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與相權的較量：胡惟庸案背后的明代政治變革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應天府登基稱帝，國號大明，年號洪武。

這位從草莽中崛起的開國皇帝，面對百廢待興的新王朝，首要任務便是穩定朝局、鞏固政權。

在眾多開國功臣中，李善長因其“少有智計，習法家言，策事多中”而備受器重，被朱元璋任命為左丞相，封宣國公，位列“開國六公”之首。

朱元璋對李善長的倚重可謂無以復加。他曾將李善長比作漢之蕭何，在詔書中直言：“善長雖無汗馬功勞，然供給軍需、保障后勤，其功甚大，朕之蕭何也。”

為加深君臣紐帶，朱元璋更將長女臨安公主下嫁李善長之子李琪，結為兒女親家。如此殊榮，在明初功臣中堪稱絕無僅有。

然而，權力如酒，易醉人心。隨著相位穩固，李善長漸生驕縱，“日益驕肆，擅權自用”。

他利用手中權柄，對朝中異己“數言于上，多所摒斥”，甚至在朱元璋面前也漸顯不恭。這位從淮西跟隨朱元璋起事的謀士，逐漸成為皇權之側一道日益膨脹的陰影。

朱元璋出身寒微，歷經亂世，對權力威脅有著近乎本能的敏感。他開始意識到，李善長已成尾大不掉之勢，必須加以制衡。

然而李善長行事老練，“性寬和，雖無大過”，一時難以找到懲治借口。于是，朱元璋將目光投向了另一位開國謀臣——劉伯溫。

劉伯溫，名基，以神機妙算、運籌帷幄著稱，在民間有“三分天下諸葛亮，一統江山劉伯溫”之美譽。

朱元璋意圖提拔劉伯溫為相，以牽制李善長。然而劉伯溫深諳“飛鳥盡，良弓藏”之理，更明白自己與淮西勛貴集團的隔閡，故以“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由，堅辭不受。

劉伯溫的婉拒使朱元璋的制衡計劃受挫。恰在此時，李善長向朱元璋推薦了一位同鄉——胡惟庸。

此人乃濠州定遠人，與李善長同鄉，自至正十五年（1355年）投奔朱元璋以來，憑借機敏干練漸露頭角。李善長的舉薦，既是鄉誼之情，亦隱含鞏固自身勢力之圖。而朱元璋正苦于制衡李善長無人可用，便順水推舟，提拔胡惟庸。

胡惟庸確有其能。“為人聰慧，善揣上意”，對朱元璋的心思往往能精準把握。他更擅長經營人際，通過“賄賂上官，結納下僚”編織關系網絡，在朝中迅速崛起。洪武六年（1373年），胡惟庸升任右丞相，不久又進左丞相，權傾朝野。

大權在握的胡惟庸，漸漸展露本性。他“獨斷專行，生殺予奪”，將相權發揮到極致。

各地奏章必先經其手，凡彈劾自己的奏疏一律扣押，使朱元璋難以聽聞真實輿情。他更利用職權，“賣官鬻爵，結黨營私”，朝中形成“惟庸黨”，氣焰囂張。

劉伯溫見狀憂心忡忡，不顧病體向朱元璋進言：“胡惟庸乃轅下之駒，非宰輔之器，用之恐傷國本。”這番忠言卻為胡惟庸所知，從此埋下禍根。

不久，劉伯溫患病，胡惟庸奉旨探視并攜醫送藥。服藥后，劉伯溫病情急劇惡化，不久逝世。此事雖無確鑿證據，然朝野多疑為胡惟庸下毒所致。

胡惟庸除去劉伯溫后，更加肆無忌憚。他甚至試圖拉攏大將徐達，遭拒后竟謀劃暗殺。徐達門房忠貞不二，將陰謀告知主人，徐達驚駭之余愈加謹慎，自此“深自斂抑，不與外事”。

胡惟庸的種種惡行，朱元璋并非不知。帝王心術，講究時機。朱元璋一面“佯為不知，姑息縱容”，一面暗中收集證據。

胡惟庸卻誤判形勢，以為皇帝昏聵可欺，行事愈加張狂。他私自扣押外國貢使，與倭寇、北元暗通款曲，甚至“陰養死士，謀為不軌”。

洪武十二年（1379年），胡惟庸之子墜車身亡，他竟私自處死車夫泄憤。朱元璋聞訊，表面不予追究，暗中卻加速布局。

次年正月，朱元璋以“擅權枉法、圖謀不軌”之罪逮捕胡惟庸。

臨刑前，胡惟庸對朱元璋破口大罵：“朱和尚，卸磨殺驢！”朱元璋怒不可遏：“朕不但殺汝，且誅汝九族！”

胡惟庸案牽連之廣，震驚朝野。“株連蔓引，死者三萬余人”，成為明初四大案之首。

朱元璋借此案徹底改革政治體制，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下詔：“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聞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雖有賢相，然其中多小人專權亂政。今罷中書省，廢丞相制，事皆朝廷總之。”

丞相制度的廢除，標志著明代皇權專制達到頂峰。

然而，這一系列清洗也為日后埋下隱患。朱元璋為保皇孫朱允炆順利即位，繼續清洗勛貴集團，導致建文帝登基后“朝廷無可用之將，國無柱石之臣”。

最終，燕王朱棣起兵“靖難”，建文帝不知所終，這或許是朱元璋始料未及的。

胡惟庸的興亡，恰如一面鏡子，映照出專制皇權下君臣關系的本質。

朱元璋用李善長開國，以胡惟庸制衡，最后借胡案收權，每一步皆深謀遠慮。而胡惟庸從權傾朝野到身死族滅，既是個人野心膨脹的必然，也是皇權政治中“狡兔死，走狗烹”的生動寫照。

在這場權力博弈中，沒有永恒的贏家，只有不斷強化的皇權，與無數被吞噬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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