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軍為何屢戰屢勝,國軍溈何迅速潰敗,主要還是老蔣的情報工作沒做到位。國共的情報工作,在抗戰前后有著明顯的局面轉換。抗戰前,國民黨反共時期,中共雖有錢壯飛等個別成功事例(“龍潭三杰”之一,后因1931年顧順章叛變而暴露,中共中央上海機關遭到大破壞),但在反共大環境下,中共作為“非法政黨”,是無法向國民黨的黨、政、軍系統實行大規模滲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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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1937年前,國民黨對中共領導機關的滲透相當成功,據“中統”要員萬亞剛自述,抗戰以前,上至中央,下至省委機關,“中統”都有內線布置,對其動態了如指掌。這使得早期的中共中央幾乎無法在上海立足,只能轉移到江西蘇區,依靠軍隊的保護生存。兩任上海局書記相繼因為被“中統”逮捕而叛變,機關被兩次連根拔起。后面書記李竹聲被中統特務盯梢,在法租界住所被捕,叛變后加入中統,并導致多人被捕,機關被毀。隨后繼任的書記盛忠亮(盛岳)因電臺臺長叛變供出住址,被中統逮捕,在女友秦曼云的勸降下叛變,上海中央局遭到第二次大破壞,電臺全毀,與共產國際聯系中斷。
1936年紅軍到達陜北后,情況開始發生轉變,從白區地下情報為主、多頭分散的狀態,進入陜北中央統一指揮,建立情報體系的狀態,并重建電臺。情報對象從只盯國民覺,到同時盯國民黨、日偽、地方實力派軍閥。李克農與張學良組織秘密會談,最終促成張學良與周恩來見面和西安事變的情報支持,就是當年情報工作的重大成果。1937年抗戰爆發,由于國共合作,中共獲得了情報工作的空間。一些著名情報人員都在此時開始打入敵人內部。
如張露萍1939年打入軍統,組建地下支部(1940年身份暴露被捕,關押息烽集中營,1945年犧牲);熊向暉(1919-2005)在1937年開始受周總理指示,潛伏在胡宗南身邊長達十年,1943、1947年兩次提前密報國軍的突襲延安計劃;王超北(1903-1985)任西安情報處(西安特科)處長,潛伏十年,報送2400多份國民黨核心情報;還有傳奇人物沈安娜,1934年在速記學校練出每分鐘200字以上的速記技能,1935年因為速記專長,打入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任速記員。
1939-1949年任蔣介石身邊的機要速記,列席最高軍政會議14年,記錄蔣介石、何應欽、陳誠等絕密講話。1943年兼為宋美齡講話速記。1946年送出全面內戰作戰計劃。期間,她全靠記憶和膝上速記傳遞內容,從不使用電臺,往往是當晚由丈夫華明之(也是特科情報員)整理內容,經地下交通線送延安。她曾經歷上線被捕、與組織失聯等,但從未暴露(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撤離到上海,2010年在北京逝世)。
且由于1936-1938年的內外宣工作,中共、八路軍對外展現出了民主、廉潔、奮斗、親民的形象,與國民黨的腐敗官僚體系形成對比,許多人轉而仰慕中共。之前因怕死而投降的叛變人員,也有不少回到組織,如1932年叛變、后任中統陜西站站長的李茂堂,于1943年回歸;1935年叛變的袁殊,1937年重新恢復組織關系,成為“五重間諜”。1943年延安指示西安情報處:“為了要開展情報工作,必須大膽放手地吸收各種各界人員,這是我們的既定方針。
你處工作干部中,無論曾脫離過黨或自首叛變過黨,或是特務,只要他愿意為我黨工作,均可使用。”對于這些人,原則是保持單線使用和可審查的狀態,讓他們戴罪立功,但不恢復覺籍、不進入核心。到解放戰爭時期,蔣介石身邊也是諜影重重。被蔣罵作“最大共諜”的郭汝瑰,陳誠嫡系起家,1945年成為共軍內線,1946-1948年任國防部作戰廳廳長,給我軍送來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戰役大量情報。
有趣的是當時由于他不愛享樂,被何應欽質疑“不貪不嫖,非共黨誰能如此”。但直到1949年12月在宜賓起義,都未被蔣發現。從1927年開始潛伏二十年之久的廖運周,淮海戰役時為第110師師長(黃維兵團主力),組成“廖家情報班””,1948年公開起義,導致黃維兵團突圍失敗,被全殲。當時,黃維讓廖打頭陣突圍,廖則把突圍計劃直接送給解放軍。所以說,情報工作是重中之重,奈何當時的蔣軍并不重視導致屢次被我軍重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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