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智賢將高金素梅與沈伯洋并列，用王炳忠案洗白綠營，令人寒心！

臺北的凌晨本該安靜，檢調卻掀起十八處同步搜索的巨浪。

2月10日，臺北地檢署調度調查局國安站人員，兵分三十路，突查立委高金素梅與其團隊成員住所、辦公室、協會據點。搜索令來自法院，罪嫌鎖定詐領助理費、違規采購快篩試劑與申請補助等三條線。當天扣押了合約、財務憑證、電子設備與二十余箱文件，高金本人被限制出境。島內輿論瞬間分裂：藍營稱這是政治清算，綠營則強調“司法無色”。

搜索啟動不到二十四小時，國民黨、民眾黨和多名社團領袖就公開聲援高金，稱“檢方帶著預設立場”。前高雄市長韓國瑜、立委黃國昌、羅智強接連發聲，理由很簡單：高金素梅長期以“原住民立委”“中華民族認同者”自居，是綠營視為“山地統派”的代表。倘若她被摁住，原住民選區的藍白盤就可能松動。

臺北政壇熟悉的另一張面孔——主持人黃智賢——卻唱了反調。2月11日晚，她在節目里先肯定檢方“敢碰民代”，又列舉高金團隊發放快篩的過程，暗示可能觸犯選罷法。語氣不激烈，但字里行間的懷疑，引來島內統派觀眾“落井下石”的評價。最刺耳的，是那句“黑熊學院拿不到政府錢，高金協會憑什么能拿？”

黑熊學院是由沈伯洋創辦的民防培訓組織，自稱“防衛臺灣”。在島內司法認定里，它確實沒有公款補助資格，但原因是“組織宗旨與現行補助規范不符”，而非違法。黃智賢把兩者并列，用于強調“補助審查應一視同仁”，卻被解讀為把原本政治立場對立的兩股勢力拉到同一個天平上。

島內司法流程并非鐵板一塊。檢方要進行搜索，需向地方法院申請令狀，且需說明“罪嫌重大”與“證據恐滅失”。外界質疑之處在于：檢調是否繞過了預防原則，采取“逮到就扣”的強攻模式。二○一八年的王炳忠案就是前車之鑒。當時檢調同樣聲稱“涉嫌共諜”，最終法院判無罪，卻已導致當事人被限制二年出境、名譽受損。

黃智賢對此的回應是：“正因沒羈押、最后判無罪，才證明臺灣司法有底線。”她忽略了一個技術細節：羈押只是強制手段，是否使用取決于“羈押必要性”，與起訴后是否有罪并無必然連結。程序正義若被模糊，只談最終結果，就很難讓外界信任檢調在辦案時沒有政治考量。

高金案目前的指控主軸之一是“助理費”。立法院每年編列公費助理薪資，由立委申報后轉發給助理本人。若出現“人頭助理”或“回扣”，檢調視同貪污治罪條例的“侵占公有財物”。過去十年，藍綠皆有人因此判刑，例如民進黨前立委洪奇昌與國民黨前立委簡東明。值得注意的是，助理費爭議多靠證人筆錄與銀行流水證明，屬于證據門檻相對清晰的案件，不宜由政治立場左右。

第二條線“快篩案”則較復雜。高金團隊二○二二年疫情高峰時自購快篩、分送選民。若資金來自協會公益補助，需對接衛生部門核銷。檢方要證明賄選，必須查出“對價關系”，即有無在贈送時明確要求或暗示投票。此處的證據通常是選民陳述、通訊記錄或活動影像，比起助理費案更難定罪。

為何藍營仍將此案定位為“政治追殺”？關鍵在時間點。立法院新會期剛啟動，一例黨籍不多的原住民委員若被法律纏身，會削弱在議事攻防中的人頭計算。加上今年島內將進入地方縣市議員補選期，原住民票倉對各黨至關重要。檢調能否避嫌，取決于是否對類似情節的綠營人士同樣雷厲風行。

再說到黃智賢。過去，她因直白抨擊“臺獨”在大陸擁有高人氣，常被視作“敢言者”。然而近年她的立場出現微妙變化：一方面主張兩岸和平，另一方面又強調“內部和解”。在島內媒體市場急速緊縮的背景下，許多主持人被迫在政營資本之間周旋。黃智賢的談話，或許就是這種“生存語言”的產物。

島內法學者提醒公眾謹記三條底線：一是無論藍綠，都要以同等標準檢視檢調行使強制處分的必要性；二是政治人物接受公款補助必須公開透明，絕不能用意識形態換取豁免權；三是媒體人的評議應回到事實，而非把“信仰”當作審判的標尺。

此刻的焦點雖在高金素梅，但更深的隱憂在于，若任何一方動輒給司法貼上顏色標簽，久而久之，社會對法律的信賴度只會持續下滑。當程序被懷疑，結果再公正也難服眾；當論述只剩立場，真相也會在吶喊中淹沒。

檢方已表示，案件偵辦仍在“保密階段”，后續將依查扣資料約談相關人等。政治圈卻早已硝煙四起。藍白陣營要求公開搜索票與具體事證，綠營則反嗆“若清白就別怕調查”。此類互斥話語在社交平臺迅速發酵，把法律問題推向政治煉獄。

如果未來法院真的認定高金有罪，藍營勢必指責“政治審判”；若判無罪，綠營又會大談“司法獨立”。這便是臺灣現行政黨競爭的吊詭循環：輸家控訴司法迫害，贏家贊頌制度健全。黃智賢在節目中喊出的“給司法空間”，聽來公允，卻無法解釋為什么這個空間總是隨著權力流向而彈性變化。

現實是，檢調機關的預算、人事與督導權皆握在行政院和“法務部”手中，再加上媒體版圖集中在少數財團，政治訊號往往能快速傳導到一線偵查。要擺脫“顏色司法”的批評，只靠口號不足，更需要可被驗證的透明程序，例如當場給付搜索票全文、限制出境后定期向法院說明進度等。

最終，這場風波會走向哪種結局，取決于兩條脈絡：一是檢方能否提出硬證據證明貪污與違法補助；二是社會能否在政治怒吼之外，靜下心來檢視程序是否合乎比例原則。若兩項都過關，高金再具人氣也難逃法律制裁；若有一項破洞，案件就會成為選舉前經典的“起訴即判決，開庭就無罪”案例。

回到最初的問題：黃智賢是否“倒向”或“幸災樂禍”？或許更準確的說法是，她選擇了在鏡頭前扮演“法治守門人”的角色，卻忽視了修辭的溫度。對一個歷經多年政治攻防的人物而言，一句似是而非的假設足以造成新傷害。輿論的鋒利，讓任何嘗試踩平衡木的人，都可能被兩頭推下。

在島內“司法政治化”與“政治司法化”交纏的當下，最缺的不是擂臺，而是冷靜的證據與程序討論。高金素梅案只是序章，真正的考題是：當下一位被搜索的人立場與你不同，你是否仍愿意堅持同一把尺？

當夜色再次籠罩臺北，新聞仍在滾動，社交媒體的鍵盤仍敲得山響。奪人耳目的口號之后，沉甸甸的調查卷宗正等待翻頁。最終，歷史會記得的，是誰努力讓真相充分對話，而不是誰在燈光下說得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