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負增長趨勢已經形成,超過一半人口面臨“人挪活”抉擇。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5年我國人口總數相比2024年減少339萬人,同時城鎮常住人口增長1030萬人,這“一增一減”的現實充分說明鄉村居民還在大批涌入城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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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這場“搶人大戰”中,有些城鎮明顯落在下風。就拿前幾年網友熱炒的“躺平圣地”鶴崗來說,曾經我們以為這個房價超低的東北小城,一定可以吸引很多自由職業者或者不愿內卷的朋友定居,可是鶴崗近幾年的常住人口還在持續減少。
“躺平圣地”為什么就是留不住人,背井離鄉的朋友為什么會選擇“四核兩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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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8億人次,這個寫在2026年春運預測報告上的數字,本身沒人太驚訝。
中國人過年回家這件事,早就把春運變成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周期性遷徙。
但讓北大聯合大數據實驗室那些研究員真正坐不住的,是數據背后冒出來的另一個趨勢:北上廣深這四個曾經“只進不出”的超級城市,二十年來頭一回同時出現常住人口負增長,而且不是短期波動,而是集體“掉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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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北上廣深像巨型吸塵器,不挑食,只要是愿意來的人,從工廠流水線工人到辦公室小白領,統統吸進去。
在人口紅利期,人頭就是生產力,城市越大越值錢。
可這幾年“底層代碼”變了,老齡化越來越快、新出生人口越來越少,年輕勞動力的池子在變淺,城市不可能再無底線兜人,只能在存量里挑。
于是吸塵器變成了篩子,高學歷、高技能的往里留,低技能、承載不起高房租的人,慢慢被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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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轉向不是簡單的“嫌窮愛富”,更像是城市發展階段的變化。
當基礎設施、產業體量上到一定臺階,單純堆人頭對GDP的邊際貢獻開始降低,反而是技術含量、創新能力、產業附加值成了關鍵。
篩子的網眼由什么決定?其實就是當地的產業結構,搞芯片、金融、高端制造的地方,自然更偏愛有技術、有經驗的“腦力+熟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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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店服務、外賣、快遞這些崗位,如果周邊中小城市、縣城也能提供,人就不必非擠在一線。
結果就是,傳統意義上“體面”的普通白領,工資增長開始趕不上房租物價,技術藍領反而越發吃香。
有真本事的電工、焊工、機修工,在不少制造業發達地區的收入,已經超過一大批寫PPT、做表格的辦公室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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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輪春運的數據還顯示,越來越多在一線城市打拼的人,不再把“留下來”當唯一選項,而是開始認真盤算。
回二三線、回省會、甚至回縣城,是不是更劃算。
春運不只是“回家過年”的車票,更像一份全國人口流動的體檢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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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視角從個人拉到全國,就能看出更清晰的棋局輪廓。
如今全國布局了19個城市群,承載超過七成人口,其中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長江中游五大核心區域,就像棋盤上的五個“天元”,聚集了產業鏈、交通樞紐、教育醫療等關鍵資源。
春運預測里,近一半的人流出發點,就集中在這幾個大都市圈。
說明人工作、生活的常態,已經大多圍繞這些區域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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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和前些年“只往東部沿海擠”“只往一線靠”不同的是,新一輪數據明顯顯示,人口涌入高度集中的城市在變少,從2024年的9個,到2025年的6個,再到2026年只剩2個,說明“大家蜂擁向同幾座城”的時代正在減弱。
中西部和中游地區的一些“二線甚至強三線”城市,變成新的落腳點:武漢、合肥、成都、重慶,頻繁出現在新工廠、新研發中心、新總部基地的名單里。
產業轉移是最重要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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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沿海成本高,土地、用工壓力大,一部分制造環節、倉儲物流、后臺服務中心開始往內陸疏解,帶動的是配套企業和就業崗位一起過去。
比如芯片上下游、汽車整車和零部件、新能源電池、光伏設備,這些產業都在向長江中游、成渝、河南安徽一帶布局。
對普通打工人來說,選擇就很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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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只能“離鄉背井”去沿海一線,現在可以考慮“離家兩小時高鐵”的省會或區域中心。
既有工資,又不用承擔一線的天價房租和地獄通勤。
以武漢為圓心的長江中游城市群正在長成一個新的高地,上游連著重慶、成都,中游接宜昌、岳陽,下游再往九江、安慶、南昌延伸;再往北看,石家莊-鄭州-武漢-長沙這一條城市帶,把華北和中部連成了一條人流、物流、產業流的“南北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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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地方不一定有北上廣深那樣耀眼的名氣,但每一座能提供穩定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崗位的城市,都在變成“新磁鐵”。
這時候再看春運,就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結構性變化。
人從大城市群里“散”回去的方向,不再是一窩蜂扎向某一個特定超大城市,而是沿著交通網絡像毛細血管那樣分散到各級節點——省會、區域中心、地級市、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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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臺依然強勢,但越來越多人的目標,變成了“在一個離家不太遠、發展也不錯的地方安頓”。
對城市規劃者來說,壓力不再只是“怎么擴容一線”,而是“怎么讓更多二三線城市具備承接產業和人口的能力”,這就是棋盤重新洗牌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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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線、強省會的起落相比,縣城身上的變化反而更容易被忽視,但這一次春運預測里,縣城出現的頻率明顯增加。
2026年,國家正式把“以縣城為重要載體推進城鎮化”寫進“十五五”規劃,配套出臺了專門意見,釋放出一個很明確的信號:縣城不再只是大城市的“附庸”和農民進城的終點站,而要變成承接產業、公共服務的重要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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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龍港是典型例子,這個從“鎮”直接改成“市”的地方,靠靈活的營商環境和輕裝上陣的體制,連續幾年GDP增速在4.7%左右徘徊,吸引了不少中小制造業和創業者。
零門檻落戶、“城市合伙人”等制度,說白了就是歡迎各路有本事的人來一起做生意、搞項目。
再看山西運城鹽湖區,從2020年92萬人常住人口,到2024年破100萬,短短四年凈增8萬。
對北上廣來說不算啥,但對一個原本“留不住年輕人”的地方來說,是非常明顯的逆轉:人開始回來了,而且能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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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在給縣城、地級市“加碼”,不少東部城市也在通過放開落戶,把資源往周邊攤開。
杭州、蘇州、寧波等地推行“租房即可落戶”,流程極簡,當天申請當天辦結,落完戶子女就近入學、醫保社保直接銜接,真正在制度層面弱化“戶口高低貴賤”的門檻。
這樣一來,很多原本在大城市打工的年輕人,會發現另一個選項:在主城周邊的縣級市或新區租房、落戶,享受基本公共服務,又能避免主城的高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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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西部來說,如果能把產業園區和縣城公共服務同步升級。
從春運這次“106.8億人次”的流動來看,很多人不是簡單“回老家待幾天再殺回一線”,而是趁著春節認真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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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縣城、附近的地級市、省會,哪里工作機會合適、生活性價比更高,將來要不要干脆遷過去。
人口流動的模式,從“單線奔赴大城市”變成“多點嘗試、分層落地”。
在這種結構下,問題也發生了變化。
與其糾結“該不該去一線”“一線還有沒有機會”,不如反過來問自己:無論去哪,有沒有拿得出手的一技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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