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杰：“天時”與三國的戰爭

《孟子·公孫丑下》曾指出影響戰爭勝負的三個因素——天時、地利與人和。所謂“天時”，在這里可以理解為天氣和時令。《孫子兵法·計篇》也強調要根據“五事”，即“道”“天”“地”“將”“法”來衡量敵我的優劣，探索彼此的勝負關系。“五事”當中的天、地，張預注釋為“上順天時”，“下知地利”(1)。孫武又說：“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2)是講它包括晝夜陰晴、嚴寒酷暑與四時節令。梅堯臣注曰：“兵必參天道，順氣候，以時制之，所謂制也。《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3)是說用兵作戰必須參照自然界的運行規律，順應氣候變化，以季節時令來控制。《司馬法》說，在冬季和夏天不出征，以此體現出對百姓的愛護。《吳子·料敵篇》則論述了軍隊處于劣勢的八種情況，其中有三種和天時有關，即“疾風大寒”，“盛夏炎熱”及“天多陰雨”(4)，這些氣候現象會給部隊的行軍和休息、給養的供應帶來嚴重損害。作戰中被動迎戰的一方，是沒有辦法躲避上述不利因素的，但是主動進攻的一方則有條件從容地進行考慮，選擇那些適于作戰的季節出兵，而盡量避開氣候惡劣的時令。雖然俗話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就三國的很多大規模戰役來看，天時，也就是季節和氣候的影響還是非常重要的，有時候能夠左右戰斗的勝負。下文予以詳述：

一、曹魏西晉與孫吳作戰的季節性

三國戰爭的地理表現形式基本上是曹魏與吳、蜀的南北對抗，其中主要是魏、吳兩國的抗衡，即使后來蜀國滅亡，西晉與吳國沿江對峙的形勢也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仍然延續了二十多年。縱觀曹魏、西晉對孫吳的大舉南征，有著鮮明的季節性。下面依據《三國志》和《晉書》，并參考《資治通鑒》，將它們大規模對吳作戰的時間綜述如下：

（一）曹操與孫權、劉備的赤壁之戰。漢獻帝建安十三年（208），“十二月，孫權為（劉）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5)于是撤兵回到北方。

（二）曹操的“四越巢湖”。其中建安十四年（209）、十九年（214）兩次，曹軍只是到了合肥以后就撤退了，并沒有臨江與孫權交戰，屬于演習性質的軍事行動，故不予列舉。與孫權交戰的兩次分別為：建安十七年（212），“冬十月，公征孫權。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6)建安二十一年（216），“冬十月，治兵，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溪。權在濡須口筑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7)

（三）曹丕三道征吳。始于黃初三年（222），“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8)十月，“（魏文）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并進，（孫）權臨江拒守。”(9)黃初四年（223）三月丙午曹丕下詔撤兵，“且休力役，罷省徭戍，畜養士民，咸使安息。”(10)

（四）曹丕的兩次廣陵之役。第一次是在黃初五年（224），“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11)十月撤回許昌。第二次是在黃初六年（225），“八月，帝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余萬，旌旗數百里。”(12)因天寒河道結冰，舟師不得入江，當月撤退。

（五）曹休入皖之役。太和二年（228），魏揚州都督曹休率軍隊、民夫十萬余人經合肥征吳。“秋九月，曹休率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即陸遜）戰于石亭，敗績。”(13)皖城在今安徽潛山縣，石亭在其北。

（六）司馬懿赴皖之役。正始四年（243），“秋九月，帝（司馬懿）督諸軍擊諸葛恪，車駕送出津陽門。”(14)司馬懿領兵離開洛陽開赴皖城，大約十月到達舒城（今安徽廬江縣西南），得知吳將諸葛恪焚燒糧草撤退便停止前進，休整了十天后撤軍。

（七）荊州魏軍三路伐吳。嘉平二年（250）十二月，“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吳，破之。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州泰攻吳，破之，降者數千口。”(15)其中魏荊州都督王昶率軍進攻江陵（今湖北荊州市），王基攻夷陵（今湖北宜昌市），州泰攻巫、秭歸等地，獲勝后即撤兵。

（八）魏軍三道征吳。嘉平四年（252）十一月，魏國詔令王昶等三路伐吳。“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毌丘儉向武昌。”(16)諸葛誕、胡遵等被吳軍擊敗后，三路魏軍相繼撤兵。東興在今安徽巢湖市東關鎮。

（九）西晉滅吳之役。晉武帝咸寧五年（279），“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瑯邪王（司馬）伷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西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東西凡二十余萬。”(17)太康元年（280）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所向皆克。”(18)二月，王濬、唐彬率舟師陸續攻克丹陽、西陵、荊門、夷道、樂鄉、巴邱。“三月壬寅，王濬以舟師至于建鄴之石頭，孫皓大懼，面縛輿櫬，降于軍門。”(19)

以上數據表明，曹魏、西晉對吳國的大規模出征基本上都在秋季或冬季發兵，盡量在秋末或冬季與吳國交戰，時間較長的戰役會延續到第二年的二月、三月，明顯地避免在春夏兩季出兵作戰。這樣安排有以下幾點好處：

第一，天氣涼爽，古代長江流域夏季酷熱難當，對于北方士兵來說，秋冬季節出征氣候要舒適得多，特別是長江流域的冬季也沒有中原那樣寒冷，在秋冬作戰可以減輕因為水土不服和飲食不衛生所造成的疾病減員。即便如此，北方軍隊在當地長期作戰仍然會感染和爆發大規模瘟疫。例如赤壁戰前，周瑜曾分析說曹操“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20)。后來情況果然如此，曹操“與（劉）備戰，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21)。戰后曹操寫信給孫權說：“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22)黃初三至四年（222—223）江陵之役，曹丕詔書說撤兵原因是“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涂地，恐相染污”(23)。實際上是攻城部隊中已經多有患病者，加上傷亡很大，這仗打不下去了才命令撤退的。如果是夏季，疾病問題會更為嚴重。

第二，秋冬季節，是長江的枯水期，水面相對狹窄，波濤也不那么洶涌，對于艦船駕駛及戰斗能力較弱的北方軍隊來說，在這個時期渡江或是水戰要容易許多。這種情況包括長江中下游的多數地區，但是在廣陵至丹徒（今江蘇鎮江市）一帶，由于瀕臨喇叭狀的長江出海口，仍然是水面較寬，風浪很大。如黃初六年（225）魏文帝至廣陵，“時天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24)后來曹魏、西晉征吳都不再由中瀆水道南下，有意識地避開這個區域。

第三，秋冬季節出兵，后方已經過谷物的收割，軍糧的供應比較充裕。崔寔《四民月令》曰八月：“糶種麥，糴黍。”石聲漢注：“八月，大家都有新黍可糶，便當糴入了。”(25)崔寔又云：“九月，治場圃，涂囷倉，修竇窖。”(26)以儲藏收獲的糧食。如果是春夏出征，正是青黃不接的季節，糧草接濟相當困難，不利于軍隊的后勤補給。此外，秋冬時期敵國的糧草也已經收獲，進兵交戰時還可以劫掠對方的糧食和飼料來補充己用，起到一舉兩得之效果。孫武曰：“取用于國，因糧于敵，故軍食可足也。”又云：“故智將務食于敵，食敵一鐘，當吾二十鐘；萁稈一石，當吾二十石。”(27)

第四，秋冬季節多刮西北風，對于北方軍隊的船只南渡非常有利。冬天雖然也會有東南風出現，但那畢竟只是個別的暫時現象。

與魏晉軍隊情況不同的是，孫吳經常在夏季出兵，發動較大規模的攻勢。例如建安十九年（214），“五月，（孫）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參軍董和，男女數萬口。”(28)建安二十年（215）夏，孫權“乃遣呂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以御關羽。權住陸口，為諸軍節度”(29)。《資治通鑒》卷67載其事在五月。嘉禾三年（234），吳國響應諸葛亮的北伐，“夏五月，（孫）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眾圍合肥新城。”(30)赤烏四年（241），“夏四月，（孫權）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31)同時命令“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騭寇柤中”(32)。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孫吳多利用水軍舟船運送兵力，北伐要憑借漢水、濡須水、中瀆水、皖水等溝通南北的河道，這些水道冬季水少，河道淤塞，航船容易擱淺；而夏季是汛期，水深容易航行，所以孫吳往往在夏天出兵。另外，吳國軍隊士兵是南方人，適應暑熱天氣，不易生病，相比北方軍隊要好得多。

為了揚長避短，曹魏方面也曾抓住冬季河道水淺、不宜行船的氣候特點，來打擊孫吳的沿江據點。例如前述正始四年（243）司馬懿赴皖之役，諸葛恪在皖城積聚糧秣，伺機騷擾邊境，魏國守軍深受其苦。司馬懿準備在冬季領兵進攻皖城，消除敵人的這個前線基地。朝內很多人認為，“賊據堅城，積谷，欲引致官兵。今懸軍遠攻，其救必至，進退不易，未見其便。”(33)司馬懿回答說：敵人擅長的是水戰，現在我們進攻皖城，看看他們如何應付。若還是依托水軍的長處，丟棄皖城逃走，這正是朝廷預先計劃的取勝謀略。“若敢固守，湖水冬淺，船不得行，勢必棄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34)司馬懿大軍到達舒城后，諸葛恪果然不敢應戰，按照孫權的指示，“焚燒積聚，棄城而遁。”(35)魏軍不戰而勝，拔除了這個威脅邊境的據點。

二、盛夏出征，兵家所忌

對于普通的步兵、騎兵來說，盛夏出師通常為將帥所忌憚，其原因在于暑熱難當，能夠直接影響軍隊的戰斗力，還會因為飲水不衛生而導致疾病，夜晚由于蚊蟲叮咬和高溫難以入睡等等。如果是短期作戰，這些不利因素還影響不大，但要是夏季長期持續交鋒，軍隊可能會出現大量非戰斗減員，致使戰役無法進行下去。比如孫吳建興二年（253）諸葛恪征淮南失利，就是一個典型的戰例。孫權病逝后，太傅諸葛恪主持朝政，在東興之役中打敗魏兵，殲敵數萬。“（諸葛）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明年春，復欲出軍。”(36)企圖攻占淮南，作為進軍中原的跳板。他不顧群臣的反對，“違眾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眾”(37)，發動了孫吳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進攻戰役。大臣聶友指出此番發兵的時令不對，到達前線后正逢夏天。“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茍任盛意，私心以為不安。”(38)諸葛恪仍然不予理會。“三月，恪率軍伐魏。夏四月，圍新城。”(39)開始攻擊重鎮合肥新城。曹魏權臣司馬師聽從了虞松的建議，將主力屯駐在壽春，“敕毌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40)只留下合肥三千多人守城來消耗敵兵，聽任敵人圍攻而不予救援。吳軍九十多天苦攻合肥新城不下，正值酷暑時節，衛生條件又差，“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涂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諸葛）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41)最后僵持到八月，魏國得知吳軍多有疾病，又非常疲憊，開始出兵反擊，而諸葛恪已經無力再戰，只得下令撤退。“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42)據孫亮本傳記載：“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43)是說吳軍還沒有和魏軍主力交戰，二十萬人馬就因為疾病而損失了一多半，最后慘敗而歸，政敵孫峻利用吳國臣民對諸葛恪的不滿發動了政變，將他殺害并誅滅全家。后來孫休即位后為諸葛恪平反，有些大臣請求為諸葛恪立碑銘刻功績，博士盛沖表示反對，雙方爭論不休。孫休表態說：“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托孤之任，死于豎子之手，不可謂智。（盛）沖議為是。”(44)表示諸葛恪在夏天出征又打了敗仗，是犯下了很低級的錯誤，不值得歌頌功績，于是結束了這場爭論。后來華覈批評諸葛恪：“強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眾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45)

盛夏出師的另一個失敗的例子是正始五年（244）的曹爽伐蜀之役。朝廷在當年二月下詔命令曹爽征蜀，曹爽在三月到達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46)王平本傳則云：“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余萬向漢川，前鋒已在駱谷。”(47)這應該是加上運輸輜重給養的大量民夫，共有十余萬人。魏軍進入駱谷后恰逢暑熱，行路艱難，又遭到對方頑強的阻擊。“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48)曹爽還要繼續增兵，但此時不要說作戰的將士，就是后勤部隊也被惡劣的自然環境折磨得面臨崩潰。“是時，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里，賊因山為固，兵不得進。”(49)最后司馬懿警告雍涼都督夏侯玄：“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平路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徼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50)夏侯玄聽了心生畏懼，急忙轉告曹爽，曹爽才被迫下令撤退，結果又遭到蜀軍的截擊，因而部隊損失慘重，引起民怨沸騰。“費祎進兵據三嶺以截（曹）爽，爽爭崄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死失略盡，羌、胡怨嘆，而關右悉虛耗矣。”(51)此后曹魏接受了教訓，鐘會、鄧艾伐蜀，就是在秋季發兵，冬季入蜀作戰，避開炎熱的夏季。

三、颶風對火攻和水戰的影響

對戰爭影響較大的氣候因素還有颶風。杜牧詩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赤壁之戰時，周瑜的孫吳水師停泊在長江南岸的赤壁山，曹操大軍屯駐在對岸西北的烏林。吳軍使用黃蓋的詐降計火攻曹營，“去北軍二里余，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柴。”(52)如果不是借助于猛烈的風勢，這一計策恐怕很難如此完美地實現。裴松之認為曹操在赤壁之戰中失敗，有著很大的偶然性，如果不是遇到疾疫流行和冬季里反常出現的東南風，他的兵力不會遭到那么嚴重的損失。“至于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實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為之，豈人事哉？”(53)此外，三國時期另有一場著名的火攻戰斗，即夷陵之戰中陸遜的火燒連營。蜀軍的營寨“乘高守險，難可卒攻”(54)，吳軍曾經做了進攻的嘗試，結果以失敗告終。“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55)陸遜卻說他已經找到破敵之術，那就是蜀軍的營地為了躲避暑熱，多修筑在叢林茂盛之處，因此容易遭受火攻。《六韜》稱火攻的條件是“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風”(56)。而此時的蜀軍恰好符合這些條件，于是陸遜暗令全軍，“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營。”(57)吳蜀兩軍是東西對峙，陸遜此番的火攻，也是借助于東風勁吹，直向敵營，這才得以獲取成功。

另一方面，颶風對于水戰舟船的運行、停泊也有重要的影響。它會使船只難以駕馭操縱和改變航向，甚至摧毀篷帆和桅桿，導致船只傾覆和兵員傷亡。據董襲本傳記載，建安十八年（213）初，曹操大軍再越巢湖，兵臨長江。孫權率師迎戰，“使（董）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樓船是檣櫓高大的戰船，望之如樓，是大江中戰斗力很強的重型戰艦。不料天氣驟變，“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部下勸董襲乘小船逃走，但是他堅守崗位，嚴詞拒絕。“（董）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于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58)這支強勁的艦隊沒有毀于敵手，卻在風暴的打擊下破敗殆盡。

黃初三年（222）九月，魏文帝下令三道征吳，“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東將軍臧霸出洞口，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軍曹真、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左將軍張郃、右將軍徐晃圍南郡。”(59)其中揚州都督曹休率領東路水軍，從壽春經淮河入中瀆水（今京杭大運河江北段），至江都（今江蘇揚州市江都區）進入長江，溯流而上至洞口（亦稱洞浦，今安徽和縣西），準備伺機渡江。孫權派遣呂范率領“五軍”，即五支部隊應敵，“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曹）休等于洞口。”(60)雙方軍隊隔江對峙。在十一月的某日，突然東南風大起，吳軍戰船固定在岸邊的纜繩被紛紛刮斷，漂向江中。“值天大風，諸船綆紲斷絕，漂沒著岸，為魏軍所獲，或覆沒沉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61)結果損失慘重，“船人覆溺，死者數千。”(62)據史書記載，“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63)還未經歷戰斗，吳國的水軍就折損了一半的兵力。當時魏文帝接到戰報非常興奮，馬上命令曹休等將領乘勝渡江，但是魏軍動作遲緩，以致上游賀齊率領的援兵趕到，穩住了吳軍的陣勢。“詔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64)賀齊所部的吳國水軍裝備精良，尤其是巨艦的聲勢震懾住了魏軍，使他們撤銷了渡江的計劃。“（賀）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干櫓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沖斗艦之屬，望之若山。（曹）休等憚之，遂引軍還。”(65)

黃初五年（224），魏文帝興兵十余萬至廣陵（今江蘇揚州市區），本來打算渡江作戰，卻遇到惡劣的天氣。“帝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66)據大臣鮑勛追述，當時的勁風把曹丕乘坐的大船吹向了吳軍據守的南岸，魏國文臣武將都害怕船只覆沒或擱淺被敵人俘獲，從而心驚不已。“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圣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戒。”(67)幸虧后來風勢漸緩，曹丕的船只得以返回北岸，避免了不測之禍。

四、霖雨及干旱對戰役的作用

影響作戰還有連綿不斷的霖雨，在這種情況下部隊的行軍作戰和給養運輸都會受到嚴重的妨礙，以致被迫取消戰役行動。其例可見曹魏太和四年（230）伐蜀的“子午之役”。當年七月，魏明帝下詔令大司馬曹真、大將軍司馬懿征蜀。“（曹）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溯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68)胡三省注：“‘武威’恐當作‘武都’，否則‘建威’也。”(69)當時蜀國的形勢危急，諸葛亮統兵數萬在漢中嚴陣以待，為了保險起見，他從后方又調來了援兵，“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諸葛）亮命（李）嚴將二萬人赴漢中。”(70)恰巧遇到了持續降雨，“會大霖雨三十余日，或棧道斷絕”(71)，使曹真和司馬懿的部隊在中途停住了腳步。魏國的幾路大軍進退兩難，朝內大臣華歆、楊阜、王肅等紛紛上奏，請求撤兵。其中王肅提到魏軍的窘境，“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眾逼而不展，糧縣（懸）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逾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72)魏明帝考慮再三，決定退兵，蜀國也因此避免了一場惡戰。

連日降雨固然對作戰不利，但是久旱無雨，也曾對戰爭的勝負產生過決定性的作用。甘露二年（257）五月乙亥，諸葛誕在壽春反叛，“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余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谷足一年食，閉城自守。”(73)吳國又派遣全懌、全端等率三萬兵入城支援，城內將近有二十萬人之眾。司馬昭率領魏國全部的機動兵力前來平叛，“大將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眾，臨淮討之。”(74)司馬昭見敵人兵員眾多，城池堅固，如果強攻必然會造成大量傷亡，所以決定在城外修建深溝高壘的工事，準備困死諸葛誕的叛軍。“使（王）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里再重，塹壘甚峻。”(75)淮南地區春夏多雨，加上淮河的泛濫，當地的城圍經常會因此而坍塌，諸葛誕看了魏軍的修建工程后嘲笑不已。見干寶《晉紀》：“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筑圍也，（諸葛）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76)可是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年淮南偏偏是持久的大旱，從五月到第二年的二月連一滴雨也沒有下。城里的叛軍糧餉告盡，無奈之下，只好沖出城來進攻魏軍的工事，希望打開一條通道好逃往吳國。不過魏軍的圍墻修筑得十分堅固，“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傷者蔽地，血流盈塹。復還入城，城內食轉竭，降出者數萬口。”(77)最后司馬昭只付出了很小的傷亡代價，就攻陷了壽春城，殺死了諸葛誕。最為吊詭的是，城池陷落的當天，突然降下暴雨，把魏軍此前修造的圍墻壁壘統統沖毀(78)。看來連老天爺都在幫助司馬昭打勝仗，諸葛誕要是活著見到這幅情景，估計不被氣死也得氣昏了。

五、順應天時，趨利避害

如上所述，“天時”，即天氣與時令是制約戰爭的眾多條件之一，從古至今一直對戰斗行動施加著重要的影響。將帥在運用謀略的時候，“天時”是制訂作戰方案必要的參考依據。他們要想打敗敵人，就得深刻地了解自然界的變化規律、戰場地理環境的特點以及敵我雙方的實力對比。如孫武所言：“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不窮。”(79)《六韜》亦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80)由于時令和氣候屬于不可控制的因素，國君和統帥遇到天氣惡劣的情況，必須要趨利避害，及時停止并撤出戰斗。如黃初四年（223）三月，魏文帝曹丕下詔罷江陵之役時，列舉了古代類似的戰例，作為撤兵的理論依據。“昔周武伐殷，旋師孟津，漢祖征隗囂，還軍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今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81)前述曹真的“子午之役”遇到霖雨，大臣華歆上疏請求朝廷撤兵，魏明帝曹睿報曰：“諸將以為不一探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窺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82)隨即下令曹真退兵。

若是遇到天時不利，而君主執拗非要出兵，臣下往往要冒死進諫來勸阻。例如《魏略》記載：“太祖（曹操）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愿行。”曹操得知后很生氣，“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丞相主簿賈逵對三位同僚說：“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83)于是聯名上奏，請求罷兵。曹操大怒，將為首的賈逵關進監獄，后來氣消了才下令將其釋放，并恢復了他的職務。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蜀國，夷陵之戰前夕，秦宓上奏劉備不要出兵，也被逮捕入獄，后來罰沒財物放他出來。“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吳，（秦）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后貸出。”(84)

不過，面對惡劣的氣候條件，也有將領克服困難、堅持作戰并最終取得勝利的戰例，這就是曹魏景初二年（238）司馬懿征遼東之役。據《晉書·宣帝紀》所載，司馬懿在打敗叛軍、圍攻公孫淵據守的襄平城（今遼寧遼陽市）時，遇到了連日陰雨和洪水，“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引起了軍隊的恐慌，部下紛紛要求移營到高處以避水。司馬懿卻下令堅守原地不動，“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城中的叛軍乘雨出來砍柴放牧，魏軍將領們想要出兵搶掠，也被司馬懿阻止。部下陳珪很不理解，問他為什么不愿出戰，司馬懿回答說：城中的叛軍和民眾人數很多，糧食卻很少，而我軍恰恰相反。“今賊眾我寡，賊饑我飽。”自從離開京師洛陽，我不擔心和叛軍交戰，只是害怕他們逃走。現在敵人的糧食快吃完了，而我軍的包圍尚未形成。如果出兵搶奪他們放牧的牛馬，抄掠砍伐的柴草，會促使他們逃跑而難以聚殲。“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叛軍憑借人數眾多和連日下雨無法攻城，所以雖然饑困，卻不肯投降，應當表現出我們的無能來讓他們安心。“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85)這才說服了部下。

朝廷得到魏軍進攻遇雨受阻的消息，大臣們都向皇帝奏請撤兵。魏明帝不同意，對他們說：“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矣。”(86)過了幾天雨停了，司馬懿立即指揮部隊合圍襄平城，“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橦，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87)公孫淵抵擋不住，用計詐降又被司馬懿識破，只得在夜間突圍而走，結果被魏軍追擊消滅。司馬懿勝利入城，圓滿地結束了這次遠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