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去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是川普政府外交政策的首秀,副總統萬斯直接讓慕安會主席哭泣的演講揭開了歐洲和美國無論是安全利益上,還是對待西方文明態度上已經漸行漸遠的事實,那么今年這場會議上,國務卿盧比奧則延續了萬斯的基調,但更具體給出了重建歐盟聯盟的路徑,而經過這一年,盧比奧的演講雖然貌似溫柔,但也給出了歐洲所剩不多的選項,是和川普一起捍衛西方文明 ,還是繼續在自殘的左翼道路上狂奔,之所以不多,那是因為這1年,歐洲已經深刻體會到自己究竟能否離開美國的保護而實現所謂歐洲的獨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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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比奧首先回顧了慕尼黑安全會議的歷史,“在第一次聚會的時候,前蘇聯正一路推進,西方文明數千年的延續命懸一線。”
而現在我們作為一個歷史性聯盟的成員聚集在這里,一個拯救并改變了世界的聯盟,而“當這場會議在1963年創辦之初,它是在一個國家,更準確地說,是在一個自我分裂的大陸上開啟的。”
就在那第一次會議之前的幾個月,古巴導彈危機曾把世界推到核毀滅邊緣,“柏林墻的第一道鐵絲網圍欄在兩年前才剛剛豎起。“
“我們被一個共同目標所驅動,我們團結在一起,并不只是因為我們在反對什么;我們團結在一起,是因為我們在捍衛什么。”
于是,歐洲與美國并肩取勝,不過,盧比奧的演講,回顧冷戰歐美攜手的勝利并不是重點,而這只是他引出演講主旨的伏線,那就是,歐美在后冷戰時代陷入不可救藥的勝利幻覺,即所謂的 “歷史的終結”:
仿佛所有國家都會成為自由民主國家;
仿佛僅憑貿易與商業形成的紐帶就將取代民主國家;
仿佛“基于規則的全球秩序”(一個被濫用的詞匯)將取代國家利益;
仿佛我們將生活在一個沒有邊界的世界里,每個人都成為世界公民。
但這是極度的愚蠢,既無視人性,也無視5000多年來有文字記載的人類歷史的教訓,”而“我們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
他痛批這種幻覺導致我們擁抱一種教條式的、完全自由且不受約束的貿易愿景,而另一些國家保護本國經濟、補貼本國企業,系統性地壓低并擊穿我們的產業,迫使我們關閉工廠,去工業化,數以百萬計的工薪階層與中產崗位外包,并將關鍵供應鏈的控制權交到競爭者手中。
另外,我們越來越把主權外包給國際機構,“而許多國家則以犧牲自我防衛能力為代價,投入建設龐大的福利國家。”(這當然說的是歐洲)
與此同時,另一些國家卻投入了人類歷史上最快速的軍事擴張,毫不猶豫地動用硬實力追逐自身利益。
他痛批為了安撫 “氣候邪教”,我們對自己施加了讓人民日益貧困的能源政策,而我們的競爭者卻開采石油煤炭天然氣以及一切可用資源,不僅成為其經濟發展動力,還把這些資源當作對我們施壓的籌碼。
其次,“追求一個沒有邊界的世界,我們敞開大門,迎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移民浪潮,這種浪潮正在威脅社會凝聚力、文化延續性與我們人民的未來。”
當然,以上這些問題,不只是存在歐洲,也存在于美國,甚至更甚,只不過現在的美國在川普領導下,將再次承擔起更新與復興的使命,驅動 “一個像我們文明的過去一樣自豪、像我們文明的過去一樣主權清晰、像我們文明的過去一樣充滿生命力的未來。”
盧比奧表示,美國是歐洲之子,歐美本就屬于彼此,美國建國250年,但它的根源早在更久以前就發源于于這座大陸,哪怕自己祖籍的古巴,也同樣是同屬一個西方文明。
盧比奧似乎也回應了去年副總統萬斯對歐洲直言不諱的批評,“美國人在提出建議時,有時會顯得更直接、更緊迫,正因如此,川普總統要求歐洲朋友以嚴肅態度與對等原則相待,原因在于,朋友們,我們在乎,我們深切在乎你們的未來,也深切在乎我們的未來。”
而歐美不只是經濟軍事上的聯系,在精神文化上血脈相連。
我們希望歐洲強大,我們相信歐洲必須存續,“因為我們知道,歐洲的命運從來不可能與我們無關。”
我們要捍衛的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它完全有理由為自身歷史感到自豪,對未來充滿信心,并始終追求掌握自身經濟與政治命運的主導權。
他回顧了歐洲對世界近代的巨大貢獻,自由的種子、改變世界的思想,賦予世界的法治、大學體系與科學革命。
”只有當我們毫不道歉地擁抱我們的遺產、為這份共同繼承而自豪時,我們才可能一起開始構想并塑造我們的經濟未來與政治未來。“
他敦促歐洲振衰起弊,歐洲面臨的問題不是絕癥:
去工業化并非不可避免;
供應鏈主權的喪失也并非繁榮健康的全球貿易體系的自然結果:
大規模移民并不是、也從來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邊緣議題。
因此:
我們也必須重新掌控國家邊界,控制誰進入我們的國家、以及進入多少人,這不是仇外和仇恨,這是一項最基本的國家主權行為,做不到這一點,“不僅是對我們對人民所負最基本義務的失職,更是對社會結構與文明存續本身的迫切威脅。”
盧比奧的演講重申,我們不能再把所謂“全球秩序”置于我們人民與國家的根本利益之上,我們不需要放棄我們親手創建的國際合作體系,也不需要拆毀我們一起建造的舊秩序全球機構,但它們必須改革和重建。
雖然聯合國仍然具有成為世界向善工具的巨大潛力,但對最緊迫的問題,聯合國沒有答案,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
它無法解決加沙戰爭;它沒有解決烏克蘭戰爭;
它也無力約束德黑蘭激進什葉派教士的核計劃;
它同樣無法應對委內瑞拉毒品恐怖主義DC者,而這一切都由美國的出面才得以解決和推動問題的解決。
他呼吁歐洲:
我們曾經一起做到過一次,這也是今天川普總統與美國與諸位一道想再次做到的事情。
我們不希望盟友軟弱,因為那會讓我們更弱,我們希望盟友能夠自我防衛,讓任何對手都永遠不敢試探我們的集體實力。
“我們也不希望盟友被罪疚與羞恥束縛,我們希望盟友為自身文化與遺產感到自豪,明白我們同為一個偉大而高貴文明的繼承者,并且愿意與我們一道捍衛它。”
我們也不希望盟友為破碎的現狀尋找合理理由,而不去正視修復它所必需的一切。
不過,他也直言,美國沒有興趣去當“歐洲受控式衰落”的禮貌而遵守規則的監護人,言下之意就是,如果歐洲繼續依然故我,那么美國也會毫不猶豫的甩掉包袱。
盧比奧這番演講,有禮有節,不卑不亢,直言歐洲和曾經的美國面臨的去工業化,極端氣候邪教綁架國家工業經濟,對自我文明認同的敵視和自輕自賤,以至于引入大批移民來填塞摧毀自己,當然,他也給出解決這些問題的建議,以及川普政府希望和歐洲繼續并肩作戰捍衛西方文明的愿景。
如果歐洲依然對去年萬斯的演講憤憤不平,認為是萬斯挑起了歐美原本親密無間的沖突,讓歐洲承受一種被拋棄的怨女的憤恨,那么今年作為共和黨建制派精英的盧比奧的演講,則讓歐洲集體起立鼓掌。
事實上,盧比奧和萬斯所言所說,內核沒有變化,唯一讓歐洲能聽起來順耳逆耳的,其實就是萬斯作為政治素人的不加掩飾,而作為共和黨建制派精英的盧比奧,更能夠通過他們熟悉的政治性語言讓歐洲接受。
兩者相比,萬斯是直接用手術刀剖開歐洲和曾經美國在極左沖擊下的病體,而左派拒絕認錯的慣性,認為萬斯和川普是分裂的歐美元兇。
當然,更重要的問題是,萬斯對病人做了手術,也告訴歐洲要么死要么活的選項,雖然強化歐洲獨立,擺脫美國依賴是歐洲所有左派的口徑,但他們知道這不可能做到——除非他們自己先滾蛋,先解除那些束縛歐洲衰落的移民,環保,去工業化,高福利,廢弛軍備等一系列政策,否則歐洲無法獨立。
盧比奧這番話,對歐洲存在問題一點都沒有少指出來,只不過他承認雙方有巨大的合作,當然,這一切的前提需要歐洲廢止氣候邪教的綁架,把邊境扎起籬笆,捍衛歐洲文明的獨特性,不再無休止的道歉和敵視自身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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