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本質？英專家：中國觸碰了西方300年來最大的“禁忌”

什么是中美博弈的本質？對此英專家有自己的看法。

幾十年時間里，中美兩國關系始終是國際輿論場上的焦點，從中美建交初期的相互利用與戰略接觸，到近年來的全面博弈與對抗，這段關系穿越了冷戰后多極化世界的劇烈變動，成為全球政治版圖中最具張力的一條主線。

而英國學者馬丁·雅克曾在多個公開演講中表示，西方真正感到震驚的，不是中國變強了，而是中國偏偏沒選擇西方那一套，卻依然一路走到了世界舞臺的最前排。

這話聽上去不復雜，但拆解開來，它背后其實藏著一次力量格局的劇烈轉向，一場來自意識深處的“禁忌”，被我們中國打破了。

如果你長期在倫敦或華盛頓的政策圈活動，會很容易感受到一種結構性的自信。

這種自信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建立在近三百年西方主導全球秩序的歷史經驗之上：工業革命、金融體系擴張、殖民體系重組、戰后制度建構，一整套政治與經濟范式被打包為“成功模板”。

在這種敘事框架里，民主制度與自由市場常常被視為繁榮的充分條件，冷戰結束后，這種信念更是達到頂峰。

蘇聯解體、東歐轉型，被許多人解讀為“制度競爭”的終局，歷史似乎已經給出答案：政治多元化、資本自由流動、私有化改革，才是現代化的唯一通道。

因此，當中國在改革開放后逐步融入全球體系時，不少西方觀察者默認了一個前提——經濟增長最終會引導政治結構趨同。

這種假設背后的邏輯并不隱晦：市場化會催生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會推動制度轉型，轉型將帶來制度收斂。俄羅斯與部分東歐國家的路徑，被視為參照系。

然而，2008年成為關鍵轉折點，那一年，雷曼兄弟破產，引發全球金融危機。華爾街的震蕩迅速擴散至歐洲主權債務市場，全球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西方主導的金融資本模式遭遇嚴峻挑戰。

與此同時，中國采取了以基建和產業投資為核心的刺激方案，無論外界如何評價其長期成本，這種政策在短期內穩定了增長預期，并維持了較高的發展速度。

高鐵網絡擴張、城市基礎設施升級、產業鏈延伸，成為那段時間最顯著的現象之一。

這并不意味著某一模式絕對優越，而是表明經濟治理路徑存在多樣性。危機應對方式并非單選題。

2014年，世界銀行發布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經濟體量數據，中國總量超過美國。

統計口徑不同導致結論解釋空間很大，但象征意義卻無法忽視，長期以來以GDP規模衡量實力的體系，第一次出現結構性變化。

當既有公式無法完整解釋現實，戰略焦慮自然產生。對一些西方決策者而言，這種變化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制度敘事的挑戰，如果“民主=繁榮”不再是唯一映射關系，那么制度優越性的論證基礎就需要重新構建。

2014年之后，中美關系逐漸進入競爭主軸。從貿易摩擦到技術限制，從投資審查到出口管制，政策工具箱被頻繁啟用。

特別是在半導體、5G、人工智能等領域，限制措施層層加碼。華為、中興等企業成為焦點，芯片制造與高端設備供應鏈受到影響。

在戰略層面，美國希望通過技術優勢維持競爭領先地位。這種做法符合大國博弈的傳統邏輯——控制關鍵節點，影響對手發展速度。

但技術限制往往帶有雙向效應。一方面，它確實增加了企業成本與研發壓力；另一方面，也促使本土替代與自主研發提速。過去“造不如買”的成本模型，被安全與戰略因素重新改寫。

2020年代以來，中國在半導體設計、操作系統生態、通信設備等領域加大投入。進展不均衡，有成功也有瓶頸，但方向已明確：降低外部依賴度，提高系統韌性。

與此同時，資源博弈也進入視野。中國在稀土開采與分離提純領域占據較高全球份額。稀土并非“萬能資源”，但在高端制造、軍工、新能源等領域具有重要作用。當出口管理政策收緊時，國際供應鏈立即產生連鎖反應。

這說明現代經濟的相互依存結構已經高度復雜。單向施壓難以完全奏效，因為供應鏈是網狀而非線性。

如果說技術與資源仍屬于“硬對抗”范疇，那么標準與規則的競爭則更加隱蔽。通信協議、工業接口、支付系統、能源并網標準，這些看似技術細節的內容，實際上決定了全球協作方式。

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中國企業參與建設鐵路、電站、通信網絡。當某個國家采用某種信號系統或技術規范時，其后續維護、升級與生態選擇往往會形成路徑依賴，標準意味著接口，接口意味著生態，生態意味著長期綁定。

這正是國際競爭的深層邏輯：誰掌握規則制定權，誰就擁有結構性影響力，過去幾十年，西方在金融清算體系、技術標準組織、知識產權規則中占據主導地位，如今，隨著新興經濟體崛起，規則博弈呈現多極化趨勢。

對一些西方國家而言，焦慮不完全來自貿易逆差或產業競爭，更來自敘事挑戰。如果存在一種不同路徑同樣可以實現現代化，那么制度單一化的理論基礎就會松動。

但需要警惕的是，把國際關系簡單化為“零和博弈”同樣存在風險。全球化結構已經深度交織，供應鏈脫鉤并非易事，技術競爭與合作并存，沖突與妥協交織，是更接近現實的狀態。

歷史并非直線演進。大航海時代以來，權力中心多次遷移，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美國，都在不同階段扮演過核心角色，每一次轉換，都伴隨著認知震蕩與制度重塑。

今天的變化，或許正處在類似節點，多極化趨勢增強，新興市場影響力上升，傳統強國面臨結構調整。

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誰“取代”誰，而是全球秩序如何在競爭與合作之間找到新的平衡。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之間能否形成穩定共存機制，是未來幾十年的關鍵問題。

如果說過去三百年的主題是擴張與主導，那么未來幾十年的關鍵詞可能是協調與共存。

文明的發展從來不只有一條軌道。經濟模式可以多元，制度結構可以差異，技術路徑也可能并行。競爭難以避免，但認知開放同樣重要。

在這個藍色星球上，復雜性正在上升。也許真正的成熟，不是堅持單一答案，而是承認世界本身就容納多種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