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荷蘭爭端再起！荷蘭新政府成立后，安世接到判決，中方做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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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讀者朋友好，這里是北境翁。今天聚焦一則牽動中歐科技合作神經的重磅動態：當地時間2月11日，荷蘭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正式簽發指令，啟動對安世半導體（Nexperia）的系統性合規審查程序。

與此同時，法院維持此前裁定，繼續中止該公司中國籍首席執行官張學政先生的履職權限，所援引依據仍為籠統的“對其經營方針及管理實踐存在合理性質疑”。

就在同日，荷蘭新一屆聯合內閣完成組閣并宣誓就職，被《華盛頓郵報》等多家美方主流媒體定性為“荷蘭建國以來對華立場最趨強硬的執政團隊”。關鍵職能部委負責人中，超八成由長期持對華遏制主張的政治人物出任；而此前主導安世事件調查、頻繁渲染“技術安全風險”的前經濟事務大臣卡雷曼斯，不僅留任，更升遷執掌基礎設施與水資源管理部——該部門直接監管半導體制造所需的關鍵能源與工業用地審批。

一邊是司法系統對中資背景企業的定向審查，一邊是鷹派勢力全面掌控政策中樞，荷蘭是否正加速滑向全面配合美國圍堵中國的戰略軌道？中方發言人的回應看似波瀾不驚，實則字字有據、環環相扣，其背后蘊含的外交定力與戰略耐心，值得我們深入體察。

荷蘭新政府的“姿態秀”

荷蘭法院對安世半導體啟動的審查程序，以及對中國籍CEO履職權限的持續凍結，并非孤立的法律行為，而是新內閣上臺后精心設計的一場政治信號釋放。

此舉既意在向華盛頓傳遞“協同步調”的明確訊息，也試圖在歐洲內部塑造“敢于捍衛技術主權”的強硬形象。但細究其操作邏輯，整場行動從程序正當性到事實支撐力，均顯露出明顯的倉促性與脆弱性。

我們需厘清事件的時間線與實質：2月11日法院裁決并非全新啟動，而是對2024年12月初步裁定的延續性確認。所謂“對公司政策和行為的質疑”，與此前數次聲明措辭高度雷同，未披露任何新增違規線索、未提交第三方審計報告、亦無具體違法事實指向，純屬主觀判斷范疇。

因此，這本質上是一場披著司法外衣的政治施壓，而非基于證據鏈的法治行動。須知，安世半導體并非普通商業實體——它不僅是荷蘭本土最大功率半導體器件制造商，更是全球車規級芯片供應鏈中不可替代的關鍵節點，年產能覆蓋全球35%以上的汽車電子模塊需求。

而張學政先生作為首位執掌該企業的中國籍高管，其任職本身即象征中荷在高端制造領域深度互信的里程碑。此次職務中止決定，在國際半導體產業界引發廣泛解讀，普遍視其為中荷技術協作進程中的標志性折損點。

法院此時采取行動，表面針對企業治理，實則直指中荷合作根基。這種選擇性司法干預，早已超出常規商業監管范疇，成為新政府對華政策轉向最直觀的具象化表達。而這場“姿態秀”的真正驅動力，源于內閣內部權力結構的失衡與戰略短視。

本屆聯合政府由66民主黨（D66）、自由民主人民黨（VVD）及基督教民主聯盟（CDA）三方組成，屬議會席位未過半的少數派組合。年僅38歲的D66黨魁羅布耶騰雖有望出任首相，將成為荷蘭史上最年輕的政府首腦，但其所在政黨僅獲24席，在150席議會中占比不足16%，話語權嚴重受限。

在內閣職位分配中，D66被迫讓渡核心經濟與外交崗位，VVD與CDA憑借議席優勢主導人事布局，導致務實對華路線缺乏制度性支撐。

尤為關鍵的是，本屆政府關鍵涉外崗位幾乎由一貫持對華強硬立場者執掌：原經濟事務部官員卡雷曼斯，不僅保留核心決策席位，更升級主管基礎設施與水資源管理部——該部門掌握半導體工廠環評、電力接入及土地使用許可等前置審批權；外貿與發展合作大臣、外交大臣、負責數字政策的國務秘書等要職，均由長期鼓吹“技術脫鉤”、曾多次在議會提案限制中資并購、甚至公開援引美方情報報告佐證“安全風險”的人士擔任。其中一人，更因2021年參與推動歐盟涉疆制裁法案，已被中方列入不可入境名單。

這批鷹派人士履新后，亟需通過可量化的“對華強硬動作”兌現競選承諾、鞏固政治基本盤，并回應背后利益集團訴求。安世半導體因其高辨識度、強產業關聯性及中資背景，自然成為首選“政策試驗田”。

凍結中國籍CEO職權、啟動司法審查，既能向華盛頓遞交“政治投名狀”，又可在本國輿論場塑造“守護國家技術邊疆”的正面敘事，堪稱成本最低、傳播效果最強的策略組合。

然而，這場精心編排的“姿態秀”，難掩荷蘭在結構性困境中的被動處境。法院裁決缺乏可驗證的事實基礎，已導致安世部分產線客戶暫緩訂單確認；其全球供應鏈伙伴開始評估替代方案；荷蘭半導體集群的國際聲譽亦面臨隱性折損。此類針對性干預，非但侵蝕中荷經貿互信的存量基礎，更將反噬本國高科技產業的長期競爭力——這一點，新內閣高層心知肚明，卻在地緣政治裹挾與國內輿論壓力下，選擇了短期政治收益優先的路徑。

美國滲透與荷蘭政壇亂象

荷蘭新內閣呈現的“鷹派密集型”特征，并非偶然的政治現象，而是國內政黨生態持續劣化與外部霸權深度干預雙重作用下的必然產物。其背后，既有美式單極秩序對歐洲主權的系統性侵蝕，也折射出荷蘭政治體制應對復雜挑戰的能力危機。

本屆內閣的誕生，根植于2025年10月提前舉行的議會選舉。此次大選本身，即是荷蘭政壇深層裂痕的集中爆發：通脹壓力持續高企、住房短缺矛盾激化、移民政策爭議白熱化，傳統政黨公信力遭遇斷崖式下跌。

在此背景下，“姿態優先”的政客獲得超額關注——他們無需提出切實可行的民生解決方案，僅憑反復渲染“外部威脅”、夸大技術競爭風險，即可收割焦慮情緒驅動的選票。D66雖以改革旗號勝出，但得票率僅為15.3%，無力單獨組閣，最終被迫與立場更為激進的VVD（得票率21.7%）及CDA（得票率17.9%）妥協結盟。

VVD作為長期親美政黨，自2017年起便系統性引入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對華政策框架，將半導體產業安全議題與意識形態對抗深度綁定；CDA則在近年大幅強化“價值觀外交”表述，將技術合作與人權議題強行掛鉤。

在聯合執政談判中，D66為換取組閣主導權，不得不接受關鍵部門人事安排的讓步，致使外貿、外交、數字基建等直接影響中荷合作的崗位，悉數落入鷹派陣營。這一結構性缺陷，直接決定了本屆政府對華政策的底層色調。

更具決定性的影響來自外部——美國對荷蘭政經體系長達十余年的精準滲透。荷蘭在歐盟內素有“跨大西洋橋梁”之稱，其政治精英普遍接受美式教育、依賴美資智庫提供政策建議、關鍵媒體平臺長期接受美方背景基金會資助。

這種滲透已形成閉環生態：美國通過政治獻金影響地方選舉，借輿論議程設置引導公眾認知，以軍事合作協定捆綁技術標準制定權，再以半導體設備出口管制為杠桿，倒逼荷蘭調整產業政策方向。

尤其在輿論層面，美方支持的荷蘭媒體持續放大“中國資本收購核心技術資產”的敘事，刻意忽略安世半導體2017年被聞泰科技收購時已通過全部歐盟安全審查的事實，轉而強調“控制權變更”概念，成功將商業并購異化為國家安全議題。

美方策略的核心邏輯在于：只要將荷蘭塑造為“對華技術防火墻”的前沿支點，就能以點帶面撬動整個歐盟的對華技術政策轉向。荷蘭既是ASML光刻機總部所在地，又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封裝測試集群之一，其政策風向具有天然的示范效應與傳導效應。

正因如此，美國近年顯著加大對荷蘭政界的資源投入，包括設立專項基金支持鷹派議員智庫項目、邀請關鍵崗位官員赴美參加“技術安全研修班”、甚至協助起草限制中資并購的立法草案。這種深度嵌入式的操控，使荷蘭在技術主權議題上的自主決策空間被持續壓縮。

當國家意志日益讓位于外部議程，所謂的“強硬立場”實則是主權讓渡的遮羞布。本屆鷹派內閣的集體亮相，表面是荷蘭政治自主性的彰顯，實則是美式霸權精密運作下的標準化產出——其代價，將是荷蘭在全球半導體價值鏈中不可逆的地位下滑。

中方的應對智慧

面對荷蘭司法系統的定向審查，面對新內閣釋放的層層政治信號，中方未采取情緒化反制，而是展現出成熟大國的戰略定力：以精準克制的官方表態穩住基本面，以多維度務實合作夯實壓艙石，以時間換空間積蓄破局動能。

在2月12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彭博社記者拋出預設陷阱式提問，將安世事件歸因為“中方強行奪取企業控制權”，并誘導發言人評價荷蘭內閣人事安排，意圖誘導中方陷入“干涉內政”的話語陷阱。

林劍發言人以標準外交辭令回應，全程未使用任何主觀評價詞匯，既未提及荷蘭內閣成員姓名，亦未回應所謂“強搶所有權”的虛構指控，徹底規避了話語交鋒的潛在風險。

其核心表態聚焦三點：第一，重申中荷互為重要經貿伙伴的客觀事實；第二，強調雙方合作對全球產業鏈穩定的公共價值；第三，以建設性語氣表達對荷蘭新政府延續理性對話的期待。全文無一字涉及具體企業、個人或政策細節，卻完整覆蓋了中方核心關切。

這種“去焦點化”的回應策略，表面看是原則性表述，實則蘊含極高戰術精度：既守住不承認非法審查效力的底線，又避免將矛盾升級為國家間對立；既展現開放合作誠意，又為后續博弈預留充分彈性空間。

必須認識到，安世事件本質是中美科技博弈在歐洲的投影，荷蘭政府的行為邏輯，更多受制于華盛頓的安全指令而非海牙的自主判斷。中方對此有清醒認知：若將主要精力用于對荷施壓，無異于攻擊癥狀而非病灶；唯有持續強化自身半導體產業韌性，同步深化與歐盟其他成員國的技術互信，方能從根本上瓦解美方“以荷制華”的戰略構想。

因此，中方當前策略重心清晰可見：一方面加快國產車規級芯片認證進程，推動國內車企導入替代方案；另一方面加速推進中歐半導體工作組機制化建設，邀請德國、法國等技術強國共同制定供應鏈安全標準。這種“雙軌并進”的務實路徑，遠比單一對荷反制更具戰略縱深。

真正的力量，從來不在聲量大小，而在節奏掌控。中方選擇此刻保持戰略靜默，并非退讓，而是將有限外交資源聚焦于更具決定性的戰場——這恰是成熟博弈者最沉穩的落子。

結尾

一場圍繞安世半導體的風波，撕開了荷蘭政治生態的表層偽裝，暴露出美式霸權對歐洲技術主權的系統性侵蝕。

荷蘭新內閣的“強硬姿態”，實為政治表演的慣性使然；美方幕后推手的步步緊逼，則折射出單極秩序衰變期的焦灼與失序。

中方的回應，沒有硝煙彌漫的對抗宣言，卻以嚴密的邏輯鏈條構筑起反制屏障；沒有急于求成的戰術反擊，卻以扎實的產業布局贏得戰略主動。

這場風波終將沉淀為中荷關系演進過程中的一個坐標點——它標記著舊有依附模式的松動，也預示著新型平等合作的萌芽。歷史的天平，永遠傾向那些保持定力、深耕實力、尊重規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