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日歷翻回光緒二十一年,也就是1895年。
紫禁城里的那位爺,接到了西北遞上來的一本折子。
緊接著,一道火藥味十足的圣旨就發了出去,目標直指正在甘肅、青海那邊平亂的提督董福祥。
圣旨里的措辭那叫一個嚴厲:“聞得何得彪四營到湟后,有恣意焚殺之事,著董福祥查明具奏。”
這話翻譯成大白話就是:我聽說你的手下何得彪帶著四個營到了湟中,不像話,到處放火殺人。
董福祥,你給我好好查查,到底怎么個情況。
按規矩,皇上發火了,董福祥作為下屬,怎么也得嚇得哆嗦兩下,立馬把那個惹事的副將何得彪綁了,哪怕是為了做樣子也得給朝廷個交代。
可結局呢?
何得彪不但毫發無損,后來官還越做越大,錢越撈越多。
至于皇上親自過問的那場“恣意焚殺”,最后竟是不了了之。
這事兒咋一看,像是董福祥護犢子。
可要是你真把自己代入到1895年的西寧戰場,就會明白,這不僅僅是誰保誰的問題,而是一本透著血腥氣的“戰爭賬”。
在那場被稱為“河湟之亂”的絞肉機里,清軍面臨著一個兩難的選擇:當你兵力占優,卻碰上對方死命抵抗時,是該講那一套“仁義道德”,還是講究個“殺伐效率”?
董福祥跟何得彪,毫不猶豫地選了后者。
這個選擇背后,是晚清軍隊那套最黑的生存法則。
咱們先把時間軸往回拉一點,定格在1894年年底。
為了啃下西寧這塊硬骨頭,大清朝廷這次真是把棺材本都拿出來了。
據當時的記錄,從各處調來的客軍,加起來足有七八十個營,源源不斷地往甘肅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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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七八十個營是個啥概念?
按當時清軍的編制,一營大概五百號人。
就算這一路上吃空餉的情況不少,那也是三四萬實打實的正規軍。
陜西巡撫魏光燾親自帶著老湘軍的老底子來了,署理陜甘總督陶模派的大將趙有正也到了,再加上董福祥自家的甘軍主力。
單看紙面數據,這哪是打仗,簡直就是碾壓局。
誰知道一交火,清軍才發現這賬算劈叉了。
西寧的回軍雖然是老百姓造反,可那股子狠勁兒,真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拼命。
1895年1月15號,董福祥手底下的猛人何得彪——就是后來被皇上點名的那位,帶著弟兄們死磕西寧南川的申中堡。
在何得彪看來,正規軍打個土圍子,也就是幾炮的事兒。
結果呢?
人家據守土堡,死戰不退,雙方在城墻底下殺成了一鍋粥。
打到眼紅的時候,何得彪自己都掛了彩。
一顆槍子兒直接干在大腿上,史料里的記錄慘得很——血順著大腿根一直淌到腳脖子。
主帥都傷成這德行,底下的兵是個什么下場就不用多說了。
雖說最后靠著人多炮狠,硬是把堡壘給拿下來了,可看著滿地的尸首,這幫當兵的心態徹底崩盤。
不光何得彪這一路慘,別的幾路也沒好果子吃。
寧夏鎮總兵牛師韓帶著淮軍去攻哆吧,正撞上回軍頭領馬大頭三三。
這一仗把牛師韓打得那是元氣大傷,死傷過半,差點就把老本賠個底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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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頭,總兵趙有正去打北大通,結果讓人家來了個“甕中捉鱉”。
幾千號正規軍被困在一個山溝溝里足足一個月,那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
要不是后來救兵到了,這支部隊怕是就連渣都不剩了。
啰嗦這么多戰場細節,就是為了盤清楚一個核心邏輯:
在當時清軍將領的腦殼里,對面這幫人根本不是什么“一時糊涂的老百姓”,而是一群讓他們流血、斷腿、差點把命丟了的死對頭。
這種深入骨髓的仇恨,就是后來那個沒人性決策的導火索。
到了1895年年初,何得彪憋著一肚子邪火,把隊伍開到了西寧府城底下。
就在這會兒,戰場上出現極其諷刺、也極其考驗人心的一幕。
南川的好幾千回民,眼瞅著大軍壓境,不想打了。
他們手里舉著寫有“良民”倆字的白旗,拖家帶口地往府城那邊涌,意思很明白:我們投降,也就是官場上說的“就撫”。
這時候,擺在何得彪面前的路有兩條。
第一條:接受投降。
這是老祖宗兵法的正路子,也是當年左宗棠定下的“剿撫兼施”的老規矩。
好處是少造殺孽,積點陰德;壞處是一堆麻煩事——這幾千張嘴你要管飯,還得防著里面有詐,萬一晚上搞個暴動,那全是事兒。
最要命的是——收降的人,不算軍功啊。
第二條: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殺。
這在道義上肯定是個污點,叫“殺良冒功”。
可從利益上算,這一招簡直“一本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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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人最聽話,死人的腦袋能換白花花的銀子、換紅頂子官帽。
再說,對于大腿剛挨了一槍的何得彪來說,這還能出氣。
何得彪連眼皮都沒眨,直接選了第二條。
當時在場的還有個官兒,叫奎順,是青海辦事大臣。
奎順一看這場面,急眼了:人家都舉白旗了,你還要動手?
這不合朝廷法度啊!
于是他苦口婆心地勸。
可這會兒的何得彪,哪還聽得進半句人話?
史書上用了四個字形容他當時的牛脾氣:“力阻不聽”。
你是辦事大臣算老幾?
槍桿子在我手里握著呢。
于是,一場屠殺開場了。
何得彪那是故意裝瞎,假裝看不見那些晃眼的“良民”旗,大喊一聲全軍出擊。
《甘寧青史略正編》里記下了那個地獄般的場景:清軍對著手無寸鐵、舉著白旗的人群瘋狂開火。
因為對方壓根沒防備,這根本算不上戰斗,就是單方面的收割。
最后的結局是“死傷甚多,伏尸遍野”。
這一把,何得彪賭贏了戰術,輸光了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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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幾千條人命,把自己的頂戴花翎染得通紅,也順手把“剿撫兼施”這個政策扔進了垃圾堆。
但這事兒還沒算完。
何得彪敢這么無法無天,是因為他身后站著個更大的狠人——董福祥。
董福祥這人,也是個老江湖。
他自己早年就是造反起家的,后來被左宗棠招安,一路爬到封疆大吏的位置。
他太懂這種“非正規戰爭”里的彎彎繞了。
當他接過西寧戰事的指揮棒后,直接把左宗棠當年的“剿撫兼施”改成了“一意主剿”。
啥叫“一意主剿”?
說白了就是四個字:不留活口。
拿著槍對抗的,殺;放下槍投降的,照樣殺。
在后子河那一帶的沖突里,何得彪把這個精神貫徹到底。
史料記載那一仗,當場打死的回軍“過萬”。
其中有個細節特別驚悚——“槍斃加上掉進山溝摔死的,又有好幾千”。
這哪是打仗,這是在趕盡殺絕。
更讓人發指的是,這種暴行根本不分男女老少。
當副將張新銘帶人去救牛師韓的時候,為了報之前吃敗仗的仇,他在上五莊等地搞起了大清洗。
抓到的武裝人員砍頭也就罷了,可清軍連婦孺都不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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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弱孤寡之回,家搜戶索,銀錢糧草擄掠一空,無衣無食,雖生猶死。”
據署理陜甘總督陶模的說法,董福祥的兵在西寧那是“肆行殺戮,所部弁勇,任意淫擄,慘不忍言”。
大家注意,陶模可是當時的封疆大吏,連他都看不下去了,用了“慘不忍言”這四個字來形容友軍,你想想當時的場面得失控成什么樣。
事情鬧大了,風聲傳到了北京城,光緒皇帝下旨質問。
這其實是給董福祥出了一道送命題:你是要保你的兄弟,還是要守朝廷的規矩?
董福祥心里的算盤,打得比誰都精。
如果真的查辦了何得彪,確實能給上面一個交代,沒準還能博個“大義滅親”的好名聲。
但是,甘軍這支隊伍的人心就散了。
甘軍本來就是一股帶著濃厚江湖習氣的武裝,講究的是“大哥帶小弟,有肉一起吃,有黑鍋一起背”。
如果因為殺了幾個“反賊”(在他們眼里,不管投不投降都是反賊)就被治罪,以后誰還給董大帥賣命?
再說了,之前回軍造反時,也沒少對漢、蒙、藏民的村寨進行清洗,殺起老弱婦孺來也不手軟。
這種冤冤相報的仇恨循環,讓董福祥覺得何得彪干的事兒雖然出格,但“情有可原”。
所以,董福祥的招數是:和稀泥,糊弄鬼。
他當然不會真的去“查明”。
他的一封回奏,大概率就是把鍋全甩給回軍的頑抗,把被殺的老百姓說成是“混進來的奸細”,把何得彪的暴行包裝成“奮勇殺敵”。
因為之前回軍確實也有濫殺無辜的前科,朝廷在這個問題上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想深究了。
最后,何得彪屁事沒有,張新銘也逍遙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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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代價,全讓那些“漏網之魚”給扛了。
為了徹底斬草除根,董福祥在西寧搞起了“嚴打”。
他派兵到處抓人,前后逮了五百多個帶頭起事的骨干。
這些曾經在戰場上讓清軍聞風喪膽的頭目,一個個被抓捕歸案。
等著他們的,是最狠的刑罰——凌遲處死。
此時回看這一段歷史,何得彪在西寧城下拍腦袋的那個決定,雖然冷血透頂,卻精準地折射出了晚清軍事體制的崩塌。
為什么何得彪敢當著辦事大臣的面殺降?
因為他心里門兒清,在這個亂世道里,手里的槍桿子比朝廷的規矩好使。
為什么董福祥敢忽悠皇帝?
因為他知道,朝廷這會兒離不開他這支能打硬仗的“野戰軍”。
1895年的西寧,雪山還是那么白,但雪山下的那片土,卻被這套殘酷的決策邏輯,染得通紅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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