了，富人只會覺得今天運氣不好，而不會覺得這個系統在壓榨他。

雖然搖號在絕對的資源配置上不是最“高效”的，但它最大程度地維護了社會的“公平感知”和情緒穩定。這正是行為經濟學追求的——在不過度犧牲效率的前提下，最大化人類的整體心理福祉。

羅納德·科斯：

搖號？！塞勒先生，你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竟然推崇搖號這種最原始、最反智的資源分配方式？

如果交易成本為零，你的搖號結果最終還是會被市場推翻。那個搖到票卻其實不那么想回家的人，必然會把票私下高價賣給那個沒搖到票但家里有急事必須回去的人。如果你用極其嚴苛的實名制，比如人臉識別綁定座位，強行切斷了這種私下交易，你就是在人為制造巨大的悲劇！

試想一下，一個要趕回家見父母最后一面的兒子沒有搖到號，而一個只是想回老家閑逛的大學生搖到了號，并且系統不允許他們交換。這叫你所謂的“心理福祉”嗎？這是反人性的制度暴力！

價格，只有價格，才是衡量一個人對某種資源需求緊迫程度的唯一客觀標準。你用“運氣”來代替“價格”，是在抹殺人類通過努力工作去換取所需資源的權利。如果連回家過年這種事都要靠搖號，那我們為什么不把所有的房子、汽車甚至食物都拿來搖號？

你所謂的“助推”，只不過是給低效的系統披上了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但在面紗之下，資源依舊匱乏，需求依舊得不到滿足，人們依舊要在復雜的規則中浪費大量生命。小薛是對的，供需不平衡，只能靠價格來調節。任何試圖繞過供求曲線的道德設計，最終都會以另一種更隱蔽、更痛苦的方式讓全社會買單。

理查德·塞勒：

科斯先生，你總是把“真實需求”等同于“支付能力”。這是老派經濟學最冷血的傲慢。

那個想回家見父母最后一面的兒子，如果他恰好是個一貧如洗的破產者，在你的“價格出清”系統里，他一樣買不起那張漲了五倍的票！你的系統不是在衡量“誰更需要”，而是在衡量“誰更有錢”。

真實的市場永遠是鑲嵌在社會倫理之中的。如果一個經濟學理論只能推導出“窮人沒錢就活該不回家”的結論，那么這個理論就應該被扔進垃圾堆。

我承認搖號不完美，但它捍衛了一個核心底線：在面對帶有基本權利色彩的稀缺資源時，每一個公民的機會應該是平等的，而不是被資本量化的。行為經濟學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提醒你們這些滿腦子公式的人——別忘了，市場是為人服務的，而不是人為市場服務的。如果市場價格摧毀了人類社會的道德契約，那這個市場就是失敗的！

羅納德·科斯：

道德契約不能變出多余的火車車廂。你用道德綁架了經濟規律，最終受害的恰恰是你想要保護的那些低收入人群。他們依舊回不了家，只是多了一個抱怨“運氣不好”的借口罷了。我的理論只相信邏輯與效率，因為它才是創造長期財富、最終解決運力短缺的唯一途徑。

理查德·塞勒：

而你的邏輯與效率，如果忽略了人性和公平，在短期內就足以引發社會的撕裂與崩潰。經濟學如果學不會理解人類的眼淚和憤怒，那它就只是一門精算學——精算師可以算保險，但算不出人心！

馬東：

好的、好的……今天這期節目真是火藥味十足啊。

我們本來期望兩位諾貝爾獎級別的大師能在這個舞臺上給我們一個終極的、完美的答案，甚至希望他們能在辯論后握手言和。但是很遺憾，或者說很慶幸，我們看到的是兩種截然不同世界觀的激烈碰撞。

科斯先生代表著極致的理性，他告訴我們價格是唯一的信號，強行扭曲價格只會帶來無盡的交易成本和效率損失。

塞勒先生代表著人性的考量，他提醒我們人類不是機器，市場的運作必須受到社會公平感知和心理賬戶的約束。他的世界里，每個人都會沖動、會后悔、會在雙十一買一堆沒用的東西。

春運火車票到底該不該漲價？是通過冰冷但有效的市場價格來分配，還是通過維護底線但可能低效的公平機制來分配？這兩位大師誰也說服不了誰，他們各自的理論基石，在春運這個極其特殊的場景下，碰撞出了最耀眼的火花。

也許，真正的答案并不在非黑即白之中。這個兩難的困境，留給在座的每一位觀眾，也留給未來的決策者去思考。

無論如何，祝那些買到票和還沒買到票的朋友們，都能在春節，找到屬于自己的那份溫暖。

這就是本期的《大師說》。感謝羅納德·科斯先生，感謝理查德·塞勒先生。我們下期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