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代號秋蟬，墓碑上不敢刻真名：最孤獨的五重間諜，到死都在演戲

袁殊，在情報界，他是唯一的神話，也是唯一的孤魂。

中共、中統、軍統、日偽、青紅幫，五重身份，五副面具。

抗戰勝利了，他是功臣，卻必須改名換姓，他活著，名字卻死了。

——《壹》——

1931年的上海，空氣里都是火藥和油墨的味道，那是袁殊最想做英雄，卻最不像間諜的時候，那年他20歲，剛從日本回來，滿腦子都是狂熱的左翼思想。

“左聯五烈士”被國民黨秘密槍殺，沒人敢說話，他敢，他不但敢，還大張旗鼓地發報道，硬是把國民黨的遮羞布給扯了下來。

這時候的袁殊，紅得刺眼。

潘漢年找到了他，這是中共情報戰線的頂級操盤手，潘漢年看著這個熱血青年，只說了一句話：“如果你想真正為黨工作，就得把這一身紅色褪干凈。”

怎么褪？變灰，變黑，變爛。

從那天起，那個激進的左翼青年“死”了，袁殊開始混跡十里洋場，學著喝花酒，學著在這個光怪陸離的租界里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1932年，機會來了。

他的表哥賈伯濤是黃埔一期生，正經的國民黨嫡系，經由這層關系，袁殊敲開了國民黨中統的大門，面試他的是中統頭子吳醒亞。

這是一場拿命做賭注的面試。

袁殊沒有像普通特工那樣唯唯諾諾，他一臉市儈，大談自己在日本的關系，大談如何利用新聞記者身份刺探消息，他甚至主動賣給了中統一些“左翼情報”。

當然，這都是潘漢年精心挑選的、過時的、無關痛癢的消息。

吳醒亞信了，他覺得這個年輕人貪財、愛名、有路子，正好是一把好用的臟刀，袁殊就這樣成了中統的情報股股長。

這是他的第二重身份。

那天晚上，袁殊看著鏡子里的自己，那張臉熟悉又陌生，他剛剛向敵人宣誓效忠，但他口袋里裝著的，是中共特科紅隊的接頭暗號，戲，開場了。

——《貳》——

只要一只腳踏進泥潭，你就得學會游泳，有了中統記者的身份，袁殊把目光投向了虹口，日本人的地盤，1933年，他認識了日本駐滬領事館的副領事巖井英一。

巖井英一是個中國通，但他看不透袁殊。

他眼里的袁殊，是個精通日語、對南京政府不滿、渴望在日本尋找出路的聰明人，袁殊投其所好，把從中統那里搞來的關于國民黨內部派系斗爭的情報，轉手送給了日本人。

中統以為袁殊在套日本人的話。

日本人以為袁殊在賣國民黨的底，只有袁殊自己知道，這兩邊的情報，最終都擺在了延安的案頭，巖井英一大喜過望，甚至按月給袁殊發津貼。

這是袁殊的第三重身份：日方情報員。

但意外總比計劃快，1935年，著名的“怪西人案”爆發，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華爾敦被捕，牽出了一連串名單，袁殊的名字赫然在列。

他被捕了，關在湖北反省院。

這是真正的生死局，如果他扛不住，潘漢年、上海地下黨線、中統內線將全軍覆沒，如果他扛得太死，國民黨會懷疑他的背景。

袁殊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

他承認了自己是“受人利用”加入了激進組織，但對核心機密只字未提，同時利用父親是國民黨老同盟會會員的關系四處運作。

他賭贏了，國民黨覺得他只是個“誤入歧途”的青年。

關了8個月，放了，出獄后的袁殊，成了斷線的風箏，組織為了安全暫時切斷了聯系，他沒飯吃，沒路走，但他知道，只要身份還在，這盤棋就能活。

為了在這亂世立足，1937年，他干了一件更絕的事：拜杜月笙為師。

在上海，黑幫有時候比政府管用，袁殊開了香堂，成了青紅幫的“通”字輩弟子，和杜月笙成了師兄弟。這是他的第四重身份。

有了黑幫護身，有了日本關系，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找上門了。

戴笠看中了袁殊手里那條通往日本高層的線，在戴笠眼里，袁殊是個難得的“日本通”，戴笠親自登門，在這個不到30歲的年輕人面前，極盡拉攏之意。

袁殊不動聲色，他此時已經重新聯系上了潘漢年。

潘漢年的指令只有兩個字：“答應。”1937年，抗戰爆發，袁殊正式加入軍統，被任命為上海區國際情報組少將組長，這是第五重身份。

此時的袁殊，手握日本人的津貼。

全天下最荒誕的劇本，都不敢這么寫。

——《叁》——

1939年，上海極司菲爾路76號，魔鬼橫行，而在寶山路，袁殊建起了一座“巖井公館”，表面上，這是日本人專門搜集中國情報的機構，袁殊是這里的全權負責人。

在上海市民眼里，袁殊成了徹頭徹尾的“大漢奸”。

他出任汪偽政府的宣傳部副部長，甚至當了偽江蘇省教育廳長，那是他人生最黑暗，也最輝煌的時刻，走在街上，有人想朝他扔石頭。

回到家里，連親戚都用異樣的眼光看他。

誰能想到，這座“巖井公館”，實際上是中共在上海最安全的堡壘？袁殊把這里變成了“自家后院”，巖井英一給了袁殊一大筆錢。

讓他買印刷機，辦刊物，替日本人做宣傳。

袁殊拿了錢，轉手就安排中共地下黨員混進來，惲逸群、翁從六……一個個中共特工，穿著西裝革履，大搖大擺地走進這個日本情報機構上班。

他們拿著日本人的工資，用著日本人的設備。

編印出的卻是宣傳抗日的《新中國報》，更瘋狂的是，袁殊在巖井公館里架設了一部秘密電臺，就在日本憲兵的眼皮子底下，一道道紅色電波，穿過層層封鎖，直飛延安。

情報，源源不斷。

1939年，英法企圖犧牲中國向日本妥協，策劃“遠東慕尼黑陰謀”，袁殊第一時間拿到了核心情報，延安迅速揭露了這一陰謀，震驚了英法，迫使他們收斂。

1941年6月，德國即將進攻蘇聯。

這個改變二戰進程的絕密情報，通過袁殊的手，傳到了黨中央，隨后，又是關于日軍動向的戰略級情報：“日軍將停止北進，轉而南下。”

這意味著蘇聯遠東無戰事，蘇聯紅軍可以抽調兵力西線抗德。

意味著中共在華北的壓力將產生變化，這每一個字，都是袁殊提著腦袋換來的，為了維持這些關系，他必須演得比漢奸還像漢奸。

他要陪日本人喝酒，要幫汪偽政府站臺。

他的母親無法忍受兒子的“墮落”，在痛苦和不解中，對他失望透頂，袁殊不能解釋，一句都不能解釋，哪怕是面對最親的人。

他也只能咽下所有的委屈，換上一副玩世不恭的笑臉。

他孤獨嗎？或許吧，在深夜的巖井公館，看著窗外日軍巡邏隊的探照燈劃過夜空，他只能獨自撫摸那把只有自己知道真相的槍。

他清楚，只要他活著一天，罵名就會伴隨他一天。

——《肆》——

1945年，日本投降了，戲，終于要落幕了，軍統的戴笠想起來他在上海還有個少將組長袁殊，準備重用他，讓他去肅清日偽資產。

但袁殊知道，軍統的飯，吃到頭了。

10月7日，袁殊接到了組織的撤退命令，他最后看了一眼大上海的繁華，這一走，袁殊這個名字，就要徹底消失了。

他帶著簡單的行李，趁著夜色，來到了蘇北解放區。

沒有鮮花，沒有掌聲，沒有凱旋的儀式，因為他的身份太復雜了，在國統區，他是通緝的“叛徒”，在不知情的群眾眼里，他是人人得而誅之的走狗。

為了保護他，也為了工作的需要，組織決定：改名。

從此，世上再無袁殊，只有一個叫“曾達齋”的中年干部，這不是一個名字的變更，這是對他前半生所有榮耀與屈辱的物理封存。

他的孩子們從小只知道父親叫曾達齋。

只知道父親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從不知道父親曾是那個叱咤風云的“五面人”，1949年后，他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默默無聞。

但歷史的慣性是巨大的，那樣復雜的經歷，注定了他后半生的路不會平坦。

1955年，袁殊被帶走了，這一走，就是20多年的漫長歲月，1982年，他終于恢復了自由，此時，他已經是一個71歲的垂暮老人。

但他依然記得那些代號，記得那些在刀尖上跳舞的日子。

他唯一的愿望，是想把名字改回來，他說：“縱觀我的一生，袁殊這個名字，沒什么見不得人的。”那是他用青春、熱血和一世罵名鑄就的勛章。

1987年，袁殊在北京病逝，他走得很安靜。

在那段漫長的歲月里，他的墓碑上用的是化名“曾達齋”，這是一個特工最后的宿命，生前，為了信仰，他隱去了真容，死后，為了歷史，他隱去了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